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亡国灭种倒计时，“美国爷爷万岁”：历史虚无主义与逆向种族主义——公知教员郭hn的新闻授课模式
川外新传的炮灰资格的男教员郭hn被为权贵站台的《南方周末》“自由民主”的迷魂汤忽悠地黯然销魂，也该清醒一下了，总是待在黑暗的洞穴里看不到阳光对自己对学生们都是不好的。
川外新闻学院的男教员郭hn(四川大学新闻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后)言必称美国、言必称资本主义，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就是教员郭hn的“民主自由”模范样板、“黄金世界”，好像是美国鹦鹉，张口就“你看美国”，坐在下面听郭hn教员讲5分钟，基本他对所有问题的简单看法都可以知道了。如果是批评资本主义的声音，郭hn教员可能会认为是共产党的洗脑，认为这种批判资本主义的言论很无知。而实际情况又是如何的呢?美国那些最高学府的教授们是如何看待美国、看待资本主义、看待西方世界及所谓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呢?
下面只是简单列举一点美国学术界一些优秀学者的研究成果，挂一漏万，就可以辨别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西方学界的主流和前沿学者说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好话的：
1. 美国引证率最高的主流法学家、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美国最高法院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Richard Posner(波斯纳)，2010年出版The Crisis of Capitalist Democracy(《资本家民主的危机》，2011年出版的A Failure of Capitalism:The Crisis of 08 and the Descent into Depression(《资本主义的失败：08危机与坠入大萧条》)，我们谁也不敢说这位站在了美国金字塔塔尖的排名第一的美国法学大家无知.
2. 哈佛大学两位政府系的两位教授Steven Levitsky, Daniel Ziblatt 2018年出版的新著- How Democracies Die_ What History Reveals About Our Future(《民主如何死亡—历史向我们的未来揭示了什么》)
3. 哈佛大学的青年政治学者Yascha Mounk - The People vs. Democracy_ Why Our Freedom Is in Danger and How to Save It(《人民还是民主?——为什么我们的自由处在危险当中，如何拯救它?》)，他还发表了一些关于如何拯救民主的演讲，也就是说民主也处于危机当中。
4. 牛津大学院士A.C.Grayling2017年出版的Democracy and Its Crisis(《民主和它的危机》)，对民主的困境进行探讨。
5. 剑桥大学政治系系主任、三一学院院士David Runciman，2015年出版The Confidence Trap:A History of Democracy in Crisis form World War I to the Present(《信任陷阱：从一战到现在：民主危机的一部历史》)
6. 牛津大学罗德学者、曾任《金融时报》(FT)执行总编女学者Chrystia Freeland于2013年出版Plutocrats: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Super-Rich and the Fall of Everyone Else(《财阀们：崛起的全球新兴超级富人与剩余人的衰落》)
7. 哈佛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Theda Skocpol 2003年出版Diminished Democracy:From Membership to Management in American Civic Life(《消减的民主》)
8. 普林斯顿大学民主政治研究的主任Larry Bartels于2010年出版(Unequal Democracy)《不平等的民主》
9. 由曾任英国社会学科重镇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院长社会学家Craig Calhoun等编著的2013年出版的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资本主义有未来吗?》)，即便是曾经提出“自由民主”为历史最后阶段的著名的“历史终结论”的美国福山先生(Francis Fukuyama)也认为该书“是五位作者是有大图景的杰出思想家，他们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和对未来可能性的洞见值得深思”。
10. 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法学家Cass Sunstein于2018年编的一本书Can It Happen Here?Authoritarianism in America(《极权主义在美国》)
11. 耶鲁大学博士、伯克利政治学者Paul Pierson与耶鲁政治学教授Jacob S. Hacker 2010年出版Winner-Take-All Politics: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 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赢者通吃的政治——华盛顿如何让富者更富，并抛弃了中产阶级》
12. 哈佛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普特南Robert Putnam 2015年出版Our Kids:American Dream in Crisis.《我们的孩子：处在危机之中的美国梦》
13. 芝加哥大学博士、约翰霍普斯金大学政治学教授Benjamin Ginsberg，Downsizing Democracy:How America Sidelined Its Citizens and Privatized Its Public. 《缩减民主：美国如何让公民退出并私有化它的公共空间》
14. 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政治学教授、哈佛博士Sheldon S. Wolin 2008年出版Democracy Incorporated:Managed Democracy and the Specter of Inverted Totalitarianism 一书诊断了美国的政治疾病，指出美国不再民主，走向一种内置的极权主义国家。
西方的前沿和顶尖学者谈论着美国民主的弊病与危机，川外新传的郭hn和教员喝了“民主”的迷魂汤被催眠，却昧于世界大势，郭hn教员还在留恋着他根本不了解的“黄金世界”——美国，郭hn教员言必称他根本不了解的美国，这难道不是最差的教育吗?这种所谓的教育不就是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垃圾吗?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介绍美国大学的文科学术状况，这种课堂难道不是骗人的吗?这种四川大学新闻学博士难道不是有文凭的骗子吗?这算不算郭hn教员说的“体制问题”呢?川外新传的郭hn教员用一些名词诸如“普世价值”“程序正义”“民主专制”“一党z制”“体制问题”“饿死三千万”来解释一切，可谓鲁迅批评的“知识混沌，思虑简陋”“知识未能周，而辄欲以所适质力杂说之至浅而多谬者，解释万事。不思事理神秘变化，决不为立刻入门一册之所范围”(鲁迅《破恶声论》)，其实这等于什么都不会，其实际水平相当于不会读书的迷茫的大三本科生，他的研究生在宿舍洗澡触电身亡，他在课堂上也居然将其解释成：“我认为是体制害死了他”。西方哲学、现代文学的优秀的博士生的层次和水平可能在同一所高校毕业的新闻学博士生高几十倍乃至几百倍，这是的确。郭hn教员可谓“言必称西方”，可是他并没有研究过西方的学说，也不读西方的经典，正如鲁迅所批判的那样“况学校之在中国，乃何况乎?教师常寡学，虽西学之肤浅者不憭，徒作新态，用惑乱人···国字且不周识矣;···大地实体与地球模型且不能判矣”(鲁迅《破恶声论》)，那些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呢?又如鲁迅所批判的那样：“学生得此，则以增骄，自命中国桢干，未治一事，而兀傲过于开国元老”(鲁迅《破恶声论》)。郭hn教员在课堂上兜售一些他从新浪微博上亲自品尝过的公知余唾，经常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指责被侵略的小国，无非是“忘本来而崇侵略”，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奴颜媚骨和“艳羡强暴之心”罢了。当然我们这里要区分三个概念，美帝国主义与美国进步学术界、美国民众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不可混淆。美国学术界有很多一流的正直的批判帝国主义为弱国呐喊的进步学者，美国普通民众也有很多善男信女，和美帝国主义不是同一回事情。
