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辉 傅琳琳 ‖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实践探索与模式解析 ‖《改革》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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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承担着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提供示范的重要历史使命。当前的共同富裕是“经济发展以效率优先，但要重视公平；公共保障以公平优先，但也要重视效率”的共同富裕，要聚焦重点对象和重点内容，在瞄准广大农村居民、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外来农民工群体这些重点对象的基础上，重点解决收入分配、公共保障、人居环境和文化生活等发展短板问题，其中，解决收入差距悬殊问题是主要难点。浙江确立“扩中”“提低”和“稳底板、扬长板、补短板、创新板、树样板”的共同富裕发展思路，围绕缩小地区差距、缩小城乡差距、缩小收入差距、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打造精神文明高地、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六大领域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实践探索。展望未来，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要以新型城镇化带动农民农村共富，以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民农村共富，以“扩中”“提低”加快群体共富。
关键词：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作者简介：黄祖辉，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傅琳琳，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从当前发展阶段和形势来看，我国既是世界上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最大的国家，又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份额较低和城乡、区域、阶层收入差距悬殊等结构性矛盾较大的国家。实现共同富裕，还具有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形势、实施双循环战略，以及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重要意义。实现共同富裕，是国家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总体上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力图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建立长效脱贫机制以及全面小康社会补短板的决心体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懈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部署，明确了2035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的目标任务。同时，面对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任务艰巨的发展实际，202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25年，浙江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到2035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以浙江先行先试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探路。国家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既表明浙江已经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条件，又表明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探索和示范引路。2021年6月，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按照“每年有新突破、5年有大进展、15年基本建成”的安排，全面落实《意见》所要求的“两阶段发展目标”。随后，浙江省各省级职能部门围绕浙江26个山区加快发展县、农业农村领域、人社、医保、“扩中”、“提低”等，出台了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行动计划或实施方案；各地级市、县（市、区）积极响应，出台了地方配套方案。
在探索推进共同富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浙江省取得了明显成效，具备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现实基础和发展优势，但也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具有广阔的优化空间和拓展潜力。本文立足一年来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实践探索，阐述中国特色共同富裕发展理论，揭示浙江试点实践的行动逻辑，在此基础上，围绕缩小地区差距、缩小城乡差距、缩小收入差距、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打造精神文明高地、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六大领域，解析浙江共同富裕发展的12个实践模式，提出进一步推进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相关建议。
一、共同富裕理论
与浙江试点实践的行动逻辑
从演化角度看待共同富裕问题，深化对共同富裕中“共同”的认识，从内涵、重点与难点角度解析共同富裕理论，加快共同富裕由理论走向实践，是厘清浙江试点实践行动逻辑的关键。
从共同富裕的内涵来看，党中央要求浙江建设的是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示范区，这意味着共同富裕要建立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是与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共同富裕，是发展型经济社会向共富型经济社会跃升的过程。很显然，这样的共同富裕是境界很高的共同富裕，它不是封闭排他的共同富裕，而是开放包容的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的均平富，而是机会均等的共同富裕，是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创共建共享的共同富裕，是在高质量做大国民收入“蛋糕”的同时切好“蛋糕”的共同富裕，即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共同富裕，具体而言，是“经济发展以效率优先，但要重视公平；公共保障以公平优先，但也要重视效率”的共同富裕。
从共同富裕的重点来看，主要是抓住两大重点：一是重点对象，重点瞄准广大农村居民、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外来农民工群体；二是重点内容，重点解决收入分配、公共保障、人居环境和文化生活等发展短板问题。抓住这两个重点的关键，是破解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难题，缩小城乡与区域发展差距以及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差距，实现城乡公共保障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有效覆盖。
