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届：八十年代再回首（83~85年）

八十年代再回首

1983 

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四个主持人都是知名艺术家

1983年，中国猪年。我的本命年。记忆之中，本命年没有什么好事。

有一件事，让我难过了几天。1983年2月4日，一位美国歌手死了。她叫卡伦·卡彭特，全球知名的美国流行歌手。这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通俗歌手，以她独特的醇正音色影响了世界。她演唱的歌曲《昨日重现》《世界之巅》已成旷世经典。然而，年纪轻轻的卡彭特却因减肥而患神经性厌食症，是日突然辞世。当时的报纸，仅在角落里登了一条短短的文化新闻。那个年代，我只喜欢两个女人，一个是邓丽君，一个就是卡彭特。十几年后，当邓丽君在泰国突然去世的时候，这种悲痛的心情，亦曾无法言表。

卡伦·卡彭特《昨日重现》

这一年，冷战尚未结束，世界并不太平。1983年3月8日，好莱坞演员出身的美国总统里根，公开称呼苏联为“邪恶帝国”。同月，里根总统又推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这个“拦截导弹”的太空技术，生生将苏联拉入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从而使苏联元气大伤。

美国人在忙，苏联人也不闲着。几个月后，苏联人用Su-15战斗机的导弹击落了大韩航空007号民用航班。据苏联人的说法，该民航客机偏离航道飞进了苏联领空，其目的是为美国人“刺探军情”。该机经警告无效而被击落在库页岛西南方，机上乘客及机组人员269人全数罹难。

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在首次高度肯定农村联产承包制

当年，美苏两国，几乎是这个世界的电磁的两极，相互制约，维系着这个星球的脆弱平衡。这一年，只有一件事令人兴奋。美国人主导的TCP/IP协议取代了旧的网络协议，从而成为今天互联网的基石。这个协议，让我们今天知道了，计算机通信协议中的IP是个什么东西？！

1983年，绍兴，工人们正在往船上搬运绍兴酒。斋藤康一摄

中国人似乎并不想做“第三极”。按小平的说法，中国人应该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因为，中国需要将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特别需要一个适合发展的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因此，中国积极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以牵制苏联和东欧集团；另一方面，勃烈日涅夫死了，安德罗波夫上台，中苏关系里的意识形态成份，似乎有转淡的迹象，发展正常和睦的国家关系，已成为政治家嘴里的常用词。

1983年7月1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

这一年，胡耀邦还以总书记身份访问了日本，拉开了“中日青年大联欢”的序幕。中国人着力打理国际关系的真实目的，这是因为政治家们必须眼睛向内，解决一系列的实际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国社会也出现了种种变化，各种文化思潮蜂涌而至。如何把握发展方向，防止各种干扰，平稳地前进，已是头等大事。

1983年3月7日，中国的媒体报道了一个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先进典型”。她叫张海迪，一个残疾人。张海迪因奋发自强而荣获“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当时，《中国青年报》通讯的标题是《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该文称其为“八十年代新雷锋”，中国的“当代保尔”。

张海迪，1955年9月生于济南。她5岁时因患脊髓病，胸部以下全部瘫痪。她从童年时代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自学，先后读完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程。张海迪15岁时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莘县的一个贫穷山村，然而，她不惧怕艰苦生活，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奉献自己青春，为山村里的孩子们教书。同时，她克服种种困难学习医学知识，热心地为乡亲针灸治病，仅在莘县期间，就无偿地为他人治病一万多人次，受到广泛赞誉。

后来，张海迪还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疾病和困难，精益求精地进行创作，写下了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绝顶》，并翻译了《海边诊所》《丽贝卡在新学校》等外国作品。张海迪因此而成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作家、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随处可见盘地读书的人们。刘香成摄 

其实，1983年的中国，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张海迪，有着深刻的社会时代背景。张海迪的最大价值，似乎就是她的一句话“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这一坚定信念，似乎想回答当时中国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等问题。邓小平甚至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中国的政治家们，希望张海迪成为一种社会道德力量，从而影响当年一大批因西风渐入而思想迷茫的中国青年人。

戴蛤蟆镜的三个时髦小伙。刘香成摄

当年的中国，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虽说已近尾声，但人生观的结论，仍未破解。这场讨论，源自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的一封读者来信。该信署名“潘晓”，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这封信中，潘晓在信中写道：“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这封充满迷茫的信，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