被川外新传其他教员认为“我们知道，郭老师的学问很深”的“言必称西方”郭hn教员的状态正如鲁迅揭示的那样“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剖击旧物，唯恐不利”(鲁迅《文化偏至论》)，以郭hn为代表的川外新传开设的多数课程，那些青年朋友听了之后会是什么后果呢?就是几乎无一例外地、不可避免地通往平庸的沟渠、下降到黑暗的洞穴、走向由聋而哑和思想的禁闭，如鲁迅说的那样“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我知道川外新传以前有个古典哲学素养不错、好像英语也不错的优秀的学长，那是受到一位中国哲学界的启人心智、眼界开阔的高人的很大的影响和启发，很难说他的优秀和川外新传有什么关系。新传的官僚最好不要“滴水微功漫自夸”，收掉僵尸的乐观，直面教育的危机。
郭hn教员开了一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第一堂课就选了一篇水平很差的骂马克思的公知文章在课堂字斟句酌地给大家朗读，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源流发展郭hn教员根本没有研究过，就开了这门课，这种骗人的注水教育有点像没有地基的危楼。我不知道他的这些问题算不算他所说的“体制问题”呢?郭hn教员的几乎所有的看法都来自网络公知的新浪微博和翻墙看到的海外的轮子网，把这些没有几斤沉的公知看做神明一样像青年学生们进行思想启蒙，普及“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课堂上罗列他在微博上搜集的反共材料和反共言论，当成香饽饽给青年朋友们启蒙，他没有一个很大的视野，对这些观点根本不具备判断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知不觉间进入了一个囚笼，成了别人观点的囚徒，知道个高华、李志绥、杨显惠几个人写的反毛《圣经》就好像了解了一切中国革命史，这就是新闻传播的教育，就好像别人不知道他道听途说的那些宫廷秘史。郭hn教员单单知道个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名词，仅仅是名词而已，既没有深入阅读，也没有深入研究它的得失利弊的能力，如果新闻学教师不具备这个特别重要的学术素养，只能永远生活在被资本力量做操控(manipulation)的由大众媒体所编制的城邦意见的幻象当中。郭hn教员知道有个事儿叫08x章，却没有深入思考那些表面上读起来似乎很正确的内容的学术能力;郭hn教员还知道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之间的那个运动，但根本不具备深入分析那次运动的思想的能力，用西方自由民主\中国共产主义z制这种流行的模式来解释，究竟那场运动的性质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当被压抑以后，进入90年代的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国被强行纳入了一种什么世界构造当中?这些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郭hn教员陶醉在新浪微博的公知们的反共言论当中，在课堂上随时拿出来和青年朋友们一起欣赏，其实文史哲社科什么深的功底都根本不具备，连距离初学者的资格都有很长的路要走，被南方报系生产出的“反共话语”将他的思维模式彻底格式化，《南方周末》上看不到美国一流的文科学术思想，被《南方周末》进行思想改造了的郭hn教员如不立刻调整(没有高人引领读书，自己已经很难改变了)，只能越走越偏离真实的世界，既不了解“世界之思潮”，也不了解“固有之血脉”，他用井底般见识点缀着黯淡的课堂，正如鲁迅所批判的那样“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这不都是铁铸般的事实吗?川外新传的官僚有没有正视和直面的勇气呢?2012年重庆出了震惊中外的事件，郭hn教员把时任重庆领导人的名字的拼音首字母写在黑板上，bxl，说是什么“被吓了”“不行了”，青年学生们听了跟着哈哈笑被逗乐了，课堂成了儿戏，像耍猴，他根本不具备分析重要问题的学术素养和视野，却在被资本主导的微博舆论上寻找思想，什么是大众媒体的舆论呢?就是城邦意见——多数人的看法，鲁迅这么看待大众舆论呢：“所谓舆论，实具大力，而舆论则以昏黑蔽全球也”(《摩罗诗力说》)，这种本末倒置的方式，只能让绝大多数青年学生一辈子生活在昏暗而没有光的地下室里，不能自由地呼吸和言语。川外新传的郭hn王jl等教员只要和中国革命沾边他们就反，他们好像掌握了真理，好像和他们的观点不一样就是无知。中国著名学者、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李零先生指出：“二十一世纪，时光逆转，历史倒读，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
中国革命，不管是谁，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所有人的愿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摆脱列强瓜分，二是结束四分五裂。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其他问题慢慢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 ”
郭hn教员上课那种最低级的错误俯拾皆是，比如说什么“中国的大街上有监控”，难道日本英国美国没有监控吗?又说什么“鲁迅的思想究竟真有那么深吗?胡适是真正有思想的人”，这只能忽悠一下不读书的年青朋友，其实他对无论是鲁迅还是胡适，都根本没有了解，全是在大众媒体上道听途说来的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他在课堂上喜欢炫耀他的简单头脑，比如他认为“台湾选举堪称完美”，他的自由民主的湾湾才能培养出令他心仪的高端人才——李登辉、陈水扁，比如他说他喜欢看好莱坞，其实好莱坞就是美国的中宣部，美国的“高大全”，美国的“样板戏”，美国的中情局(CIA)和好莱坞进行合作，难道好莱坞不是反对一种意识形态的另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吗?韩寒出现“代笔们”之前，他那些学生说：“你们应该多看韩寒”，韩寒出了事儿以后，他又跟同学们说：“韩寒连大学都没上过啊”“中国共产党，我入了，现在想退都退不了了”，在课堂上念念不忘他推崇的李登辉和陈水扁，这课成了戏台。他及其他新传的男教师有什么能力指导研究生呢?青年朋友们听了川外新传类似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郭hn教员的课，只能越来越落后、无知、闭塞、平庸，这不是事实吗?水平在本人之上的高手指导川外新传的大一学生正确读书三个月就可以远远超过他。好像还是川外的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川外选学术委员应该推举最懂学术思想最深的一批老师来担任，绝不可以从“无学”的新传随便选两个凑数，因为那让川外自身掉价，也是对川外学术传统的玷污。川外新传被认为“有思想”“学问很深”的郭hn教员的课堂尚且如此，交了学费听这样的课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任课教师的认识基本都是错误的肤浅的，实在不值得浪费时间。大学学费一年5000多元钱，我们的有一部分学生每年拿出这些钱是很不容易的，甚至是拿不出手的，川外新传的教育质量一塌糊涂，所谓的上课点名考勤制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任何意义。川外新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劣质零件的丁等的加工厂。川外新传的青年学生有两个命运，要么就是选择逃离，也就是拒绝智力侵害，要么就是被强行改造成一个不起眼的劣质的零件。川外新传的教育就像毒奶粉，倘不觉悟，喝了四年就喝成了有严重智力缺陷的大头娃娃。有毒素的劣质教育便会产生出劣质的人。郭hn式的课堂不过是鬼子集训营而已。川外新闻教育本身就很荒谬，采访-写稿-记录，这和优秀无关，跟卓越连边儿都沾不上，因为它不需要什么才华。真正优秀的人是不做这些事情的。
救救青年!
