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众议院议长难产预示了美国政治碎片化即将到来

美国共和党在中期大选中赢得众议院多数党，但本来应该只是走过场的议长选举难产，经过四天15轮选举，麦卡锡才勉强过关。但当选的代价沉重，许诺了一大堆对个人、对国会政治稳定都不利的东西。比如说，共和党内本来规定，过半议员动议才能启动罢免议长程序，这保证了足够的稳定性。但现在改成只要有一人动议，就启动程序。最后很可能现任议长还是能得到党内多数的支持，他/她要是这点都做不到，本来就没有资格当选议长，但这样的反复动议使得他/她不断在应对动议中浪费时间和资源，可能一事无成。

但这些其实不重要，难产揭示的党棍的个人和利益集团之争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政治进入碎片化阶段了。这对美国的政治稳定性是巨大的坏消息。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政治不稳定最终也将影响到全世界。

美国自诩为民主灯塔，两党制是美国式民主的基石，也被一些人誉为各国民主政治的楷模。说起来，民主未必就是两党制，多党制貌似更加民主，而两党制只是轮流坐庄。但多党竞争式的民主政治只有两党制才最为稳定，真的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大多在政治稳定性上不如两党制国家。

美国是两党制：民主党和共和党；英国大体上算两党制：工党和保守党，但自民党时不时参与执政；加拿大是三个半执政党：自由党、保守党、新民党和魁北克人党（BQ），BQ是地区性的全国性政党，这说起来比较绕，但确实如此，BQ不在魁北克之外发展，但在议会里有席位，只是永远到不了执政需要的席位数；德国曾经是两党制：基民盟和社民党，但绿党成为第三大党，现在还有自民党；日本是一党制：自民党，但党内有派，到底算两派还是三派就看时间、地点、人事了。

两党制在政治上的稳定是竞争式民主的必然。民主说起来是博采众长，但对世界上所有事的政治见解和解决方案大体可以分为左右两路，谁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否则就优胜劣汰、只剩一路了。

在左右之间，还可细分为中左、中右、极左、极右，甚至进一步细分。竞争式民主的另一个特点是：斗争与妥协并存。世上事情千千万，斗争和妥协的目的都是解决问题，假以时日，靠斗争能解决的都解决了，能妥协的也都解决了，剩下的都是既相争不下又没法妥协的硬核问题。

发展中国家还好些，政治和社会还在快速变化中，老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出来了，可以妥协和必须斗争的问题清单是动态的，优先级也是动态的。欧美“成熟国家”早就进入稳态，可以妥协和必须斗争的问题清单就相对静态，优先级也相对凝固，左右顶牛最后就稳定到代表左右的两党。

但两党顶牛久了，互不退让，硬核问题越来越多，周转空间越来越小，积怨越来越多，两党内必然分化为中间派和极端派。中间派愿意在体制内继续顶牛，极端派更加趋向于踢开体制单干。这是竞争式民主的必然。

以色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战后才出现的“人造国家”在政治上全盘复刻英美政治体制，自然包括议会政治。建国以来的主要问题一直是生存问题。在以阿热战的年代，全国齐心，只有打退阿拉伯人的进攻，才谈得上生存，工党曾长期主导以色列政治。在与埃及、约旦签订和平条约后，以色列举国上下对未来政治道路陷入了摇摆：继续“以土地换和平”（现在主要是巴勒斯坦人的土地）vs“直到把阿拉伯人打服帖为止”。

巴勒斯坦问题是现代国际政治最艰巨的死结。“犹太人回归故土”的时候，是以“无土的人民回到无主的土地”的心态，全然漠视阿拉伯人已经在这片土地生息千年的事实。以色列的建国造成了“一土两民”的无解问题。“以土地换和平”能解决以色列与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后两国尚未签署和平条约）的问题，但无法解决同一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一国制和两国制都有难解的问题。继续铁血也是死路，以色列不可能清除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不管是联合国批准的1948年境内还是现在实际控制的境内。

这样的无解死结困局导致以色列政治的高度碎片化，从极左到极右、从世俗到宗教，各种小党林立，传统的工党早已失势，右翼的利库德党也不再把持政局。2020年5月大选中，内坦尼雅胡下台，但接下来接连大选都难以产生稳定的政府，因为谁都不是多数党，边缘党的要价又太高，只有在频繁的政府换届中反复大选。贝内特只有一年就下台了，拉皮德只有半年。现在换回了内坦尼雅胡，但他要是能稳定组阁，当年也不会下台了。

德国是政治碎片化的另一个例子。传统的基民盟和社民党早就过了轮流执政的时代了。在默克尔时代，基民盟已经拿不到多数，只有和社民党联合执政，结果是基民盟和社民党都发誓再也不联合执政。本来边缘的绿党成为“造王者”，更加边缘的自民党也在新政府里占了一席。

但社民党的总理府和绿党把持的外交部、经济部在大多数事务上唱反调，朔尔茨顶住压力访华时，代表团里甚至不包括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外交部和经济部新出台的中国政策则得不到总理府的背书。

问题是，绿党把持的外交部和经济部也确实是德国政府的执行部门，总理府在中国问题的大政决策上可能绕过，但具体执行上不可能绕过。政治上的碎片化最终将反映在政策和执行上的碎片化。德国对华政策的碎片化只是一部分，乌克兰政策也同样碎片化，总理府和外交部、国防部说的、做的不是一回事。