“潘晓”组合：左为潘祎，右为黄晓菊

其实，潘晓并不是一个人。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潘晓”者，仍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女工黄晓菊和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二年级学生潘祎的笔名。这两个人，据说素不相识。然而，他们却在《中国青年》杂志的“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的调查中，被杂志社的总编辑关志豪和编辑马丽珍和马笑冬等人，硬生生在拉在一起，从而成为影响中国的一个代名词。

无题。刘香成摄

当时的青年，普通都有一种委屈情绪。十年动乱，给我们这一代人，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当年，我们的真诚和信仰，几乎在一夜之间，像雪崩一般被冲毁了。我们的感觉就是“上当受骗”。人生的困惑，摆在我们的面前，甚至到了无法摆脱的程度。这种痛苦，是一代人的痛苦。但是，张海迪的典型形象，解决了这些困惑吗？至少我是怀疑的。多少年来，我们的典型宣传，至少在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贴近时代等方面，显然是存在问题的。

1983年3月1日，时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作为中国第一位正式的新闻发言人，出现在中外记者面前

其实，中国的社会思潮，对当时的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思潮，也不可避免地反过来影响中国社会。“精神污染”，这个词，被人提出来，拎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也就十分正常了。在那个年代，也确实有一些人，用某些“不健康的思想、作品、表演污染人们灵魂”，这些现象，后来被归纳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具体表现。

1983年10月12日，取消人民公社制度，乡重新被确立为农村基层行政单位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因此，正是从十二届二中全会开始，中国开展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

不管后人的评价如何，邓小平提出的“精神污染”问题，其关键则是中国应该举什么旗，坚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对外开放，不是全盘西化，更不是推倒重来。这是邓小平这一代政治家考虑的重大现实问题。当然，那个时代，也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在反对“精神污染”的同时，也把一些合理的价值观道德观，一并“清除”掉了。

据说，关于“精神污染”的讨论，始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署名汝信的文章，即《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该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

1983年上海的一桌高规格酒席，茅台酒8块钱，还有当时流行的桔子水饮料。这桌饭菜相当于当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

1983年3月13日，正好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共中央为此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大会，以纪念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科学家，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长篇重要报告。但是，会议一周前，北京还有一个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学术报告会。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有一个讲话，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讲话，大胆涉及了“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

周扬的人道主义与异化文章的写作班子。左起顾骧、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周扬秘书小丁

据说，这篇文章，遭到党内一些人的批判，其中包括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周扬的文章，据说没有被发表。胡乔木曾给中宣部打电话，明确表示讲话不能发表，他还说，“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胡乔木的观点，应该代表了一部分老同志的观点。周扬的观点，最大的问题，显然被人同当时的思想文艺和社会风气联系起来了，因而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1983年11月21日，国防科大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I”计算机

按理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其主要议题是整党。其目的是要克服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比如以权谋私、挥霍浪费、侵吞国家财物、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等。但是，“精神污染”中涉及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则反映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些问题，虽说与文化界和社会风气，特别是淫秽出版物和社会道德败坏现象不尽相同，但也有些人将其视为“精神污染”在思想战线的一种体现，也是一个重大的、不能回避和现实问题。因此，邓小平在二中全会闭幕会议上讲话，将两个问题一并提出来了。他指出，会议的内容，一是整党，二是“精神污染”。

那时的青年男女，是这样交往的

此后的《红旗》杂志20期，亦发表评论，说“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坚决地把清除精神污染的庄严任务担当起来”。无形之中，该评论将“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升格了。10月19日的《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精神污染”的字样，22日则出现在头版头条之中，23日又出现在社论中。

此后，“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一下子成为中国社会最流行的字眼，而“整党”的工作，则退居次位了。显然，这也是一场运动，是运动就要表态。此后的日子，不断出现地方大员的表态言论。当年在《人民日报》工作的一位老人，曾说了一件小事：“精神污染”一词频繁使用，以至于《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铅字都不够用了。

1983年“严打”，案犯游街示众

1983年，还有一桩影响中国的大事，这就是“严打”。8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指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政治领域中一场严重的敌我斗争。为迅速扭转社会治安不正常的状况，必须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关注微信“有用有料有趣”。

实话实说，“严打”，扭转了社会治安的混乱局面，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当时，中国的治安状况，相当严峻。也有人将其归咎为《加里森敢死队》的播放，致使一大批返城知青，因为没有正当工作而流荡社会，出现了许多不安定的因素。

