她们“不婚” ，自由中等待真爱
受过良好教育、经济独立、爱好广泛……不想结婚。拥有这些特质的“不婚族”在中国与日俱增，为何不婚族中以女性居多？她们如何看待婚姻和爱情，又怎么面对一个人的生活？（插图/何汉聪）
文/陈婧图/何汉聪, 卢芳楷
来自/联合早报
“男人买了房就有勇气结婚，女人买了房就有勇气单身。”
33岁的郑虹（化名）一年前刚在深圳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子，这让她更坚定了一个人过日子的决心。在这名软件公司客户经理看来，婚姻只是一纸经济合约，“如果我自己能过得好，就没什么必要结婚”。
郑虹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坦言，她几年前还会以结婚为目的去积极结识异性，但近年来频频听到朋友婚后的不幸经历，让自己对婚姻的期待一降再降。“很多外人眼中的好老公，后来都被发现出轨；已婚女性对丈夫的期待也逐渐变成搭伙过日子，生了小孩以后压力就更大了。”
上一段感情结束至今已有四五年，期间郑虹陆续和几个人约会过，但都没有发展为长期关系。她自嘲大家都是“打工人”，每天光是工作就忙得焦头烂额，“朋友聚会都只能约在晚上10点以后，哪里还有时间谈恋爱？”
大城市让郑虹更难找到伴侣，但也为她提供更自由的空间。忙碌的工作让同事们只顾各扫门前雪，几乎没有人介意她结婚与否。虽然一个人偶尔会觉得孤单，但郑虹还有许多事可做——看电影、逛展览、去美容……最近还报了个绘画班，借机结交新朋友。
一个人生活偶尔会觉得孤单，但郑虹还有许多事可做——撸猫、逛展览、看电影或去美容。（受访者提供）
像郑虹这样的“不婚族”在中国与日俱增，其中又以女性居多。她们多数年过30，受过良好教育且经济独立。选择不结婚，既是出于相信没有婚姻也能过得很好，也因为她们在婚姻中看到的弊端多于益处。
“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一旦结婚，这些爱好可能都要舍弃。”在采访周依莲的过程中，她反复强调，担心结婚会让自己变得“不自由”。
在陌生人眼中，33岁的周依莲（化名）是福建泉州一名普通公务员。但点开微信朋友圈，就会发现她的多重身份：古筝演奏者、舞者、裁缝、cosplayer（角色扮演者）……这一切都缘于她11年前迷上台湾“霹雳”系列布袋戏。周依莲不仅把自己装扮成剧中角色出席同好活动，还为此自学缝纫、绘画、古筝和舞蹈，以便更贴近角色气质。
独特的爱好让周依莲在网上结识了天南海北的“霹雳道友”，也缓解了她和同龄人找不到共同语言的不安。她说，周围的朋友大多已经结婚生子，聚会时聊的话题她总是插不上嘴。相比之下，和拥有同样爱好的网友更能聊得来。
穿洛丽塔洋装拍照是周依莲的爱好，这套行头中的项链、手套、扇子和假发都是她自己制作的。认为结婚后没时间维持个人爱好，是她最大的担忧。（受访者提供）
不过，“道友”们结婚生子后往往不再参与活动，还能全情投入的多数都还单身，这让周依莲愈发不想结婚，“女性结婚以后，就被要求全身心投入家庭和育儿。周围已婚的朋友都觉得失去了个人自由，如果我结婚了，没有时间维持现在的爱好，要怎么办？”
全国结婚率六年来持续滑坡
年轻一代对婚姻的态度由向往转为恐惧，直观地反映在结婚率下跌。中国民政部数据显示，过去六年全国结婚率持续滑坡，从2013年的9.9‰一路降至2019年的6.6‰。从地域来看，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结婚率越低。2018年全国结婚率最低的地区是上海市和浙江省，广东、北京和天津的结婚率也相对较低。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校长讲座教授杨李唯君受访时指出，随着教育程度提高，更多女性经济独立，婚姻不再像过去那样是女性的必需品。如今更多女性想追求职业发展，但由于职场对女性的歧视有增无减，令她们难以兼顾职业和婚姻，有人选择为了事业而推迟结婚。此外，大城市的便利设施和丰富活动，让人们更愿意享受娱乐与消费，这也可能导致年轻一代延迟甚至舍弃婚姻。
