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过去三十年的“启蒙”真的失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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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子午
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高昱在新浪微博贴出了他在2020年最后一天做的结语《2020年随感》：
这条内容在这两天里并不意外地引发了网友的群嘲。
观网马前卒在21日晚的睡前消息里“安慰”揶揄说，“过去30年的启蒙不仅没有失败，反而非常成功”。
马前卒的这个“揶揄”实在有点“驴唇不对马嘴”的味道。
高昱所谓的“启蒙”所指的是“人心”和“思想”层面，成功的标志当然是他们的听众和粉丝越来越多，以致于到他们想要“掀桌子”的时候，只要振臂一呼就能从者如云。美国金融海啸前后，他们其实已经接近于成功了；然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过去十年，让高昱们作为“启蒙”标杆的灯塔国风光不再，这就是高昱所痛呼的“西方人的愚蠢反衬”。高昱们的听众和粉丝发现灯塔不亮了，于是到了现在便已大批地散去。
而马前卒所谓的“非常成功”，则是工业党们从“器物”层面得出的结论——媒体人所宣扬的西方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基本实现。
在这一点上，马前卒跟高昱其实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分歧。
在高昱上个月另一则纪念沈昌文的微博中，总结他认为“启蒙失败”的原因中，已经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我们过去三十年启蒙的失败，是因为太操切的实用主义了。”
也就是说，高昱和马前卒其实都看到了“器物”方面的变化，然而，为何他们又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呢？
有人说，高昱们的“启蒙”岂止30年，其实已经40年。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高昱为什么要说“30年”？30年前的1990年体制内老左派面对上一年的状况最后一搏，搞了几个月的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很快就戛然而止；1990年同时也是中国股市的开篇之年，其后就是南巡、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及国企改制、教育医疗住房产业化的开始。
在笔者看来，“器物”方面的变化最本质的还是经济基础、特别是所有制关系的变化，而在这方面1990年也堪称一个转折点：
各种经济成分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
而近十几年来，随着工业比重的下降，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民营经济的比重进一步增加，按照2018年公布的说法，民营经济产值占比超过60%，容纳劳动力超过80%。
而浙江台州2018年发布了的数据更加“靓丽"：
“在所有制结构变化上，我市从1979年公有制经济占比95.9%，发展至2018年，民营经济占市场主体总量的95.7%，公有制经济比重持续缩减至4.2%，，外贸经济比重为0.1%，民营经济成为我市经济的主体。”
马克思主义里面有一个经典命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高昱和马前卒似乎都不认可这个命题。在高昱看来，即便经济基础变了，中国在制度层面依然也没有向大洋彼岸的“资本主义”靠拢，所以“启蒙”失败了；而在马前卒看来，即便经济基础变了，中国也依然是独立完整强大、即将“入关”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所以“启蒙”成功了。
2010年代的十年，随着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崛起”，高昱背后的“南方系”和“财新系”已经逐渐失去了听众，而马前卒所在观网及观网的常客们粉墨登场，收获了一大批粉丝，继续扮演着“启蒙”的角色；非官方的舆论话语权从代表买办资本利益的“逆向民族主义”公共知识分子转到了代表民族资本利益的“民族主义”公共知识分子手中。
在帝国主义时代面对帝国主义的倾轧，民族主义有着一定进步意义；然而，在民营经济逐渐占据主体、劳资矛盾上升的情况下，民族主义的右翼色彩也就越发鲜明。面对具体的劳资矛盾，某些民族主义公知所表现出来的立场甚至比南方和财新的那些还怀着一定理想主义的基层记者更右。
无论是“逆向民族主义”的公知，还是“民族主义”的公知，他们的“启蒙”都只是知识精英高高在上的说教，所代表的正是养活他们的资本的利益，无非是前者有着更强的买办色彩。他们的“启蒙”说白就是为资本的壮大和存在张目，从这个意义上讲，“启蒙”的确“不仅没有失败，反而非常成功”。
面对这场长达30年的浩大的资本“启蒙”中，人民在主流舆论场始终是失语的；然而，正如毛主席所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过的人民在经历了大量的事实以后，正在自己教育自己，逐渐觉醒起来。
最近十几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特别是近年来自媒体的崛起，正在让人民夺回话语权成为可能。无论是十年前的“网络公诉”茅于轼、袁腾飞，还是过去一年多以来的“反996”，这何尝不是又一个“觉醒年代”呢？
子夜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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