1983年东北“二王”特大案件

1983年初，中国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二王”案。“二王”叫王宗方、王宗玮，兄弟二人。他们在大年三十枪杀四人，然后从辽宁沈阳一路杀过河北、穿过北京、越过河南、深入安徽，最后潜入江西。这一案件，令中国高层震惊。“二王”后于9月18日在江西广昌被击毙。显然，中国的治安状况，已影响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因此，邓小平发话了：“解决刑事犯罪的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痛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1983年，上海，阴雨天，行人在淮海中路上穿梭。斋藤康一摄

据了解，1983年8月开始的“严打”，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者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组织反动会道门、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

一年的时间，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1027000人，检察机关起诉975000人，法院判处861000人，其中判死刑的24000人，司法行政部门接收劳改犯687000人，劳教人员169000人。这一规模，可能仅次于1950年的“镇反运动”。

1983年，杭州的小巷里，一个小女孩儿在户外做功课。斋藤康一摄

不可否认，这次斗争，确实改善了中国的治安环境。这也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做法。然而，这一次“严打”，是否也有扩大化的问题？有些案例，是不是也有量刑不当的问题呢？比如，1983年的上海高干子弟陈小蒙、胡晓阳等人强奸流氓案。该案主犯《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的陈小蒙和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胡晓阳等人，通过勾引青年女子到起居处跳舞的方式，实施奸污等罪行。最后陈、胡两人，均被处以死刑。

“严打”中被惩罚的女流氓

那些日子，我们家旁边的一个射击场，也经常有枪毙死刑犯的消息。有些邻居，还曾跑去观看，并描述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这场斗争，首次提出了“从重从快”的司法概念。1990年代后，我在上海当政协委员的时候，曾写过一份议案，提出要慎用“从重从快”提法的建议。因为，“从重”可能就意味着“量刑不当”，“从快”可能就是“程序失当”。这份东西，据说引起了注意。至少，“从重从快”这句话，现在不怎么提了。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1983年的流量明星

1983年，我在《新民晚报》体育部当体育记者。这一年，体育界的大事，无疑是“胡娜事件”。1982年，中国派队参加著名的网球联合会杯，中国球员胡娜出走。一年之后，胡娜向美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获准，此举招致中国政府不满。4月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美国驻华使馆提出抗议，次日全国“体总”则决定停止自1979年以来的中美双边体育交往。

网球天才少女胡娜

胡娜是一位出色的网球选手，她曾获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以及世界青少年冠军。她渴望参加职业比赛，渴望有更好的机会，其愿望是好的。但是，她不知道，当时的中国，不可能为她参加职业比赛创造条件，她也不会明白，台湾等方面的政治因素的介入，最终会毁了她的前程。因为，体育从来不是单纯的体育。胡娜最终也没有成为顶尖的网球职业高手。她的最好成绩，也就是一度进入世界前50位，昙花一现了。

蒋经国接见被封为“义士”的卓长仁等劫机犯

这一年，还发生了卓长仁等人劫持中国民航296号航班的事件。卓长仁是辽宁沈阳人。他们曾在国内犯法，因而劫持了从沈阳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飞机。该民航班机迫落韩国，卓长仁等人后被接往台湾，被国民党政府称为“六义士”之一。卓长仁后因绑架台北市国泰医院副院长王欲明之子王俊杰，并将其撕票杀害，被台湾方面判处死刑。2001年8月9日，卓长仁等人被执行枪决。

1983年年邓丽君首次在香港举行巡回演唱会《漫步人生路》

1983年年底，我非常崇敬的台湾歌手邓丽君首次在香港举行巡回演唱会。据说，盛况空前，场场满座，引起轰动。邓丽君还当选为“香港十大杰出女青年”。不过，我看到这次巡回演出的盛况，已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一盘从境外带入的光蝶，至今仍保存着。邓丽君，终其一生，都没有踏上祖国大陆。这不能不是说是一种遗憾。

全视频：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第一次现场直播）

八十年代再回首

1984 

1984年春晚，张明敏演唱《我的中国心》

1984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1984》，也是一部具有“未来学”意义的科幻小说。这部小说出版于1949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以先知般冷峻的笔调，勾勒了一个阴暗的未来人类社会：极权主义的、令人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社会。这些社会的典型特征，至少，我们在1984年之前，似乎都体会过了。然而，当我们跨进甲子年鼠年之时，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若干年后，人们才真正感觉到其内涵的极端重要性。这就叫“草色遥看近却无”……

