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的团结与不团结

不管在什么时候，欧美总是高唱盟国团结的调，谁都懂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问题是，只有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才需要发挥团结的力量；也只有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否真团结才现原形。现在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了。

欧美现在的困难很多，各有各的困难。

美国最大的长期困难是碰上中国崛起，而冷战时代对付苏联的老办法不好用了。中国崛起首先是经济的，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带来对欧美意识形态的挑战，也在军事上决定性地改变了力量对比。

美国突然发现，靠一己之力已经很难压住中国崛起的势头了，中国制造业产值已经与美日德相提并论了。美国需要拉上欧洲（还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才有可能压住中国。

美国还有短期困难，眼下就是通胀。通胀是供需失调的结果，解决办法之一是提高有效供应，提高经济活动的含金量，欧洲的能源危机正好是一个机会，美国出口的高溢价赚了不少钱，引起欧洲的巨大愤怒。德国不怎么吭气，知道愤怒也没有，要饭就不能太挑剔。法国就按捺不住了，马克龙公开指责美国以四倍溢价向欧洲出售液化气。这样的愤怒很难促进欧美团结。

美国意识形态源于欧洲，中国崛起对欧洲也是挑战，必须说，与崛起的中国敌对在欧洲有民意基础。这也是“务虚不务实”的欧盟领导层（包括欧洲议会）日益提高与中国对抗态势的根源，美国影响只是一部分原因。

但欧洲最大的挑战是经济长期萎靡不振。欧洲在整体上生活水平较高，但在国家层面上反而上手停口停，经不起风波。不过欧洲的发展不均衡，德国、荷兰等老欧洲国家经济还算坚挺，但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就常年处在奉献与救济的边缘，而葡萄牙、希腊等国家就是“吃救济”的了。

另一批“吃救济”但跳得很高的国家来自东欧，尤其是波罗的海地区。出于政治上的便利，这些前苏联或者华约国家将一切现状中的困难归结于历史上的苏联占领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皈依者狂热”使得他们对中国高度敌对，尽管中国从未惹着他们。

欧盟是“欧洲团结”的产物，欧盟也试图成为超国家架构，在整体上规范成员国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但欧盟在架构上就是松散的邦联，欧盟领导层最多也就是“共主”，成员国具有政治、经济、司法主权，而成员国政府对本国公民负责，不对欧盟其他成员国负责。欧洲的不团结正是来自这里。

朔尔茨办公室宣布，将在11月率领庞大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是重复默克尔的前规了。朔尔茨曾经是默克尔的财政部长，默克尔是冷战后德国最成功的领导人，如果她不急流勇退，很有可能继续出任德国总理，而朔尔茨继续做她的财政部长。

德国在中国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有说法冷战后德国经济是被俄罗斯能源和中国市场拉火的，其实还应该加上东欧的劳动力和市场。疫情以来，不断有人唱衰中国的发展势头。中国的发展速度确实受到疫情拖累，但欧美更受拖累。要是今天欧美有中国的发展速度，怕是都要笑傻了。

德国对华政治受到政治正确的绿党的严重干扰，外交部长、经济部长由绿党的两位并列主席出任，传统上保守的基民盟和基社盟内部也不乏刺耳声音，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就出自基民盟，命令德国军舰到南海秀存在的卡伦鲍尔也是出自基民盟，都是默克尔的同党，后者还担任过基民盟主席。默克尔政府里的副总理、经济部长也是反华噪声最大的，他来自朔尔茨的社民党。但朔尔茨顶住绿党和六部委（经济部、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财政部、司法部）的反对，指令“妥善处理”中远海运入股汉堡港事宜，还将率团访华。他将是新冠疫情爆发后第一个访华的G7领导人，象征意义和实质性意义不言而喻。

德国对华政治也在与欧盟对华政治分裂。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外交负责人博雷尔一再称中国为欧洲的挑战，更是强调欧盟要用同一个声音说话。朔尔茨访华也是德国对华政治与欧盟分裂的表面化，已经引起波罗的海国家的强烈抨击：我们为了原则退出了16+1，德国不能饶过欧盟与中国达成单独经济协议。

德国当然能！德国是主权国家，欧盟只是主权国家俱乐部，在有利的时候加入协调行动，在不利的时候自行其是，这本来就是主权国家的权利。波罗的海国家想挟持欧盟，这是忘记了尾巴摇狗只有在狗愿意被摇的时候才行。波罗的海国家也不应该忘了谁在欧盟内才是施主，谁才是受主。

不仅在对华政治上，在欧盟政治上，德国也表现出“走自己的路”的势头。乌克兰战争以来，欧盟一直在推动限制乃至全面禁运俄罗斯油气，德国一直是悄悄但坚定的反对者，因此而受到狂热反俄的波罗的海和东欧国家的抨击。德国还推出2000亿欧元的能源救援计划，帮助受到高价能源伤害的商户和居民。这一次，连法国都跳起来了，因为只有德国能负担得起这样的补贴，而补贴凸显了欧盟内“一等人、二等人、三等人”的差别，不仅使得其他国家居民因为差别产生怨恨和增加对政府的不满，也使得补贴不起的国家的商业竞争力受到损害。

德国当然是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的，这是民选的德国政府的天职。但德国政府的一系列行动也凸显了欧洲团结只是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晴天俱乐部”。欧盟在风调雨顺的时候“代表欧洲的声音”，在狂风恶浪的时候就成为“不是选举出来、自以为是的贵族俱乐部”了。