五.我们要真正的学术
对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和思想领域的大人物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入学术研究的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因为它是一切思考能力和独立判断的基础，没有它，所谓思想云云都是空中楼阁。另外世界上真正的学问只有数理化和文史哲，研究广告学、公共关系、新闻标题的所谓新闻领域的专家学者怎么能和章太炎思想研究的专家比呢?前者好比蝼蚁，后者则是珠穆朗玛峰。比如说哈贝马斯(Habermas)的一流专家，他可能了解欧洲学术界、美国思想界许多一流大学的教授对哈贝马斯的研究论著，他至少看过50本以上的西方学界的哈贝马斯研究成果，一个研究柏拉图(Plato)的优秀学者，他会熟知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几个重要国家的柏拉图研究状况，可能读过几百本专门研究柏拉图的外文专书，有了这个对大师的深入系统全面研究的能力，有了这种有素的真正学者的训练，他对一切观点(包括网络言论和大众媒体言论)都会用一种很大的视野来看待，比如《南方周末》用一篇文章上介绍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 Movement)，一个有比较优秀的学术训练的人会考虑西方世界对启蒙运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比如英美德法几个国家的哲学界、历史学界在启蒙运动领域出版的几十部甚至上百部学术专著，如果有这种意识和素养，就不会被《南方周末》上的言论所左右，也不会被网络上的公知言论所遮蔽，因为那不过是一种流行的观点，而不是深入的学理的扎实的研究。我这里提示一下，比如《南方周末》出现了一篇把美国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吹得天花乱坠的文章，多数人既没有读过他的书，也没有研究过他，不是《南方周末》说他伟大他就伟大的，被西方资本基金会控制的《南方周末》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有它“认定”的符合全球霸权意识形态的“大师”，如果具备系统研究一个思想家的能力，可以看英国、美国的哲学界、经济学界的优秀学者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些有成就的英美一流教授是如何评论弗里德曼的呢?恐怕不是一边倒的说他好吧?有精彩的学术批判，有对其导致的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解释，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南方周末》是带着什么目的从事着什么活动了，也就是把中国的经济纳入到为西方打工的附庸地位，实现殖民化买办化,强化并维系西方支配中国的不平等的屈辱的主奴压迫\被压迫的地位。而川外新闻学的野鸡教育充其量就是把《南方周末》的观点当成一种权威来接受，先错误地认定它很“国际化”，然后不加批评和分析地把它当成一种教条(doctrine)来接受，而几乎不具备判断它的正误的能力，川外新传这种错误的培养模式最终将导致训练出大规模的疑似汉奸媒体人和社会现实的黑暗帮凶!川外新传把《南方周末》上的文章当做启蒙材料，好像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哲学，其实不过是在被在当代世界造成了巨大问题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蒙蔽，丧失了真正开阔的视野和把握问题的真正的思想能力，这是悲剧性的。更悲剧的是那些正在成长需要进步的青年朋友，他们的青春就在这样的如同井底一样的课堂上日渐枯黄，失去了现在，也就失去了将来!我上大三的时候一位北大人文学者当面跟我说：“新闻专业要读的太多了。新闻传播很值得研究，但中国新闻传播这些人他们的能力达不到。不是媒体上谁声音大，谁就正确。北大新传的学生本来就是高考很高的分数被招进去了，不好好读书，四年下来，泯然众人。当然新闻专业也有好处，就是可以多接触社会”这位北大人文学者还曾经说过：“新闻专业是当今中国最骗人的几个专业之一”。这句话的准确性和份量在我大二的时候基本就充分地感觉到了。一位研究古代汉语的北大博士几天前对我说：“《南方周末》本来也跟学问无关呢。我基本没看过呢。早在以前还可以，能说点真话，或者说，反映些矛盾。现在好像不行了”。
郭hn教授在课堂上经常兜售“宪政”“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等这些听起来很好的“大词”，什么流行时髦，他就用什么，其实毫无主见，鲁迅批评这类人是“伪士”——“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用这些名词解释中国的一切，水平差到用“一党z制”强行解释中国的一切问题，只要出现问题，就说中国没有“宪政”XXXXX，好像他们是包治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其实不尽然。其实这些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都是值得研究的，比如民主(democracy)，一部西方思想史那些大家是如何看待“民主”呢?很多深刻的人批判民主啊。比如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导致社会荡涤尊卑上下，全社会无差别，没有高低之分，多数压迫少数，多数人成了“正确”“道德”的象征，这样的“民主”是不是好的呢?英国工业革命导致崇拜物质，环境破坏，灵明和内部之生活被舍弃，人们盲目地追求物质利益，这样的“民主”是否存在问题呢?郭hn教员单知道个名词叫民主，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学术界哪些优秀学者对“民主”的研究比较深呢?能不能自己读过许多然后推荐给学生呢?有没有这个特别重要的能力呢?比如“人权”(human rights)，哪些复杂因素导致人权问题?仅仅是共产主义实践吗?WTO在制定规则的时候不够透明不够民主和公开制定出来的政策导致发展中国家利益受损，算不算对人权的侵害?美国建国之初屠杀千万印第安人算不算人权问题?美国侵略伊拉克导致的大量流离失散的难民问题产生的人权问题该如何思考呢?以世界银行、IMF和WTO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造成的全球危机不也是人权的危机?这些就是郭hn教员歌颂的所谓“普世价值”。比如“法治”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一党z制”问题，进而否定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乃至否定整个中华民族，这其实不过是现代化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西方—非西方，先进-落后，启蒙-落后的二元对立，好像越现代就越文明理性进步，其实忽略了背后的深刻的现代性问题。比如自由，郭hn教员满嘴自由，但是仅仅知道个名词有什么用呢?这种骗人的屌丝教育不值得反思吗?具体到美国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自由的内涵又是什么?比如美国镀金时代、进步时代、一战时期、大萧条时期、新政时期、二战、冷战、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六十年代、保守主义时期、新世纪以来，美国的不断阶段的重要人物如何阐述“自由”的概念及与时代的互动?这才是重要的问题，仅仅停留在知道个名词上面，这样的注水教育毋庸置疑是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的，因为自由这个名词谁都会说。不得不说这样的“教育”是注定让人平庸的，想不平庸都很难，因此要自我筹划，逃离平庸。
不过我得说郭hn教员并不是女骗子辛文娟那种邪恶的坏人，而是关心社会现实的被一帮水平很差的网络大V彻底改造了思想的头脑简单的糊涂人，在现实生活中应该还是挺不错的人，相信与女骗子辛文娟的法西斯作风不同的是，郭hn教员是有听取批判性的不同的观点的雅量，只要正确深入地读书，是有可能不断进步的。
被认为“中国英国文学第一人”的女学者苏薇星有一次在回答同学关于圣经(Bible)的提问，她谦逊地说：“我只是Bible的general reader(普通读者)，并没有研究”，20世纪的美国赫赫有名哈佛著名政治哲人罗尔斯(John Rawls)在回答他的博士生Thomas Pogge(耶鲁哲学教授)的问题谦逊地说：“er….well ，I’m not quite sure，let me think about it”(哦···我不太确定，让我想想看)，北大钱理群教授讲课的时候说：“我只是姑妄讲之，大家姑妄听之”。希望我们的教生能用坦诚的心面对自己，先知道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很多高级的东西我们都不懂，我们知道的很少很有限，很多领域不了解，没有涉猎，这才是大学求知的第一步。我们要清楚依赖大众传媒的问题——扁平化与历史纵深感的缺失。我们还需要清楚，并不是我们在大众传媒上听到关于欧盟的见解，我们就懂欧盟了;听到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看法，我们就明白伊拉克战争的真相了。这些背后都涉及很多领域和学问，被资本控制的大众传媒制造的恶“真相”在多大程度上展现出真实的世界呢?