1984年，奥威尔出版政治预言小说《1984》已经35年，但影响依然无处不在。这面墙上写着的就是《1984》里的一句台词：老大哥在看着你

电影《1984》大洋国国歌，既陌生又熟悉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简称“一号文件”)。有关记载之中，中共中央自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台了十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即1982年至1986年连续发出的5个“一号文件”和2004年至2008年连续发出的5个“一号文件”，突出地说明了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

1984年春晚，马季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

1984年的“一号文件”肯定了1983年1月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其基本目标、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央决定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内指导农村工作的正式文件继续贯彻执行。这个“一号文件”明确了1984年农村工作的重点：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水平，梳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

1984年4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前夕，《时代》杂志做了一期这样的封面。“中国的新面貌——里根将看到什么？”大标题下，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年轻人站在长城上，手里拿着瓶可口可乐

1984年4月里根访华，在西安兵马俑博物馆参观。中国媒体报道里根风趣地喊了一声“解散”；美国媒体则报道“里根总统拍中国的马屁”

不过，1984年“一号文件”的最大变化，则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期的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是指个人、单位通过依法订立承包合同所取得的对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的土地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经营并获得收益的活动。已有的文件，也都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保障问题。但是，关于承包年限，则有点过分小心。

1984年的“一号文件”则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延长到十五年以上，以鼓励农民增加投资，培养地力，实行集约经营；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这些文件的精神，经过多年的实践，后来体现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之中。这部法律自2003年3月1日施行。

1984年，25岁的陈凯歌导演处女作《黄土地》，摄影师是来自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张艺谋。这标志以新三届人为主体的“第五代导演”群正式登上银屏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承包法》还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不过，有一条限制规定也是明确的：“承包地不得买卖”，也就是说，经营权也是不得转让的。

1984年的中国农村

然而，“延长”毕竟是一种开放的政策信号。从1984年至今，十几年过去了，十五年的期限也过去了。土地承包向何处去呢？于是，今天的人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终于可以转让了。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但是，又有谁注意到1984年“一号文件”延长土地承包期的重大历史意义呢？   

1984年春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充分肯定四个经济特区。同年4月，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

1984年1月24日至26日，邓小平视察深圳和珠海等特区。或许，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显然，邓小平是有备而去的。他要给特区鼓劲，要给改革开放定调。在深圳，邓小平有一个重要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回到北京，邓小平又有一番谈话，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政策的窗口。毕竟，改革开放，当时依然阻力重重，许多人仍有疑虑和困惑。无疑，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的决心是重要的风向标。这就是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1984年也被称为中国企业家元年。商界代表人物柳传志、张瑞敏、王石等登上舞台，他们被称为“84派”

1984年，拿着卖鸡饲料挣来的300多万，王石在深圳创办万科

1984年，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柳传志在一间12平方米的传达室创办联想

八年后，即1992年1月19日至23日，邓小平再次南巡，他的论述更精辟了。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总之，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就明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1984年，20岁的马云不顾家人反对，第三次参加高考，终于跌跌撞撞考上杭州师范大学外语系

1984年4月，中国发生一件大事。这就是居民身份证制度的施行。建国以来，中国历来实行户籍制度。计划体制之下，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几乎是静止的。最大的移民城市上海，也似乎早已以没有了移民城市的活力。但是，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大量的中国农民，开始离开土地，离开农村，涌入城市打工，深圳珠海的特区建设，也吸引了大量的各类人才。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加，同时亦给流动人口的管理带来诸多问题。于是，居民身份证应运而生。

 1984年夏，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第一块外国产品大广告

1984年4月6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它规定：凡居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除未满16岁者和现役军人，武装警察，以及正在服刑的犯人和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均应申领居民身份证。居民身份证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律效力。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住址和有效期。居民身份证的有效期分为10年、20年、长期三种。按当时官方的说法：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是维护社会安定，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需要，也是有效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措施。同时也使中国公民移动更为容易，外出打工更为方便，更符合市场经济需要。

这一年的八月，我拿到了第一张身份证。十年期的。关于身份证，我们这一代人是好奇的。我们报社的老先生们，则很平静。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他们经历过日伪时期的“良民证”，也经历过民国时期的“国民身份证”。当时，我们的感觉，身份证应该是国际惯例。美国不是也有绿卡吗？

1984年，苏州虎丘塔前，游客争相拍照留影。斋藤康一摄

直到很多年后，我们才晓得，世界上拥有身份证制度的西方国家并不太多。包括美国。不过，“911事件”之后，美国人也在考虑颁发全国性的身份证了。美国国会甚至还通过《真实身份法案》。这项法案，正在使驾照和各州政府核发的类似身份证件，成为事实上的全国性身份证。因此，身份证并不因社会制度而烙上政治印记。管理国家，管理人口，总要有相应的办法。

