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歪解石壕吏，郭沫若何辜被拉出来陪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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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子午
北师大教授康震几年前在“名师成长大讲堂”的一段讲座视频这两天突然在网络上引起了刷屏，康震对唐代诗人杜甫的名篇《石壕吏》的“新解”让网友惊呼“杜甫的棺材板快压不住了”。
视频很快就“下架”了，但网友却将视频的文字内容整理了出来：
网友总结了康震解读《石壕吏》抓壮丁事件的三个结论：石壕吏没有错，只是态度有点不好；老太太特别伟大，安禄山的军队来征兵她应该一头撞死，唐朝廷的军队来征兵却毅然挺身而出，即便儿子已经战死；杜甫同情老太太，但也爱大唐，只好一句评价都不做，仅用诗把事情“忠实地记录下来”。这完全颠覆了很多人以往对《石壕吏》一诗的认知。
然而，某些好事者却挖出了郭沫若同志在1971年写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声称“康震讲的，都是郭沫若梳理出来的”，进而又开始群嘲郭沫若。
康震的解读是要老百姓“顾全大局”，而郭沫若的解读却是杜甫没有真正站在劳动人民立场、反抗地主阶级，明明是截然相反的方向。不成想，自由派竟然能拉上了郭沫若，给康震陪斗。
要评判孰是孰非，我们必须回到安史之乱发生的历史背景来进行分析。
1、安史之乱的发生是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结果，既有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又有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中央政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
唐玄宗时期，土地兼并已经异常激烈，最高统治集团异常腐化堕落，皇帝带头纵情于声色犬马，百姓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激化，这是安史之乱发生的社会背景；在这样腐朽的封建统治秩序中，奸臣当道，党同伐异，杨贵妃之兄杨国忠与安禄山夺利，这是安史之乱发生的直接导火索；叛军充分利用了百姓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阶级矛盾所诱发的民族矛盾，唐王朝内部又腐朽不堪，这才导致安史之乱几乎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这并不影响反叛的反动性质的判定，毕竟在反叛和平叛的过程中，造成了平民的大量死亡。
2、尽管战争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直接造成的，战争的灾祸却首先落在了人民身上。由于土地兼并，唐朝初期制定的均田制和府兵制均被破坏，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安史之乱发生以后，统治阶级打着平叛的旗号，巧立名目对人民进行更加敲骨吸髓的剥削；官宦豪门的纨绔子弟享有免征兵免服役的特权，战争的流血牺牲要由人民承担。
相州兵败，郭子仪几乎全军覆没，军资甲仗尽皆丢失，于是郭子仪便开始四处抓壮丁，募钱粮，对象当然是最底层的百姓，而非那些地主、贵族、官吏。这时，杜甫恰从洛阳回华州司功参军任所，以途中见闻而作组诗“三吏”、“三别”。
面对这样的情景，杜甫的心情是复杂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辟天下寒士尽欢颜”，一方面他对底层百姓的同情是真切的，另一方面他对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贫富分化亦是深恶痛绝的。
但是，杜甫毕竟是千年前的诗人，在一个封建等级制被普遍认为是“天然合理”的时代，杜甫不会想到也不可能想到通过触动封建统治秩序来改变这样的不合理局面，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改良”达到“政治清明”。但在那样一个等级社会，杜甫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仍然是极其进步的。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不能苛责古人，不能做“拔着头发离开地球”的事。
因而，康震对石壕吏诗词原意的理解也不能说完全是错的。但是，封建社会早亡了一百多年了，康震站在今人的视角，却还单纯地从杜诗原意出发，说什么“无论是国家的意志和百姓的意愿，都没有发生错误”，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讲到后面，康震又拿《石壕吏》跟今天的价值观强行发生联系：“这里面表达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价值观，就是当国家和民族遭遇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的老百姓还是毅然挺身而出的。你跟学生讲，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而且关系密切……”
康震对《石壕吏》的解读和引申，明显是回避了阶级矛盾、回避了对安史之乱发生的历史根源的挖掘，一味地用保守主义说教劝诫老百姓“牺牲、付出、顾全大局”。当然，这未必是康震先生的本意，却暗合了今天主流舆论场的某股思潮涌动。
笔者当然强烈反对这样的引申，不妨举个例子。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人民当然该奋起反抗。但是，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像共产党那样发动起老百姓，一手解决抗日根据老百姓的生存问题，一手开展全民抗战，反帝反压迫这两大主题从来都是紧密相关的；而不是像国民党反动派那样趁机对老百姓横征暴敛、发国难财，汤恩伯就是在横征暴敛的过程中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
康震对《石壕吏》的引申式解读，引起了民间左翼和自由派的共同反对。但二者的反对角度却有很大的差异，自由派的反对主要是从反体制的角度出发的，他们把杜甫捧到了很高的位置，认为《石壕吏》里杜甫是反对封建统治、反对抓壮丁的，进而对郭沫若的文章大加鞭笞，这完全是对杜甫的误读、对历史的误读。
《石壕吏》里，别人三个儿子都参军了，一个已经阵亡了，“石壕吏”却还要拿“老妇”充壮丁，这已经走向了反人民的彻底反动。杜甫虽然给予了同情，却并没有认为这有多不合理。如果说到这里杜甫对抓壮丁的态度还不明朗的话，那么，“三吏”诗的另两首则是立场清晰：在《新安吏》一诗的末尾，杜甫还劝慰当兵的少年说，你们去当的是“王师”的兵，主将爱惜兵丁就像父亲对待儿子一样，送行的家属也别太伤心了；写到《潼关吏》的时候，杜甫还下马去视察了关隘的防御工事，最后，他还叮嘱守关的人员转告将领们，千万不要学哥舒翰仓促应战，最后导致兵败。
所以，郭沫若站在今人视角，用阶级分析指出杜甫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一点毛病没有。相反，今人如果还要无限拔高杜甫，鼓吹用杜甫的“仁爱”、“改良”来解决今天的不平等问题，就显得十足反动了。从这个角度而言，代表保守主义的康震与那些批判康震的自由派，其实都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
杜甫的心态，其实像极了某网友对马前卒的辛辣讽刺：“我是同情他们生不逢时。”
千年前的杜甫抱有这样的心态是进步的；千年后的杜甫还抱着这样的心态就是反动了。
对千年前的历史人物的解读，折射出了今人的心态、角度、立场。正应了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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