六.川外内部的教育公正的断裂与教育不平等导致的危机
川外中文系的老师里北大中文系博士毕业的有4位以上，川外英语学院的老师里剑桥大学伯克利大学的访问学者有五位以上，北大英文系和北大中文系的博士两位以上，川外英语学院的比较优秀的女讲师就可以通过阅读英语原文研究巴黎五月风暴和美国一流的文科教授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的后现代主义，川外英语学院的讲师就这么出色。川外英语学院的男老师有的还翻译了哈佛大学哲学系的一位重要的和罗尔斯论战的政治哲人诺齐克(Robert Nozick)《经过省察的人生——哲学沉思录》，还翻译《罗素传》，对罗素有研究，川外英语学院有的老师研究并翻译哈佛大学教授桑塔亚娜，川外英语学院有的青年男教师对哈佛大学教授(梁实秋林语堂的老师)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白壁德(Babbitt)有深入研究，川外英语学院有的女学者精通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美文化最高的一部分)，当然他们的涉猎和学问远远不止于此，川外英语学院的学生得到的教育是哈佛水平剑桥水平的人文教育——让人成为更美好、更有担当的有真正的国际视野的人，川外英语学院的优秀的学者做的关于英美文学的研究的高度、深度、重要性有可能远远超过普林斯顿大学英语系的个别学者，就这么厉害。以前听过时任川外中文系的系主任谭代龙先生的课，谭先生在课堂上讲：“我要把川外中文系办成中国的外国语大学最好的中文系”，他们就有这样的气魄和实力。后来听有的川外中文系的学者讲课，在课上愤慨地抨击：“川外新传的网站上有份大学士必读书单呐，他们把萧红的《呼兰河传》给归到人物传记一栏哎，这是何等的无知哎?何等地无知啊?可能从别的地方找了个书单连看都没看就放上了”。这都是血淋淋的无法直面的现实鸿沟，川外的内部需要教育平权，相比中文英语等其他几个院系，川外新传在批量制造庸才，川外新传的学生在智力发育、文化养成、见识视野、能力培育上远远落在了川外中文和英语等其他几个院系后面。川外新传有的课堂居然讨论戴安娜王妃和威廉王子，讨论这些对国计民生与天下大势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新传的官僚掩耳盗铃，搞鸵鸟政策，掩盖无能，这些都是“秃头上的虱子”——显而易见的事实啊，怎么又“不理性”呢?以前看到川外新传同一届的一位男同学的QQ签名：“皆因不够努力”，恐怕不是努力不够那么简单，而是严峻的教育不公正害了他，接受极差的教育，怎么能够保证和其他院系的优秀学生“能力平等”呢?就像两个长跑运动员，一位吃咸菜，一位吃牛肉，一位的老师是小混混，一位的老师是国家级教练，怎么可能同日而语一比高下呢?严院课堂上讲他对俄语系的老教授说什么雷锋是假的。这其实不过是1990年代以降的“告别革命”“反思激进”“文化保守主义”“打倒20世纪乃至中华民族的一切志士仁人和革命英雄”的支配性思潮而已。严院在课堂上跟青年学生说：“南方报系，国际化”，川外新传的男教师里持这种观点的高人还有很多。严院给青年学生推荐了个叫熊培云的公知，说什么他“能引领未来中国的思想”，严院了解当今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多少呢?从网上看到一句熊先生的名言：“错过了胡适，中国错过了一百年”可谓登峰造极的公知煽情体，胡适的面很广，但中国中文哲学界的一流学者认为胡适一篇砸得响的文章都没有，胡适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框架内连三流都进不去。即便是被认为是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大师的有些学者对胡适也评价很低，乃至连提都不提。和地产豪强潘石屹坐在了一起的严院去美国考察了一圈，好像发现他们的小学有个很高端的宝贝叫所谓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的课程，于是要效仿之，向政府建议从小学开始媒介素养课，这不就是鲁迅所批判的那类“宝赤椒以为玄珠”(把花椒当珍珠)“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这不就是鲁迅批评的“鸩毒日投，适益以速中国之隳败”吗?正确的借鉴外国的方式应该是“权衡较量，去其偏颇”。政府采纳严院让新传毕业生给小学生开始《媒介素养课》的那天，中国民族将离亡国灭种、天崩地裂那天越来越近，政府的相关人员应该权衡好，做出独立判断，千万不可一拍脑子就接纳实施荒谬的建议。要警惕买办媒体和传媒思维对社会的殖民和支配，大众传媒的时代需要反媒体，揭示资本等多种力量对大众媒体的控制，在国际层面上特别是传媒巨头默多克对全球信息资讯的控制。大学期间很少能看见严院，不是去北外做官了，要不就是去国外给自己镀金了。温良敦厚、理性公允的文明人严院或许应该多给青年们讲讲《登龙发微》或者给青椒们传授一下拿下到国家大项目的秘诀。严院拿了个目前面挂了个“全球化”的名字国家的大项目，我不知道严院真的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对全球化(globalization)了解到了什么程度呢?有识之士抨击今天中国的新闻教育的弊病之一就是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没当过一天记者，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残次品，颇有道理，就像旱鸭子要当游泳专业的博导一样荒谬。在一篇“好记者讲好故事”巡讲走进四川外国语大学的报道中，严院指出：“在市场冲击和职业建构等时代因素下，新闻人和新闻传播学院的师生应牢记——专业主义永远不能丢。”中国新闻传播学新锐青年学者、北京大学王维佳先生在一篇题为《该反思“新闻专业主义”这套说辞了》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着眼新闻专业主义口号塑造下的中国新闻业实际，我们发现，独立和专业的口号越响亮，新闻记者在整体上把握社会问题的能力反而却越降低。不仅如此，在市场逻辑下，排除政治和社会责任意识，新闻业的低俗、造谣、煽情等负面现象大量出现。”严院连中国新传的真正的学术前沿和新锐观点都跟不上，跟那些把持了学术权力的庸碌陈腐的中国新传的学官学阀倒是跟得很紧，新传许多男教师们的课堂兜售的经不起任何推敲的观点把那些青年学生们败坏，他们此后的人生如何幡然醒悟呢?我上大三那年偶尔听听川外新传的“智术师化”的所谓课堂，对川外新传教育的种种乱象感到非常痛心。川外新传的多数课堂可谓鲁迅批判的那样：“加以旧染既深，辙以习惯之目光，观察一切，凡所然否，谬解颇多”(《坟·摩罗诗力说》)鲁迅说得何等好啊!