1984年，外省女孩龙应台从美国留学返台，她发现台湾人对不公不义总是麻木地忍受，于是投书《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标题简单粗暴，《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1984年，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演讲，主题叫做《丑陋的中国人》

不过，对我而言，有一张身份证，当记者的，南来北往，方便多了。当然，身份证后来也充任了许多不该充任的角色。比如，当股票开始出现的时候，有人从农民手中，花钱买来许多身份凭证，开始倒卖国库券和一级市场的股票，后来的证券市场，也出现了所谓的“麻袋帐户”，等等。

1984年，《南方周末》在广州创刊。创始主编左方说，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绝不说假话

1984年7月25日，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这件事的意义非凡。表面看，新中国消灭的旧中国的东西，又回来了。它寓示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商业企业股份制的改革，中国金融市场的起步。十年后，当中国人都在谈论股票的时候，谁又会记得“北京天桥”这位先行先试者呢？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入决议。这是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提交的研究报告首页

“天桥百货”是北京天桥百货商场。改制后的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责任制。公司成立之初，即开始发行第一期股票(由当年新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总代理)。同时，公司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采取择优汰劣的用工制度，分别不同情况与职工签订短期、中期、长期合同；推行干部聘任制；总经理同中层经理签订任期目标责任书；打破原来的级别工资制，实行效益与奖金(工资)挂钩的分配制度。 

1984年11月，65岁的德国专家格里希受聘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是中国国企第一个洋厂长

至今，仍有人珍藏着这张股票。或许，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怪的股票。土蓝色勾边，大小如壹元人民币。还附有一张草绿色的股息、红利票。背面注明：5年还本，除分红外，还保证每年5.4％的利息。这张股票的最奇怪之处，就是可以“保息还本”。股票居然可以没有风险，而且有可靠的收益。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年的老百姓，一直在计划体制下生活，根本没有风险意识，他们当然不能轻信一张不还本、不保息的纸张。股票要发行，当然要有特定的办法。第一期的股票，最初被卖出了300万张，有些人还是打折买到的。

北京“天桥百货”第一期股票

1988年，“天桥”又发行了第二期700万元股票，1993年5月，“天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天桥”也成为中国第一家正式注册的股份制企业、第一批规范化股份制企业、第一批异地上市的股份制企业……不过，北京天桥并不是中国股票市场的全部。在上海，有一批小企业被改制，他们的股票被出售、也被转让，“老八股”书写的是中国股票市场的另一光辉篇章。

1984年，26岁的王朔在《当代》杂志发表成名作《空中小姐》

1984年，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小子》大卖2200万港币，拿下香港票房季军，尽管他每天的工资只有2块钱

1984年，查海生第一次使用海子笔名发表诗作《亚洲铜》

1984年10月，中国还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件。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建国以来，中国曾多次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但是，1959年建国十周年之后，已有连续24年没有举行国庆阅兵。1984年，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才决定恢复阅兵。

按当时的评价，1984年国庆阅兵式，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这次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活动之中，北京大学的学生，第一次不受组织约束，自发地在队伍中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条幅，引起国内外重大关注。

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郭建崴、常生、张志、杜杰、柳波、王新力等人，在游行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决定“偷偷带点什么进去”，以展现中国大学生的风采。当时，规定是非常严格的。组织方严禁游行者私自携带任何东西进入。但是，当时的中国，正在发生变化，人性和个性，正在得到推崇和张扬。于是，他们决定带一个横幅。

1984年国庆，左起胡耀邦、秦基伟、邓小平在城楼上

横幅的内容，从“振兴中华”“教育要改革”“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等等，最后落到邓小平身上。口号内容从“邓主席万岁！”“尊敬的邓小平同志您好”、最后定格到“小平同志您好”。于是，这些学生，将“小平同志您好”六个大字粘到了一张新的床单之上。可是，床单不够长，因此他们决定，干脆把“同志”两个字也省去了。这张用床单制成的条幅“小平您好”最终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前，引发轰动。《人民日报》记者王东及时地抓住了这一个历史瞬间。这张照片，次日刊于《人民日报》。

