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河 | 农业污染:粮食减产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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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两文刊发于《新京报》和环保部主办的《绿叶》杂志,现选取其中部分。这是长期存在的重要问题。对于温铁军,虽然不少方面并不认可,但三农某些领域,其经验还是值得借鉴。



随着氮肥使用量的增加,水稻产量渐增,但增势减缓,至最高产量后,继续增加氮肥施用量,产量反而下降。治理农业污染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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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美国农业部土壤所所长,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土壤专家富兰克林·H·金(Franklin King)远涉重洋游历中国、日本和高丽,考察三个东亚国家古老的农耕体系,并于1911年出版了一本名叫《四千年的农夫》(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的书。

 

作者产生了疑问: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如何成功地保持了土壤的肥力和健康,他们没有使用大量的外部资源投入,却养活了这么高密度的人口。为什么美国仅仅耕作几百年的历史,就已经面临着肥沃土壤大量流失,农业难以持续下去的危机呢?

 

答案是中国农业生产特点集中于生产过程中高效利用时间、空间和各种可增进土壤肥力的资源(以粪为肥),甚至达到吝啬的程度。但唯一不惜投入,以致过度使用的资源则是农民自身的劳动力,即所谓的传统小农经济。

 

而美国则是广泛使用化肥、农药的“石油农业”。作者不会想到,当时美国的耕种方式甚至在当下依然被许多人认为是先进的、现代化的。作者在书中提出,“我们必须学习他们(东亚三国)如何进行环境资源的保护,这是土地的根本。”

 

百年之后,美国农业难以持续的危机得以解决,而中国,重蹈覆辙。当下中国是世界第一污染大国,但很少有人知道,农业是其中造成最大污染的行业,农业面源污染对全国面源污染的贡献高达约1/2。我们常引以为豪地说中国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但我们却用了世界上35%的化肥,与此同时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

 

2010年2月中国环保部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中国农业已经超过工业和生活污染,成为两项主要水污染物的最大来源。农业源排放的总氮占水系氮污染总量的57%,长江、黄河和珠江每年输出的溶解态无机氮达到97.5万吨,其中90%来自农业,而氮肥占了农业源的50%。

 

据三农专家温铁军执笔的报告《氮肥的真实成本》,建国初期,国内的氮肥产量只有0.6万吨,小麦、玉米和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的总产量只有不到1300亿斤。随着我国化肥工业不断发展,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良种的选用,我国的粮食连年增产,2009年已经达到10570亿斤。

 

氮肥是粮食增产的最大功臣。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化肥氮的平均利用率仅为30%-35%,高产地区甚至低于30%,而流失率高达52%-60%。据统计,中国每年因不合理施肥造成1000多万吨的氮素流失到农田之外,直接经济损失约3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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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政府已明确强调了农业的多功能性,即现代农业,逐渐在改变以往服务于产业资本扩张的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思路,给农业赋予了生态环保、粮食安全、社会保障、文化传承、旅游休闲等功能。这恰恰符合中国政府2007年提出的生态文明,但在实践上依然是原有的农业模式。

 

“以往最主要的问题其实不在于农业自身,而在于产业资本形成和产业资本扩张。过去40年时间里,我们形成了复杂结构的利益集团,他们为增加自己的利益份额甩掉成本,而推动各种政策的安排。

 

温铁军在采访时指出,有机农业是对当前农业生产模式的突破,其所倡导的“低耗能、低污染、低投入”从根本上解决了农业污染问题。而其所带来的消费理念、生活模式,不仅有利于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更有助于农业走向多元化的平衡发展。

 

有机农业起源于欧美,但它的生产理念却深受中国农耕文化的影响。1911年的《四千年的农夫:中国、日本、朝鲜的永续农耕》一书,后来成为指导欧美有机农业运动的经典著作。

 

有机农业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和高深,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几乎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有机耕作,在英文里Oganic(有机的)这个单词就有“古代的”的意思。古代没有化肥和农药,栽培的材料均取之自然,而且没有污染。

 

据考古发掘,中国已经有7000年的蚕桑养殖史和6400年的稻作农业史,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中曾出现的饥荒往往不是农业自身造成的。承载中国农业文明史的传统小农家庭经营,本来就是有利于生态环保的有机生产,且具有食品安全、环境维护和社会稳定三大正外部性。

 

与最近40年才被当作发展方向的,以生产效率为核心生产模式的农业现代化导致大规模推进的化学农业、石油农业相比,后者只不过是中华农业文明史中的短暂一瞬——农业现代化,尽管有着某种历史正当性,比如人口与温饱问题。但这个阶段和模式已经过去或不合时宜,必须结合现实严峻形势作出改变——

 

尽管短暂,却已经让我国的农业变成了不可持续农业,在农村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和环境灾难,在城市造成严重的食品不安全,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乡之间的信任危机。

 

当今中国,化学化种植和规模化养殖已成为农业的主流生产方式,这不可避免的形成涉农利益集团占有收益和转嫁成本的制度,并对其后的发展和制度变迁形成路径依赖。

 

要想将农户的生产行为转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方向上来,必须提供足够的行为激励和制度创新支持。百年前金教授对中国传统农业价值的分析不容忽视,我们应该结合现代农业多功能性所需要的适用科学技术创新和相应的组织制度创新,内在地使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发挥更大的作用。

 

农业污染长期治理不力,很重要的原因是成效缓慢,要经历较长时间的调整甚至减产之后,让土壤恢复自然和肥力,才可能重现生机,可望保持或增加粮食产量。这对于那些短视,急功近利,只看任期内政绩的人而言,是不会轻易尝试的。这不止是农业领域的问题,而是较普遍的结构问题。

 

至于温铁军等人着重于对资本的批判,在笔者看来是片面的。资本逐利只是中性词,如果没有权力的结盟,不可能做什么事。在市场经济尚未完全自由开放之际,权力与资本的不透明操作在农业领域同样严重。


面对粮食减产的形势,除了靠上级的指示批示,制度层面的结构性调整,将权力与资本放进笼子里,得到有效监督,让它们真正为了人民的长远福祉运作,才是治本之策。(哑河微信:yah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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