结婚率走低的同时，离婚率逐步攀升，从2010年的2‰增至2019年的3.4‰。杨李唯君注意到，多数离婚申请都由女性提出，“这可能是因为传统的性别角色没能跟上中国女性的地位提高，男方或婆家仍然期待女性包揽家务和育儿，女性得肩负家庭和职场的双重任务”。
重庆市协和心理顾问事务所所长谭刚强认为，中国近年来的城镇化进程加速了人口的流动，年轻人不再像父辈那样在一个城市终老一生。工作和生活漂泊不定，也令更多人把婚姻视为负担而非保障，这在人口流动性高的一线城市尤为明显。
即便是已在深圳购房的郑虹，也打算在一两年内申调到其他城市，感受不同的生活。对于以后会在哪里养老，她还没有确定答案，但她确信结婚生子不是养老的“安全牌”。
“虽然有个人在身边，出了什么事有照应，但如果得了慢性病，也不能保证伴侣就会照顾你几十年。养儿防老就更扯了，不是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吗？我看我们这一代人以后都会进养老院，没准还没到那时就意外猝死了。与其为几十年后的事担心，不如活在当下。”
学者：教育程度超越男性，女性越难找到合适伴侣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14亿人口中有6.85亿人是女性，比男性少了3000多万。不过，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女生占比达52.5％，比重高于男性。杨李唯君指出，中国女性普遍希望嫁给比自己学历和收入更高的男性，但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超越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寻找合适的伴侣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同在上海工作的建筑师乔伊（化名）也发现，过了30岁以后，她的市场“行情”直线下跌。“多数和我年龄接近，条件又不错的男性都倾向找30岁以下的女生。愿意和我见面的，多是年龄更大或条件没那么好的人。”
33岁的乔伊受访时说，过去她的生活一直顺顺当当，但没在30岁前像多数同龄人那样完成婚姻大事，对她打击很大。她开始频繁地参加相亲活动，但迟迟没有遇到心仪的对象，这让她怀疑自己性格有问题，甚至陷入焦虑。
乔伊每年都会出国旅行，她决定如果再过10年还没结婚，就搬到其他国家生活，或换一份完全不同的工作。（受访者提供）
不过，乔伊随后发现其实周围有不少优秀但未婚的女性，她也逐渐找回自信。在相亲市场上身经百战，让她更明确自己要找的是什么样的伴侣，并为此做出妥协。“原来一直觉得自己是被选择的一方，其实只要我愿意降低条件，我就有更多选择余地。”
乔伊笑着说，自己过去重视颜值，希望对方高大帅气，“现在就算个子比较矮，头发没那么多，甚至秃头我也可以接受。最重要的是两个人价值观相符和经济条件匹配。”
她也澄清，自己并非坚定的“不婚族”，只是还没有碰上合适的人。虽然不追求“真爱”，但乔伊认为，还是要找个能长久过日子的人。如果为了结婚而结婚，最终可能是以离婚收场。
和许多上海白领一样，乔伊每年都会出国旅行。她已经计划好，如果再过10年还是没结婚，就会搬到其他国家生活，或是换一份完全不同的工作。“如果没办法获得婚姻这种体验，我还可以用其他方式来丰富我的人生经历。”
父母催婚最苦恼
去年初冠病疫情期间，郑虹在厦门老家居家工作了两个多月。与父母朝夕相处的这段时间，不仅每天被催婚，还被家人拉到公园相亲角落去征婚，令她哭笑不得。
郑虹说，母亲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女儿迟迟没结婚令她十分烦恼。父亲原本很少催婚，但此前生病住了一次医院，让他开始担心如果女儿也遇上同样情况，就没人照顾她。不过，郑虹认为即使结婚也解决不了问题：“在深圳大家每天忙得见不着面，就算要做什么手术，老公恐怕也没办法一直守在身边照顾。”