参加国庆群众游行的北大学生，突然举起“小平您好”横幅通过天安门广场。《人民日报》记者王东摄

另一个角度看“小平您好”。《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摄

不过，郭建崴等人干完这件大事，心里很有点忐忑不安。特别是他们听说，北京有几个警察说，北大学生也太胆大了，要收拾收拾他们。于是，郭建崴、常生、王新力等几个人居然连夜躲到北京的家里或亲戚家里去了。“小平您好”的历史象征意义是重大的。中国人，在经历了多年的“造神运动”之后，现在居然可以把领袖放在了人的位置之上了。

1984年，背景复杂的《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在旧金山寓所被暗杀

在我看来，从“万岁、万万岁”到“小平您好”，可以说，人民将领袖从神坛拉向人间，这不是社会的进步吗？这不是人民的成熟吗？“小平您好”，也成为我们那个时代，最为难忘的政治词条。改革开放，最有意义的，莫过于人性的开放和思想的解放。

当然，这种评价，当年是没有什么人敢提的。但这确是历史的事实。中国人正从《1984》中所描绘的极权、恐怖、权力追逐中解脱出来。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最伟大的进步。

1984年，许海峰实现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体操王子李宁是当年的流量明星

中国女排穿着回力牌球鞋拿下洛杉矶奥运会冠军

这一年，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许海峰在奥运会上实现零的突破，中国奥运军团共获15枚金牌。中国人开始做“强国梦”了。不过，很多年后，中国人才明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仅有体育是不够的，仅有豪情也是不够的。

这一年，美国人靠奥运会实现了盈利，也是这一年，美国人也实现了“无绳太空行走”。24年后的2008年，中国才举办奥运会，也实现了有绳系的太空行走……

1984年，苹果电脑公司推出一个足以影响半个世纪的广告《1984》

八十年代再回首

1985

1985年，董文华唱红《十五的月亮》，讴歌在南方边境浴血作战的前方将士

1985年，中国人不经意地发现，计划经济时代的票证，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粮票、布票、肉票、油票、洗澡票、烟票、肥皂票，等等，悄悄地在国人的生活中淡去。“没票寸步难行”的时代，铁定着要逐渐地消失了。

这一年的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照例发布了1985年的“一号文件”。文件的全称是《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这个“一号文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决定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除少数农产品实行合同定购外，其余全部放开，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关注微信“有用有料有趣”。

这是一个深刻的变革，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正在悄悄淹没中国。这一年，粮食和棉花的统购统销，被改为“合同定购”，农产品购销体制也走向了“双轨制”。中国的价格改革开始起步，副食品价格逐步放开，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也正式推行。

自行车和缝纫机，退出了“三大件”

中国人开始谈论一个时髦的概念：消费。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商品的充足，老百姓的消费自主性日益增强。同时，当时的中国，法律法规滞后，消费环境很糟糕，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层出不穷。人们在谈论消费的同时，也谈到了消费的权利保护。1985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复同意中国消费者协会成立。这个组织，已在三周前成立，并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成立大会。

1985年海尔砸冰箱，张瑞敏树立了品牌形象

我们还记得，当时的中消协成立之初，处理了大量的冷暖风机的投诉。当时，中国的空调还没有普及，冷暖风机，所谓的“小空调”特别时兴，但是质量低劣，还极易燃烧起火，祸及百姓生命。中消协在这一年，连续发了许多的消费警示，提醒老百姓注意免受其害。

1985年6月，《人民日报》报道“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

当然，这种消费者权利保护，还处在一个相当初级的阶段。直到好些年后，中国的老百姓才知道，消费者的权益是相当宽泛的。比如，他们的消费权应该包括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结社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监督权，以及法律赋予的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不过，后来也有人将损害赔偿权发挥到了极致，比如，出现了专门的“打假专业户”等等。

1985年春，法国时装大师伊夫圣洛郎时装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由于该展览当时与中国国情相差太远，服装理念超前，以至参观者寥寥。李晓斌摄

1985年三四月间，有两个重要的国际人物去世了。一位是中国的北方邻国苏联的领袖，契尔年科，苏共中央总书记。自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到安德罗波夫继任，再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苏联经历了一个政治人物的“走马灯”时期。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的核心人物，他的“人道社会主义”，以及提倡的“新思维”，最终导致了苏联帝国的瓦解。中国人眼里的“修正主义苏联”，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对中国而言，出现一个有利的周边环境，毕竟，长年僵持的中苏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了。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