北大青年学者王维佳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新闻领域是与中国现实最贴近的领域，但是在与中国现实短兵相接的三十年中，中文、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都产生了在整体上把握中国问题的大学者，而新闻领域这个最应该产生能深入思考中国问题的学科最与中国思想界失之交臂，当代中国思想界的自由主义(其实是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思想辩论中没有新闻学者的声音!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沦陷为“匪巢”，失去了介入中国思想与把握中国问题的能力，许多所谓新闻学者沦为项目的寄生虫，为了利益不断奔走。这是值得反思和检讨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史领域的历史系巨擘方纳教授(Eric Foner)的中国弟子王希教授一次在重庆大学高研院发表通识教育的演讲坦率地承认：自己在重大开的短期的美国史历史课是很失败的，讲的时间太紧凑，而且也没有多少学生愿意买那么厚的历史论著《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这种以真诚的态度直面自己而不是自欺欺人的态度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那位在武大新传读了6年博士的号称读书多的认为“如果日本人统治好，我宁愿日本人统治”的男教师竟然连批评他那种观点的超一流的中国思想家居然从未接触过。实事求是地讲，我并无什么高深的思想，也不并懂学术，有的只是不断求索的心，不过在我这个并不懂什么学术的人都对川外新传的乱象看不下去了，可见川外新传已经荒谬到了等地地步?!川外新传培养的高端学生以后可能是“箪食壶浆迎王师”的带路先锋。川外新传的师资实力被川外中文川外英语及其他院系远远甩在了后面，望尘莫及!川外新传大三学生的所谓新闻编译无非是一种低水平的重复劳动，这种训练对人的真正面对新闻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七.川外的方向——何种“国际化”?
川外是个底蕴深厚的有学术传统、思想传统的外国语大学，培养了刘小枫、邓正来、杨武能等人文社科思想学术领袖和真正的学者。我们有英语、德语、法语、日语等真正强国的外语专业，英美、德国、日本、法国这些强国真正强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有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大学者和大师，美国有哈佛、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大学，英国有牛津、剑桥大学，德国有海德堡大学、洪堡大学、哥根廷大学，法国有巴黎高师，日本有东京大学，这些世界一流的大学有用一流的学问、一流的见识为他们的民族源源不断地提供新思想、新理念的站在全球世界最前沿的引领社会、解决世界问题的全球思想领袖和学界领袖，一个个赫赫有名的思想学术流派的诞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与世界。我们川外的学生有我们引以为傲的学长刘小枫先生和邓正来先生在召唤着我们，思想学术——天下之公器，不朽之志业，它是一个民族国家能往前进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根本性的动力源，有小枫学长和正来学长两位开风气、引领中国思想学术的宗师在前面，而四川外国语大学就不应该仅仅是“语言培训所”，而应该是真正汇通中西，成为当代中国“西学东渐”“别求新声”的文化重镇，因为外国语不仅仅是用来交流沟通和翻译的，外国语的最优秀的学习者应该成为“盗火者”，“用别过的火，来煮自己的肉”的，英语初中高中都学过了，川外的大一学生里有的女生口语还特别好，讲得就像美剧里面的主人公一样自然、地道、纯熟、流利，基础较好的大一同学直接读原版书除了个别较难的英文单词不认识理解上基本没有大的问题，日语法语德语从零基础开始学到大三阶段基本有一定的高度了，可以较为自由地阅读他们的书报和原版书了。英美德日法这些世界强国真正强大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的人文学科(文学、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等)出现了许多源泉性和原创性的文科大师，是新话语(discourse)的诞生地，向全球进行理论散播和理论旅行，是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新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群主义等等)诞生的地方，直接学习西方强国的思想应该是外国语大学的拿手好戏，其中的杰出者如小枫先生和正来先生则以对西学的深入研究，直接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的进步，引领中国的未来。
晚清的严复先生当时译介《天演论》《国富论》《法意》《穆勒名学》等这些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类著作，是为了探索一个“好的中国”与“好的世界”，扭转19世纪以降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的颓势，扭转世界的虎狼称霸的局面，为中国立极，研究西方学术，要而言之，是为了探索一个公平正义的理想世界，这才应该是外国语大学的魅力与担当!人文与社会科学，就是探索中国与世界，并对中国与世界进行再思考，重新思考当代世纪一系列的权力关系和霸权构造。我们的川外应该不断地走出“先进的中国人”，应该有真正的国际化视野，而不是像川外新传那样和几个外国野鸡大学“建交”好像就不得了了。中国每到极期，就像干枯固涩的池塘，需要不断注入源源活水，需要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想、新理念来照亮中国前行的路、照亮民族的未来，利用世界学术资源把中国思想往前推，对中国与世界进行深入思考，有新的文化，才会有新人出现，鲁迅如是说：“不事闭关，能与世界大势相接，思想为作，日趋于新，则今日方卓立宇内，无所揆逊于他邦”。我们的川外学生应该有真正的世界视野、国际情怀，利用英法德日这些强国外语在世界思潮中游泳而不被思潮淹没，该以何等气魄和方法面对世界文化学术呢?