决定不结婚后，郑虹最苦恼的就是如何与父母沟通。每次和家人聊天时她都提心吊胆，担心什么话题都会扯到结婚上。她还记得有一次买保险时，正在考虑受益人填谁，就因此被母亲数落：“别人都是填配偶或子女，就因为你不结婚，才不知道要填谁。”
除了耳提面命，父母也不时为郑虹介绍相亲对象，但多数人都不符合她的要求。郑虹对此也很反感，但她知道如果抗拒，又会惹得父母不高兴，于是就采取“冷处理”：加完对方微信后互不聊天，或聊了几句就不再继续，彼此成为“通讯录里的陌生人”。
尽管对成家生子并不期待，但郑虹心里明白，只要她一日不结婚，就得面对家人的催婚。说到这里，她叹了口气：“如果我有一天真的结婚，那一定是因为家里的压力太大。”
乔伊也一度和郑虹一样，面对家人的不解和催促。乔伊的父母甚至后悔太早为她在上海买房，认为如果她没有房产，在相亲对象看来就不会那么高不可攀，或许会更容易嫁出去。
不过，这个情况在乔伊的父亲到上海短住之后有了改变。她说，父亲到上海参加一个同乡会，发现许多同龄人在当地的子女都还单身，而且上海本地的未婚女性也不在少数，慢慢就接受了这个现实。
乔伊说：“小城市思想比较保守，单身者往往被认为是异类，周围人的异样眼光给父母造成压力。当他们知道这个情况在大城市很普遍，就会觉得这是正常的，不再那么担心。”
谭刚强建议面对家人催婚压力的年轻人寻求第三方协助，例如父母相对信任的亲戚朋友，或有一定权威的专家。他曾帮助一些大龄未婚者调解与父母的关系，认为从旁观者的角度分析情况并给出建议，更容易被长辈接受。
他也指出，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念，让不少父母自作主张为子女征婚，这从各地公园的相亲角落聚集的都是家长就可见一斑。“父母如果想当然地把自己当做救助者，往往会引起子女的逆反心理。他们如果能通过深入沟通，理解孩子对婚姻的态度，设法消除他们对婚姻的偏见和误解，反而有助缓解年轻一代的恐婚情绪。”
“感觉不对”就不结婚
曾经有两次结婚的机会摆在李妙（化名）面前，但她思索再三，还是回绝了求婚，因为“感觉不对”。
两个求婚者中，一个家境富裕，希望李妙婚后能当全职太太，但她觉得自己不够爱对方，辞职在家无异于给他当保姆。另一个求婚者令她心动不已，却是个花花公子，她担心对方婚后会继续拈花惹草，最终也没答应。
金钱和心动都不足以让她踏入婚姻，李妙追求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她在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会说：“我想要一份长长久久的感情，希望两个人都能100％爱和关心对方。有朋友说我太‘作’，恋爱观还像学生一样，但工作和生活中已有太多事身不由己，只剩感情可以自己掌控，就让我再坚持一下吧。”
40岁的李妙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一家跨国公司担任产品经理。和多数上海单身白领一样，她并不为独自生活而担心，也已经做好和朋友一起养老的打算。不过，她依然通过朋友和家人的介绍去相亲，希望找到一个能长久相伴的人，“如果没有合适的，结不结婚都无所谓。”
不过，随着年龄增长，李妙的择偶对象也变得越来越少，这让她越发意识到婚恋市场对女性不公平。“男性的吸引力不会随年龄增长而减退，他们到了30多岁，还可以找20多岁的小女生。但女性如果没有在25岁之前嫁出去，之后要找对象就越来越难。再说，一个‘A级’男性可以匹配ABCD级女性，而女性如果嫁给比自己条件差的男性，就会被说成‘下嫁’，我们的选择范围比男性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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