另一位，则是“天涯若比邻”的“山鹰之国”的领袖霍查同志。这个巴尔干半岛的小国，长期得到了中国的无私和全面的帮助。但是，1977年之后，霍查坚定地反对中国的一切政策，断绝了中国的任何联系。这件事，似乎也让中国开始反省，中国是不是要担当起拯救全世界的政治使命？国际关系的拿捏，是不是应该以意识形态为行为准则？中国的政治领袖们，敏锐地察觉到了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韬光养晦的政策，其目标就是为中国稳定发展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今天，我们可以欣慰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正是我们争取来的三十年的和平环境。

用中国钢筋水泥建造的碉堡，在阿尔巴尼亚有几千个

或许，小平同志正是基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提出了“百万大裁军”的重大决定。1985年6月4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

1985年4月，中美合作制造飞机协议生效

邓小平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由于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进行军备竞赛，战争因素还会发展。但是，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全世界维护和平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1985年，中国海军“重庆”号驱逐舰近距离监视苏联“伏龙芝”号核动力巡洋舰编队

邓小平强调，中国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正在努力创造和维护这个和平环境。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后来还扔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 

1985年百万大裁军

其实，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有一个基本判断，认为战争“迫在眉睫”。我们的军队建设也有“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方针，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状态。因此，这种状态的结果，就是消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既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也不利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另外，按当时的军队数量，我军的员额相当于美军的两倍，和苏军的人数相当。有限的、并不太高的军费，相当部分被众多兵员的“人头费”占去了。这不但是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也直接限制了部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因此，小平同志一直就有军队“消肿”的坚定想法。

现在，时机来临，小平敏锐地抓住了一个历史的良机。这一年。中国裁军100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军队人数的四分之一，11个大军区减为7个。同时，中国对军队体制进行重组，尤其是陆军，军一级部队走向了合成集团军，特种兵兵员数量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步兵，多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大大加强。中国加快了军队现代化正规化进程。 

1985年3月20日，中国第一个核电站选址浙江秦山开工建设，代号“728工程”

1985年的中国，有两个人、两件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两个人，一个是马胜利，一个是胡风。马胜利是“中国企业承包第一人”，他是中国企业改革的破茧之人。胡风历史评价，则寓示着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破冰之象。 

国企承包第一人马胜利   

1985年7月，中国的报纸纷纷刊登了新华社的长篇通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顿时，马胜利的名字传遍全国。一年前，马胜利仅仅是石家庄造纸厂的业务科长，他凭自己的直觉认为：“工厂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些”。于是，向上级领导递上了一纸承包《决心书》。此前，国家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提出了增强企业活力、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目标。《决定》的颁布，迅速加快了中国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1985年4月霍金首次访华，众人将他抬上长城 

“马承包”可以说是生逢其时。马胜利顺利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后来又承包了全国一百家亏损的造纸厂，组建了“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马胜利也因此获得“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和“勇于开拓的改革者”称号。

1985年沈阳，人们骑车经过繁忙的路口。阎雷摄

然而，由于扩张速度过快，马胜利的造纸企业集团效益出现大面积滑坡。马胜利后亦被免职。英雄迟暮，马胜利很快被人遗忘。他后来也曾开过“马胜利包子铺”，也曾与一些旧部下和几十名下岗职工搭起了一个造纸厂。但是，他终究没能再创辉煌。直到二十年后重出江湖，出任青岛双星集团副总裁兼双星马胜利造纸集团总裁。这已是后话。 

1980年代中期，气功热开始升温了

1985年6月8日，中国文坛著名的人物胡风病逝。胡风（1902～1985），按现在的评价，他是现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长篇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胡风也因此被捕入狱，被判无期徒刑，并株连了很多人。“胡风反革命集团”，因而成为中国的一起重大冤假错案。直到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才为胡风等人恢复名誉。

参加胡风追悼会的"胡风分子",在胡风寓所合影留念

但是，胡风的平反，是有过程的。可以说，胡风平反，共有三次，即1980年、1986年、1988年，经历三次平反过程。其中，他去世的时候，中央对胡风的评价，在其新闻中又有新表述，中央也做出了新的评价。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室又作出了《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胡风的问题，就此了结。但斯人已逝。对胡风的历史评价，对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宽容与宽松，都带来正面的影响。

1985年5月19日，曾雪麟执教的中国足球队再次出征世界杯失利

这一年，中国还有两件大事，似乎都与体育有关。一是著名的“5.19”事件。曾雪麟执教的中国足球队再次出征世界杯。当时，中国队是亚洲杯亚军，拥有贾秀全、李华筠、古广明、柳海光等亚洲级球星。当时，中国队只要在小组赛的最后一战与香港队打平即可出线。比赛地点是北京工人体育场。