鲁迅说：“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起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我们的川外作为外国语大学，它的英德法日几个外国语种的优势，应该让我们“睁眼看世界”，我以前的一篇文章写过：“从晚清到五四，从80年代到上世纪末，在西方这个巨大的他者的虎视眈眈的注视下，西学东渐与西书东译成了中国思想学术与中国问题研究的源泉和助力，一位位哲人与思想家的译介照亮了一代代求索智慧与寻找真理的进步的中国人，以此重估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上下四方寻找火把将黑夜点燃，引导洞穴中的奴隶走出洞穴，接受启蒙之光，摆脱落后和愚昧，自立自强，行走，进步，创造，吸纳天地万物间的精华灵秀之气，研究旧有的过去，想象理想的图景，创造力与想象力应当是大学的文化精神，批判与承担，大学之职与责也，外国语大学如果缺失了西学的视野，就只能是半吊子的语言培训所。” 鲁迅这样强调域外文化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非然者，口舌一结，众语沉沦，沉默之来，倍于前此。···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见识之广博有所属。”
川外新传的严院的教育理念和见识也就孔方兄中间的正方形那么大，一会儿“成功”，一会儿又是“毕业生遍及世界”，如果我对川外新传的师生的整体实力丝毫不了解，就真被川外新传的项目官僚的纸面上的宣传文字欺骗了，上川外新传那些所谓课堂四年下来，几乎所有的学生的素养和实力非常烂!什么“遍及世界”?要知道所谓的身在国外并不是优秀的象征，而是经济条件的相对充裕，农村的高中生毕业想去加拿大打打工连机票都买不起，连接受英语口语培训的钱可能都舍不得花，可能连比较好的英语培训机构的名字都无从得知。确实该重思我们的教育了，我们该反思是什么力量让严院把“成功人士”当成引以为傲的事?不择手段、置人死地的所谓成功不该否弃吗?和严院坐在了一起的吸干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的血汗的地产豪强潘石屹的“成功”不该被审慎地思考和揭露吗?比外在的成功更珍贵的可能是美国一流大学核心课程(Core Course)所要浇灌的一系列人的核心价值(Core Value)——悲悯(Compassion),正义(Justice),灵魂的卓越等。
以此跟英语系的同学聊天，听他们说川外新传的郭hn教员好像还开了“中国文化”之类的课，我不知道一个认同刘X波的“中国应做殖民地三百年”的有强烈逆向种族主义倾向的人能对中国文化有什么了解和见解呢?川外新传有个年青的80后女辅导员(川外新传的女研究生毕业)好像还开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中文系的必修课，我不知道一个川外的新闻研究生对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有多少了解?就开了一门可能根本不了解的课程。从百度百科上看严院好像还开了《西方文论》，严院也不是《西方文论》这个领域的，这属于中文系和英美文学的专业领域，西方文论的外语原文文献，如果没什么意外，严院应该一部都没看过。川外新传的四川大学毕业的新闻学博士生可能不如哲学历史领域的普通一本学校的中文系哲学系本科生的水平的三分之一乃至更大。学法学出身的男辅导员仅仅成了给领导传达命令的冷冰冰的机器和维稳工具，没有些许人文的底子和养成业余读书的爱好，就没有能力发现青年学生群体里的诸多问题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巨大差异。当然对一个野鸡新闻学院提出这些问题可能是太高的奢求!川外新传有的课堂唱《小苹果》等流行歌曲、哗众取宠，在课堂上改病句，哪里是大学课堂?像是在做高三语文《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上的病句题。大学不应该盲目地拥抱流行色，而是与社会保持一段距离，大学不应追逐社会，应有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s)的精神!
川外英语学院的女讲师可以利用英文学术原著独立研究五月风暴和后现代主义大师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带队参加国际英文辩论;川外新传的女骗子辛文娟在学校不择手段地巴结重点高中毕业的学生，一个大学老师居然从重点高中的学生那里获得“思想启蒙”“文化教养”和“国际视野”，女骗子辛文娟和许多其他的所谓新闻教授对西方的认识是：“它们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你要不要出去看一看呢?要去看一看，很不一样，你要不要出去看?”，川外新传这样的催人呕吐的一流的西崽比比皆是，这样的野鸡新闻学院提前关门倒闭还是比较妥当。川外新传还开了《公共关系》和《广告学》(公关——public relations)这样的课，MIT(麻省理工大学)的语言学大师、以揭露和批判美帝国主义霸权行径著称的全球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Chomsky)是这样看待所谓公共关系的：“广告被公关控制，二者合一并没有产生出作为理性选择的知情的消费者，而是做出非理性选择的不知情的消费者”“公关和广告是让人们处在黑暗中的力量，它们削弱民主”。我们饥不择食地追求所谓“国际化”，其实是“伪国际化”，为什么不听听真正的国际化的声音呢?川外新传的很多教师们学的一对西方的皮毛不过是鲁迅批评的“交通传来之新疫”。川外新传开的这些课程《新闻学概论》《名记者研究》《新闻编辑学》《新闻标题制作》《新闻议题设置》《新闻英语》《公关》《广告》等等等等都可以不开，听了这些课加上读《南方周末》只能让人跌入深不可见的洞穴和深渊，越来越弱智愚昧，没有能力独立思考并形成独到的看法，人云亦云，无自性耳。《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高考分数线一本以上的比较优秀的文科女生好好准备一下就可以开课，没有任何难度啊，因为是一些并不重要的解释不了世界的死的三流一下的僵化知识。川外新传也开文学哲学的课，都不是这个领域的。川外新传的很多洋奴教员普遍崇拜外国，但是整体上却几乎没有介绍国外一流学说的能力和视野，关于外国，我听到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你要不要去看一看，很不一样，去看一看”，他们没有培养优秀人才的实力，无非是想多一个海外关系满足一下虚荣心而已，川外新传太差了，几乎所有的新传学生不过是弃民(disposable people)和炮灰而已。川外新传个别教师去美国二三流大学访学，根本没有什么用，没有强大的外文阅读能力和思想吸纳的能力，去了白去，毫无用处的，顶多给自己练练口语和听力而已，没有能力掌握美国强大英国强大的要害。
川外因为喧嚣浮躁、恶浊扰攘的新闻学院的存在无比掉价，本身很多是一本分数线给招进去的同学在新传教师的四年弱智愚昧的野蛮摧残下，稍不清醒和进步，高考一本录取的学生不知不觉间有可能被强行改造成劣等物种——无血的大戮。这是发人深省的。
