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53人涉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 香港泛民何去何从？
联合早报网报道：香港警方昨天拘捕53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民主派人士，指他们涉嫌犯下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也是《香港国安法》实施至今，当局最大规模的一次拘捕行动。
一众泛民主派人士如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后排左一）、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排中）去年7月为泛民主派初选举行街头造势活动。（法新社）
有受访学者认为，北京去年一早就警告初选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但泛民仍然坚持举行。所以，当局从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权威考虑采取拘捕行动，不排除未来还会有人被捕。
泛民经此一击后，会不会一蹶不振，还是以此作为转型的契机，成为一个“忠诚反对派”继续立足香港政坛，这个课题受到关注。
香港反修例抗争于2019年6月爆发后，一向属于香港政治光谱中较弱势一方的泛民，突然变成焦点，无论是政治能量、支持度、或者讨论度都直线上升。在声势最高峰时期，泛民在2019年11月底的区议会选举中，一举拿下全港18个区议会中的17个，震撼香港建制派与北京。
约60名泛民阵营的香港区议会当选人，前年11月25日在区选结果公布后前往香港理工大学，声援仍躲在校园内的反修例抗争者，呼吁警方撤除包围。（路透社）
不过，自从《香港国安法》去年6月推出后，泛民的政治地位开始不断被动摇：先是该法例通过当天，部分泛民本土派组织相继宣布解散或停止在港活动，其中包括黄之锋所属的香港众志等；之后在7月底，黄之锋等12名泛民人士，被取消同年9月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参选资格（在香港俗称被“DQ”）。
港府表示，该决定是根据《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作出的。
香港街头的一面《香港国安法》的公共告示板。（法新社）
去年8月，向来高调支持泛民的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因违反《国安法》被捕，其创办的《苹果日报》办公室也被警方搜查。随后，不少泛民人士相继被捕，当中也有些因担心被捕，而远走国外寻求政治庇护，包括目前在英国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
但真正让泛民元气大伤的，是去年11月宣布集体总辞一事。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在此不赘述。不过，摆在眼前的事实是，泛民自此几乎在立法会全军覆没，总数70人的香港立法会如今只剩下43名议员，其中41名属建制派。
这意味着，代表香港社会某部分声音的泛民，失去了立法会与议会斗争的舞台，也可能失去了一些民意的支持。
经常在香港媒体上，代中联办解说政策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去年12月底就此撰文指出，对于泛民或从政人士来讲，所谓出路，主要是参选获取议席。泛民如果没有议会席位，失去议会平台，就没有政治能量可言，就等于是“亡党”。
其实，他传达的信息很明确：如果泛民失去议员的头衔和光环，就会失去社会影响力，也就不会有人会理他们。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昨早被捕后，被押往至马鞍山警署。（彭博社）
从香港社会对于大批泛民人士昨天被捕的反应来看，卢文端的观点相等于一种“预言”。比如，事件发生至今，泛民内部都没有任何团体申请集会示威。再者，也没有任何民众上街声援这些被捕人士。
对比之下，在反修例期间，泛民每每举行游行集会都有上千上万人参与，上述情景从侧面反映了泛民阵营的影响力、政治能量都已大幅锐减，长此以往，今后恐怕难以在香港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
不过，卢文端也指出，泛民在香港社会上有一定的代表性，不会被边缘化，“这是香港的政治现实”。
他去年8月在《明报》评论文章中，引述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的谈话说，北京制定《香港国安法》绝对不是把“泛民阵营作为一个假想敌”，而是聚焦打击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
对此，卢文端建议泛民朝“忠诚反对派”方向调整。
他说，“忠诚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源于西方，其主要特征是在野政党虽然反对执政党的执政纲领或政策，但忠诚于现行的宪政体制，不会挑战现存宪政体制的合法性，不会引入外来势力干预本国内部事务；“忠诚反对派”的理念对香港的泛民有启示意义。
他并表示，北京当然希望泛民能够成为香港的“忠诚反对派”，希望泛民忠诚于“一国两制”的宪政体制，不要寻求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
杨岳桥（前排左一）、梁继昌（左二）、郭家麒（右二）和郭荣铿（右一）去年11月11日被港府褫夺立法会议员资格，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中）与其余泛民主派议员即宣布在隔天集体辞职。（路透社）
同样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早前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也认为，北京并非想全面封杀香港反对派，一直有给予空间，故泛民日后仍然可以继续当反对派，但不能有颠复国家政权的行为。
这些都是代表北京方面对香港泛民的喊话，但是泛民是否认同北京所定下的“忠诚反对派”的标准？他们是否能够认同现存宪政体制，包括《香港国安法》落地后的宪政体制？以及更重要的是，泛民“转型”后是否还能取得其传统支持者的认同？如果失去社会支持，他们同样也会失政治舞台。对香港泛民来说，两条路都不好选择。其他的路又是什么呢？未来港人又会通过采取哪些政治渠道来抗争？这些问题，正越来越突出的摆在香港政坛与社会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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