结果，中国队居然以1:2输给了成绩平平的香港队。比赛之后，观众压抑不住内心的悲愤，情绪激动，要求与足协对话，在场外拦截外宾、掀翻汽车，甚至殴打民警，酿成了著名的“5.19”事件。这是中国球迷的第一次球场闹事事件，著名作家刘心武和理由甚至还分别撰写了报告文学《五一九长镜头》和《倾斜的足球场》。事件的结果是，曾雪麟主动承担责任，辞去了中国队主教练的职务。 

1985年中国首次设立教师节

无独有偶，十天后，英国足球流氓在布鲁塞尔闹事，酿成著名的“海瑟尔惨案”。英格兰利物浦队和意大利尤文图斯队在布鲁塞尔海瑟尔体育场的欧洲冠军杯决赛中相遇。大量的英国和意大利球迷发生冲突，大打出手，结果导致看台倒塌，当场压死39名尤文图斯球迷，并有300多人受伤。“足球流氓”一词，正式出现在诸多媒体报道之中。英国“足球流氓”也名闻天下。 

尧茂书下水前

另一件事，也大抵属于体育的范畴。1985年7月24日，中国第一位漂流长江的英雄式的人物尧茂书在金沙江通伽峡遇难，他是触礁身亡的。尧茂书四川乐山人。1979年，尧茂书在美国地理杂志上，看到日本著名探险家植村直己只身探险北极和漂流亚马孙河的报道，因此萌生了一个漂流长江的设想。后又因美国探险家沃伦·肯欲漂流长江的消息而提前两个月开始“长漂行动”。1985年6月12日，尧茂书和他的哥哥尧茂江，到达长江源头。6月20日下午4点，尧茂书将“龙的传人号”橡皮船推下水。

长漂勇士尧茂书

长漂的举动，似乎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的青年一代，也是不怕牺牲、勇于探索和无所畏惧的一代人。说来有意思，那个美国人沃伦·肯后来也来到中国，他的橡皮船被长江的激流打烂了，于是，他选择了知难而退。中国的青年人，在尧茂书精神的鼓励之下，付出了牺牲10人的代价，一寸不落地漂完了全部长江。

1985年2月15日　中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在南极乔治岛建成

当年，我曾在吴淞口，采访过那支英雄的团队。当时的悲壮与激怀，至今难忘。这些英雄的名字，都是应该被历史记下的：

尧茂书、孔志毅、杨洪林、张军、孙志岭、万明、雷志等等长漂志士； 雷建生、郎保洛、张宁生、朱红军、杨浩、汤立波、张建安等黄漂志士。很多年过去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批评，依然在耳边回荡。 

1985年苏州，小卖铺前的“膀爷”。斋藤康一摄

1985年，中国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尽管，没有什么标志性的记号，也不是重要的年份。但这一年，是整个1980年代最具精神变革的年份。物质的满足，外界接触增多，社会文化也呈现多元态势。我们欣喜地看到：高尔夫球和保龄球也可玩了，且被承认为体育比赛项目；中国的几家美术学院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现代主义”的美术展览；中国的模特儿第一次被允许出国，登上了法国的Ｔ型台……后来，外国的乐队，也被允许到中国演出，门票也达到昂贵的程度。 

也是那一年，我的工资似乎也长了。三位数了。呵。 

1985年夏，北京街头骑车的女青年。烫大波浪头、戴墨镜、穿粉色镶花边裙装；她身后的红裙女士也毫不逊色。前一年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就反映了那一时期的社会风潮。李晓斌摄 

那个时候，但凡有个身材好、穿着稍显“暴露”女性路过，都会引来围观

1985年成都街头卖人体画的小贩。李晓斌摄

1985年，成都。李晓斌摄

 1985年，成都的路边小贩，摊位上摆着治疗骨伤的各种名贵药材。斋藤康一摄

注：新三届：特指77、78、79年高考恢复后上大学的学生。

  作者简历

       徐世平，1959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任职上海新民晚报社18年。2000年参与筹建东方网，任东方网副董事长、总编辑。2004年任上海市新闻办副主任兼网宣办副主任。退休前任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总编辑。现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相关阅读：

部分素材来源网络公开资料，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关注微信“有用有料有趣”。转载和合作联系QQ:2659723980

看完文章记得顺手给我们点个“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