碎片化对美国来说，两党有可能实际上变成四党：民主党建制派，民主党进步党团（Progressive Caucus），共和党建制派，共和党自由党团（Freedom Caucus）。

前不久，进步党团要求重审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但在建制派和舆论压力下，很快撤回，怪罪到工作人员失误、把内部讨论的事情当作决议发布出去了。但自由党团在众议院议长问题上的发难说明：两党内的极端派别开始形成气候，有可能通过杠杆作用发力了。

一般来说，极端派别总是少数，在成熟的政治体系里成不了大气候。问题是，两党顶牛的结果必然是势均力敌，这时四两就可以拨千斤了。

自由党团是众议院里共和党人的小团体，所以不包括名气更大的卢比奥、科顿、格拉汉姆等共和党参议员。自由党团反对宽松的移民、医保、社保、福利政策，反对大政府。自由党团起始于特朗普之前，与特朗普合流是他当选后的事情。

特朗普对自由党团有影响，但自由党团并不听命于特朗普。在特朗普的劝说下，自由党团部份成员最后放弃反对，而是投票“到场”，利用投票程序最后使得麦卡锡过关。即使到了这个时候，自由党团依然不愿意“支持”麦卡锡。

美国政治顶牛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以前主要是在两党之间顶牛。自由党团的作梗预示了共和党内顶牛的开始。两党的党运轮流转，还会有民主党多数的日子，那时就是进步党团有样学样的时候了。

接下来，最大的顶牛点是预算。1月14日，耶伦通知美国国会，美国政府将在1月19日触达目前的债务上限，如果国会在此之前不能通过法案，财政部将被迫采取措施，避免发生债务违约。但特殊措施也只能维持到8月，届时美国政府再次停摆是很可能的事。

美国国会有立法权，但最大的权力实际上在于预算权。在预算上作梗是国会共和党影响白宫最有力的手段。但作梗是一回事，通过预算是另一回事。

共和党在整体上主张小政府，自由党团更加极端。如果以特朗普时代的施政作为参照，特朗普曾大刀阔斧地削减科教开支，包括NASA和NIH，甚至对军费也是先大手笔增加再大手笔削减。这与共和党建制派的主张未必一致。

中国是唯一能凝聚美国两党共识的议题，麦卡锡当选众议院议长后第一件是就是组件众院中国委员会。但中国崛起已经不能靠美国好勇斗狠压制住，而是要在经济和科技上扎实领先才有用，这日益成为美国的共识。但如何做到，两党南辕北辙，两党极端派别更加极端。

在民主党还是多数党的时候，拜登通过新冠援助法案（19000亿美元）、基建和就业法案（12000亿美元）、芯片和科技法案（2800亿美元）。且不说这些法案只是多年投资的框架，到每年具体预算的时候，还有作梗的空间，这些大手笔的钱从哪里来就是大问题。

民主党要增税，共和党要减税，自由党团更是“嫉税如仇”。法案规定拨款容易，国债触顶如何解决是另一个问题。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在美国尤其如此。美国的国债天花板向来是惊险时刻，自由党团如何运用“新发现”的杠杆迫使共和党建制派就范，以极端政治理念劫持共和党主流政治，是美国政治的新看点。

碎片化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极端派别的政治理念劫持了主流政治，迫使主流政治向极端理念倾斜，或者迫使政府停摆。

这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里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

美国倒不是没有可以“团结上下”的凝聚点，反华就是最大的凝聚点。当前美国的主要入手点是芯片，航空瓶颈已经进入倒计时，生物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美国越来越没有明显的瓶颈可以拿捏中国了。中国是否能、何时能突破美国的芯片封锁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时间窗口通常在3-5年之内。美国能维持芯片瓶颈10年以上吗？恐怕美国人自己也心里没底。但10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中国崛起是长期竞争。

拜登任内已经通过了《美国援救计划法案》（19000亿美元）、《基础建设和就业法案》（12000亿美元）、《芯片和科学法案》（2800亿美元）。第一个法案以新冠疫情救援为主，第二个法案亿基础建设为主，第三个法案是芯片和科研投资为主。

从共和党角度来说，这些都属于滥用公共资源、扭曲自由竞争的恶政。但共和党也有自己的花钱的地方，如军费。美国也正在急需大量增加军费才能维持对中国的军事优势的时候。已经延续多年的F-35、“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福特”级航母不算，B-21和“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就是新的吞金兽。

“哥伦比亚”级已经确定为千亿美元级了，B-21现在还号称720亿美元单价，但量产时是否还能保持就难说了，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千亿美元级的超级项目。还有“民兵III”和“三叉戟D6”导弹的替换，空射核巡航导弹的项目还没有决定，也便宜不了。第六代战斗机则还没有影子，先不去管它。

这些只是新硬件，基地和军队建设是另一个问题，从关岛到澳大利亚，各种给盟国的援助，加强训练，都得花钱。

民主党当然也反华，但巨额军费一旦挤占社会福利开支，就触动了民主党底线。到时候，共和党要推“大军费”预算，必然受到民主党的全力阻击，就像拜登的三个法案受到共和党的全员阻击一样，必然要倾力阻击。那时，共和党只有勉强多数，自由党团就有了切入点，逼迫共和党建制派在向自由党团妥协和议案流产之间选择，众议院议长选举就是前奏。换句话说，美国政治可能不是边缘政治主流化，而是边缘劫持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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