本人水平最差的时候大概是大二期间阅读英国《经济学人》(Economist)和美国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一方面希望开阔眼界，同时也希望在上面寻找到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的思考，大概持续了几个月，但是却是白费了无用的功夫，没什么用的，结果却是一时被愚弄，当时还没有什么能力和视野判断对它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需要一个比较大的思想视野、学术眼光和一定的知识积累，才能走出来，迈入更高的台阶。当然《纽约时报》上有两个特别优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个是哥大经济系的教授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另一个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他们的文章倒是值得重视的，《纽约时报》其余的新闻报道和对中国问题的评论，不值得费功夫的，我们千万不要依赖从媒体上学习历史。也并不是凡是外国学者就好，我们要看具体是什么领域，这个领域在他所在的大学重不重要，属于几流学者，这里举一个例子，比如一个普林斯顿的汉学家Perry Link(林培瑞)，他做的研究就不重要，在他的大学就很边缘，并不因为是普林斯顿的就一定好。邓正来先生也说过：“你们都知道国际接轨，恨不得老师每天上课都讲英文，谁能够讲英文谁的水平高，谁能够用德文、英文在西方杂志发表文章你就水平高?就不得了?你从哈佛、耶鲁回来，从柏林大学回来你就厉害?不要相信这些，你们不用相信，我太了解他们这批人了。一点都没有什么。这是真的，你不要以为哈佛就是特别牛，不是这样。” 邓正来先生曾在一个场合批评过写《邓小平传》的傅高义：“他就是个汉学家呀，China’s Watcher——中国观察员，一个老外连汉语都说不好，中国的问题他们不懂”。陈寅恪先生曾批评：“群趋东邻受国史，士夫神州羞欲死”。川外新传的郭hn教授经常发表一些九流以下的观点，川大新闻学博士郭hn教员的见识和层次可能还远远比不上英国的资深中国导游的十分之一，的确是这样的，而这样的男教师被有的女教师认为：“我们都知道，郭老师的学问很深”，其实不过是乱上网、不会读书的大三普通本科生而已。
川外新传从大一开始就给青年们灌输这些观点：“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新闻记者唯恐天下不乱”，学法拉奇向人挑衅，这样的教育能培养出什么青年呢？那种《名记者研究课》，记者又不是思想家文学家，有什么可研究的呢？我记得那个课堂上播放央视对话节目《面对面》王志访谈，王志访谈的风格是每个问题都很阴暗，以极阴暗的心理来揣测被访者，如果这样的东西未经审视地就成了大学课堂的授课内容，乃至成了青年的效仿对象乃至优秀标尺，那那些青年未来将什么怎样的人呢？大学讲堂的败坏直接导致人的败坏，这样的野鸡教育只会不断催生出“千万无赖之尤”。新闻传播与当代世界密切相关，它接触所有的领域（历史，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社会，人类，法律，宗教等等），然而川外新闻教育却不过是愚弄人的小把戏，因为代表川外新传实力的那些男教师根本不具备认识这个世界的正确的方法和能力，全球化（globalization）把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如何去理解全球化时代的问题呢？当代世界有哪些代表性的思想家，他们如何认识全球化的问题呢？关于globalization的研究，当代世界有哪些关于全球化问题研究的一流文献呢？一些世界著名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者，他们如何去思考全球化与我们的生活世界呢？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很多。没有能力从学术上研究这些问题，把资本化的公知当标尺，是这个学科溃败的标志。美国一流大学本科生毕业的时候，最优秀的少数学生被授予summa cum laude（以最高的荣誉毕业），川外新传的平时的多数课程和考试都失去了意义，因为很多课程不见你毫无意义品质低下，而且漏洞百出谬误连天，这样的劣质教育只能生产出很多废品和学会了公知话术的花岗岩般的大脑。
大众媒体(mass media)的媒体生产(media production)与媒体消费(media consumption)不应该成为支配社会，媒体人也不一定代表着公共利益，大家也应该起来监督大众媒体，如鲁迅揭示的那样，大众媒体在强者面前是面前是弱者，在弱者面前是强者。大众传媒在公司化的运作模式下，容易成为不断生产不平等并将其合法化的机制。需要的不是培养符合其运行逻辑的媒体人，而是揭示出问题，挑战这个机制!形成有公共辩论与公共讨论的较少受资本控制的公共媒体。
结语：
真心希望作为外国语大学的川外气魄雄大、高瞻远瞩，发扬我们的强国外国语优势，青年学生在求索中探寻学术的精神，以西方学术为重要参照探寻中国与世界，形成开阔的眼界和视野，在东西方的思潮中奋然前行，即便不成为学者，有个开阔的眼界和功底也是很好的基础。有英语、德语、法语和日语几个强国外语的优势，卓越的师生们利用一切条件争取了解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的最顶尖大学的一流见识一流思想理念，比较权衡，为中国的发展运送精神和食粮、点燃思想的火炬，努力形成真正的全球视野，利用英语、德语、法语了解欧洲的发展状况、思想状况——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国关、法律，利用英语了解北美的文化潮流、社会百态，利用日语了解东亚的格局和状况。川外新闻学院则如同溃烂的毒瘤，培养一些见识短浅甚至坑蒙拐骗的媒体记者，只能降低川外自身的等级和文化品味，最差的结果是狗仔化与公知化——跟人交谈要不就调查碰瓷打探隐私撒泼如同女骗子辛文娟一样，要不就满嘴“体制问题”“一党z制”“普世价值”如同郭hn教员那样，仿佛思想很深刻的样子。不得不说，川外新传为四川外国语大学拖了很大的后腿，也不具备办学的实力，像个临时搭建的马戏帐篷。初中七年级的文化程度，稍作短期培训就可以做记者。记者也并不是什么无冕之王，而只是一个记录者，并不需要特殊的才华和能力。
川外的青年朋友需要好的教育优质的课堂，就像川外的英语学院和中文系那样，而一个真正优秀的文科教授本身就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他管“修齐治平”，也负责“格物致知”，既启人心智，又温柔敦厚。真正优秀的文科教师才是大学真正的宝藏，是大学的永恒背景，这样的文科教师在大学里像参天大树一样为全校师生精神的绿洲与花园。不错，我们的川外是有这样的教师的，他们就是绿洲与花园，置身那样的课堂，如清泉流淌，如皓月当空，如空谷幽兰，如古典琴音，仿佛先哲的遥远的回响!他们的学生的优秀者可以成为社会的脊梁，普通者也可以逐渐获得眼界与视野，情怀与博大，批判与承担!哈佛大学著名法学教授昂格尔先生(Roberto Unger)提出要给人赋予以神意(divinization of life)，警惕人生的木乃伊化(mummification)，人生不需要许多小死(many small deaths),人应只死一次(to die only once)。是时候敲一敲警钟了，川外新传的教育深陷泥潭自欺欺人，那些青年应该走出来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振奋一下被败坏的脑子了。川外这所学校的真正魅力与传统在于出现了刘小枫与邓正来学长这样的引领并推进中国学术进程的思想领袖。大学的精神魅力在于探索世界的奥秘，深入了解人类之演变，文明之推衍，各国之状况，当代世界之困境与挑战，人类的辉煌创造与惊心动魄的历史应该是大学的背景，大学下设人文社科自然科学，这些学问研究这个世界何以为今日之世界，并思考改良的方案。