德国依然是欧洲的中央银行，德国的金融政策决定了欧元。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陷入财经困境的PIGS国家强烈要求欧洲中央银行大放水，连法国都加入了呼吁，但默克尔坚决顶住，坚持谨慎理财、量入为出的原则，尤其遭到希腊人的痛恨，甚至将她比作纳粹。在德国的帮助下，希腊人经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最终走出了入不敷出的老路。如今谈不上繁荣富强，但至少没有再重蹈覆辙。

尤其是朔尔茨可能得到马克龙的加盟。据说马克龙提议与朔尔茨一同访华，但被婉拒了，或许是不愿意让法国搭便车？但欧盟号称是“全员平等”的邦联，德国和法国比所有其他成员国都“更平等”，使得刚“晋升”到与老欧洲“平起平坐”的波罗的海国家心生不满：德法能与中国单独达成经济协议，他们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操作欧盟用力过度，现在连欧盟也帮不上忙了。柏林-巴黎轴心偏离布鲁塞尔，对欧洲政治很难不发生重大影响。

法国谈不上亲华，但法国一直寻求在政治独立的欧洲架构里发挥支点作用，尤其是摆脱美国影响。独立、理性的中间路线对华政治符合法国的政治理念。但从戴高乐时代开始，法国就徒有政治野心，缺乏经济实力。德国则因为二战包袱，经济上埋头发展，政治上保持最低调。戴高乐-阿登纳互助组应运而生。

冷战结束后，欧洲政治维度的重要性降低，经济维度的重要性提升，2008年经济危机中德国的中流砥柱作用凸显其实质性的领导地位，法国的作用淡出了。但在欧洲对华政治美国化的现在，德国或许需要法国顶缸，美国在欧洲能源危机中趁人之危，增加了马克龙的深恶痛绝。朔尔茨-马克龙互助组具有存在的理由，或许只是还不方便太公开化。

这也是欧盟的的困境。在政治上，欧盟是布鲁塞尔的；但在经济上，欧盟是柏林的。在欧盟对华政治上日益向华盛顿靠拢的时候，朔尔茨访华是否意味着对布鲁塞尔的釜底抽薪，还有待观察。可以肯定的是，朔尔茨不是政治素人，不会不清楚走出这一步对德国国内政治、欧盟政治、欧美政治的影响。

确实，朔尔茨访华还有欧美政治的维度。从特朗普时代开始，美国就鼓吹全面脱钩，是因为脱不了全面的钩才集中到半导体。但对于美国公司对华投资与合作，美国政府还是无所不用其极，竭力阻止，不惜动用法律和威胁。

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领头羊，不仅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还在积极扩大，德国公司甚至不顾德国政府（尤其是绿党控制的经济部和外交部）的阻止。德国大众在新疆的工厂顶着压力继续运作，还在中国投资100亿欧元合作组建汽车软件公司。德国宝马则把在英国牛津的电动迷你生产线转移到中国，这是迷你有史以来首次在英国之外生产。蔡司也在中国投资建设新厂。

朔尔茨带上庞大的商务代表团访华，肯定不是来旅游和吃北京烤鸭的。德国经济正在面临困难时光。欧美受到高通胀和经济呆滞的困扰，德国面临罕见的贸易逆差，加上罕见的赤字，急需含金量高的经贸来恢复战后德国经济最大的法宝：谨慎理财、量入为出。中国是今日世界上仅有的还有实质性经济增长的最大经济体，而且增长率大幅度稳定高于欧美。德国只有向东看，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能抱紧的地方统统抱紧”，与美国的“能脱钩的地方尽量脱钩”背道而驰。

当然，中国对“来自德国的爱”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德国国内的反华情节依然盛行，在中国科技和出口日益“侵入”德国舒适区的时候，德国的反华情节还增添了经济维度。基民盟、社民党相对代表务实，绿党的白左则是傲慢与焦虑的混合体，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只能加深务实与傲慢-焦虑的分裂。

德国对华经贸早已过了靠中国“人傻钱多快来”而倾销竞争力不强的产品的时代了，现在的经贸合作可谓精华尽出。但涉及到具有军工潜力或者ICT前沿的方面，德国的经贸合作依然谨慎。比如说，德国始终不肯禁止华为，但也始终没有准入。

德国的继续务实和经贸合作取决于中国的继续崛起。中国只有长期作为世界的经济增长极，才能赢得德国的可靠合作，最终扭转欧盟对华政治的敌对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只是理论上的，也是在实践中屡试不爽的。剥离欧洲支持的美国就难作妖了。

中国已经是过去30年世界经济的最大增长动力，但存量与增量同样重要。只是在近些年，中国经济才在存量上趋近美国和欧盟。中国“侵入”了欧美的舒适区，损害了欧美的优越感，现在傲慢与务实斗争的纠结期。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务实会压倒傲慢；如果中国经济停滞不前，傲慢会压倒务实，甚至变本加厉地反扑，确保中国“回到应有的位置”。那时什么牛鬼蛇神都出来了。

经济常用GDP衡量，也常用制造业产值衡量。两者都重要。前者决定了消费规模，后者则是经济含金量的根本。双循环需要消费规模才能拉动，更需要含金量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依然是中国的头等大事，发展经济才是巩固国家安全的根本。中国制造业实力和产值超过G7+的时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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