我不得不指出，川外新闻学院的畸形与劣质教育暴露这个学科本身的危机，先天不足，瘫痪失调，难以为继。接受教育是一种权力乃至福利(entitlement)，两位当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位是赫赫有名的哈佛教授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另一位是芝加哥大学教授James Heckman,分别从“能力的拓展”(capability expansion)和“能力的形成”(capability formation)的角度论述教育公正的重要性，没有教育的相对公正，何来能力的平等?有了教育的公正与能力的平等，才有享有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不可轻易指责一个人的能力不好，正是因为没有享受到优质的教育，怎么可能有较高的能力和视野呢?为青年朋友们创造能力发展的契机，成为当务之急!优质的大学教育是一种生命的觉解，和人类社会最美好的文字接触，这背后是英国阿诺德的理念，用人类社会(民族的与世界的)的文明成就让人觉醒，奋起，让人焕发内心的光芒，闪烁着理想的光，给人以一流的见识，一流的视野，使命与关怀，改造与引领社会，而非追逐社会，哈佛大学著名法学家昂格尔教授(Roberto Unger)认为，教育应让人成为未来的先知，摆脱那些贬低人的文化氛围(culture of belittlement)。而劣质的教育就像发霉长毛的窝窝头，长久服食下去，身体就会垮掉，劣质的教育让人由聋而哑，无法自由的言说，难以表达真正的心音，看不到真实的世界，听不到悦耳的声音，如生活在黑洞当中，长久下去，害怕光明，恐惧智慧，在文化工业的娱乐幻象中成为反智之人。长期接受劣质平庸的教育如同长期食用发霉腐烂变质的食物，最终都会败坏人的天性，让整个人垮掉，这绝非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我所经历的川外新闻学院的教育危机让我写下这篇文章，因为川外新传的劣质教育让绝大多数新闻学子和川外的其他几个学院相比，已经在平时上课的时候失去了未来。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公共知识分子CornelWest教授认为上学是获得知识和技能，而教育是那种触动灵魂的东西，他认为教育是一种“人权”。大学教育应该回归常识，芝加哥大学著名女哲人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一本小书Not For Profit：Why democracy needs humanities?(《并非为了利益：为什么民主需要人文学?》)值得一看，我当时读后随手译介了其中几段颇为有价值的值得一看的文字，摘录如下：
“被对于财富的追逐所迷惑，我们越来越多地要求我们的学校生产出有用的利润创造者而非有思想的公民”
“一个积极的批判的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具有同情心的平等社区中的一员，基于尊重和理解来交换看法”
“受过教育的大脑可以批判地思考替代性的方案并想象一个具有雄心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个人和国家的财富问题，并包括人类尊严和民主的辩论”
“他们倡导死记硬背，贬低批判的思考，并认为仅仅只有一种正确的观点，没有人可以挑战”
“思想独立特别必要，如果世界想不被导向毁灭。这是一种慢性自杀和灵魂的沉沦，越来越多的人沦为大机器中的一员。只有一个强大的批判的公共文化可以阻止这种庸俗的趋势”
“苏格拉底式的思考在任何民主当中都特别重要。”
“印度的教育是这样的：大多数被这样引导：找一个好的工作就是教育的主要目标。而人们应该学习让他们成为积极的有思想的公民的想法却从未在他们的人生轨迹出现过”
“泰戈尔憎恶他上过的每个学校，他尽可能快地离开他们。他憎恶的是死记硬背和将小学生当成一个接受既定价值的消极的器皿的对待方式”
“基于在全球市场中的利益主导的教育放大了这些缺陷：狭小，匆忙，懒惰，自私，精神的窄化，这种教育产生出了一种贪婪的愚蠢和技术训练所导致的驯服，这威胁了民主的生活，也一定阻碍了一个体面的世界文化的产生”
“提倡责任心，对待每一个孩子都像是对待负责的机构一样
强有力地提倡批判性思考技能和勇气，它需要一个提出异见的声音”
“如果文明的碰撞是关于贪婪和自恋与尊重和爱的战争，所有现代社会都迅速地失败，他们都在培养着导致暴力和非人化的力量，他们错过了培养导致平等和尊严的文化。如果我们不特别强调人文学和艺术的极端重要性，它们就会渐渐落后，因为它们并不赚钱。人们应该将其他生命看成是完全的生命，有思想有自己获得尊重和同情心的情感，民族国家应该战胜恐惧和怀疑，获得同情和理性的辩论”
大学并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匆匆忙忙的打工者，而是培养对于未来的思考、想象乃至辩论的能力，它深深根植于人类文明传统的花园!在这里人之高贵是大学的真正魅力，牛津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Berlin)认为：“伟大的求索，不竭的劳作，对真理的不动摇的求索···灵魂的伟大，品格的纯粹，对于爱的能力和投入”(拙译)成就了人的高贵。
川外新传的粗制滥造的教育应该停下来了。广博的世界学术应该是外国语大学的文化氛围，沐浴在世界文明的辉光中，探寻未来，让文化的尊严之光照亮我们每一个人!掌握强国外语，以我为主研究域外学术理念，放眼全球，在世界潮流中游泳而不被淹没，而不是如川外新传那般成为可怜的西崽洋奴“不一样，不一样，他们跟我们很不一样”，应该是川外的大学气象，还大学课堂以朗朗乾坤和正大气象!
我还是想起邓正来先生那句话：“大师研究，原典精读，理想图景，追比先哲”。先生治学之气象应该被每一位醒着的奋进的川外学子用心来领悟，成为我们前行中的路灯和航标!
一轮金色的天体的东方升起，照亮了晨曦中的校园，草叶和花瓣间还躺着肥胖而晶莹的露珠，好像还有虫鸣和阵阵凉风，同学们晨起早读，钻研着，思考着，进行着。金色的天体缓缓落下，满天的红霞和祥云布满了天空，说到底，大学是让我们成为大写之人——面对着蔚蓝而亘古的天空，不断地求索正义，思考一个理想的社会如何可能?西方的大师们作出了他们的努力，提出了他们关于一个好世界的理想图景，并不仅仅满足于吃饭穿衣打工的我们呢?又该如何激活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以怎样的姿态和积累面对巨变中的中国与世界呢?外国语大学应该是思想最活跃、理念最前瞻、眼光最新颖的学术原创与思想发源地之一，因为它的最卓越的师生们可以直接以英德法日等强国外语摄取世界学术皇冠的神髓，用它来直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让我们的民族与世界思潮不隔膜，中国社会在与广博的世界文化的碰撞当中，必当诞生善美刚健的文化，屹立于21世纪的世界民族之林!
川外，魂兮归来!
川外09级校友郑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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