从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来看，主要是收入差距悬殊问题。共同富裕的重点内容包括解决收入分配、公共保障、人居环境和文化生活等发展短板问题，其中，解决公共保障、人居环境、文化生活等发展短板问题虽有难度，但解决的路径指向与方法还是相对清晰的，只要下决心增加相关投入，就能较快补上短板。相较之下，解决收入分配或收入差距问题的难度更大，因为收入分配或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关系国民收入的三次分配，涉及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处理。具体来看，解决好收入分配或居民收入差距悬殊问题，一方面，亟须破解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主要体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尚不均等，城乡居民财产权利不平等，农村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等。二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性矛盾，改革开放打破了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基尼系数也在不断上升，超过了临界水平线，致使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性矛盾凸显。三是供给与需求失衡矛盾。不仅长期存在相对于供给的内需不足矛盾，而且还出现了因世纪疫情冲击、国际贸易争端、地缘政治冲突恶化等逆全球化的动荡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另一方面，亟须找准低收入群体有效增收的路径。主要包括产业发展就业增收路径和乡村资源生态存量激活路径，这都涉及相关制度（如供给侧制度、产权制度、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等）的改革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破解。
浙江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过程中，确立了“扩中”“提低”和“稳底板、扬长板、补短板、创新板、树样板”的共同富裕发展思路（见图1，下页）。2021年6—12月，浙江省级部门出台64个专项政策，各县（市、区）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出台实施方案，六大领域28个试点单位均出台三年行动计划，初步构建“1+7+N”重点工作体系和“1+5+N”重大改革体系。
具体而言，“稳底板”就是要固本强基，不断增强风险防控和社会保障能力，实现一体化与提水平同步，完善城乡公共保障体系，促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重点突出大病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社会救助的制度完善，推动城市优质医疗与教育资源向农村扩容。“扬长板”就是要强化优势，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以数字经济、三大科创高地、大湾区建设、“415”先进制造业集群体系等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补短板”就是要消解弱项，着重缩小地区、城乡、收入三大发展差距。“创新板”就是要创新提升，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生态文明、社会治理促进精神共富。“树样板”就是要创先争优，聚焦关键环节建设好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
二、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
实践模式解析
为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浙江围绕缩小地区差距、缩小城乡差距、缩小收入差距、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打造精神文明高地、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六大领域，确定了28个试点。下文围绕这六大领域，解析浙江共同富裕发展实践的12种模式。
加快缩小浙江地区发展差距，包括缩小11个设区市收入差距、山区26县与其他县域的差距、相对发达地区内部区域差距等，其关键在于完善省域统筹机制，推动区域之间资源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挖掘区域发展特色优势，加快实现省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体来看，就是通过念好新时代“山海经”，拓展迭代山海协作的方式、载体和内涵，推动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探索建立统筹产业平台，以“飞地抱团”“对口支援”等方式持续推进陆海统筹、山海互济，打造一批产业链协作标志性工程。
1.“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丽水模式
丽水市“九山半水半分田”，素有“浙江绿谷”之称，是山区县占比最多的设区市。近年来，“丽水山系品牌”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位居浙江省第一，但与此同时，丽水市全域9县（市、区）均在山区“26县”名单上，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排名靠后，属于加快发展地区。
丽水市着眼于“扬己之长补己之短”，打通转换渠道将生态优势发挥到极致，着重凸显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试点城市和较早引入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体系的地区（2019年遂昌县大田村发布全国首份村级GEP核算报告）的基础条件，全面建设“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示范区”，加快构建“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现代化生态经济体系。第一，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开展“双碳”路径探索。丽水市加快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体系，建立国家级生态资产和生态产品交易中心，打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平台，创建中国碳中和示范区。如丽水市代管的龙泉市推广“益林富农”多跨场景应用，打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数字化改革的窗口。第二，发挥“红绿”资源优势，做好“红绿融合”文章。推出了一批“红色文化+绿色生态+经典文创/民族风情/健康养生”等特色发展范例，为革命老区共同富裕探索新路。如遂昌县王村口镇积极探索红色资源、古镇文化和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走出“红古绿”深度融合振兴之路。第三，创新引领产业振兴，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以省级众创空间、科技孵化器建设为依托，构建浙西南区域创新体系；以完备有效的市域一体化新机制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加快实现产业飞地全覆盖，并提出提升14个“消薄飞地”，打造30个山海协作乡村振兴产业示范点，带动1200个村增收致富等建设目标。如景宁畲族自治县全力打造“景宁600”生态精品农产品品牌，与温岭组建“飞柜联盟”促农增收。
2.“飞地抱团，山海协作”的嘉兴平湖模式
平湖市自古是侍农养桑缫丝之地，“公私仓廪俱丰实”，素有“金平湖”之美誉，位列2021全国县域高质量发展百强县第34位，但市域内部、村庄之间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
自2006年起，平湖连续17年实施“飞地抱团”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模式，探索出一条“1.0版”到“6.0版”活血帮扶、区域互动、合作共赢的“飞地抱团，山海协作”强村之路。一是从单村施策到“飞地抱团”。1.0版本以行政村单打独斗来壮大集体经济；2.0版本实现从村域壮大到镇域联建的转变，主要通过在镇、街道优质地段联合建设物业项目促进集体增收；3.0版本推进跨镇街道“飞地抱团”，跳出镇域范围，依托市级层面优质平台建设高收益、高标准的物业项目，实现“村级收益、企业发展、中心工作”三方共赢。二是平湖·青田“三供三保”合作模式。4.0版本实现了跨地市协作，平湖市和青田（浙江山区县）本着“优势互补、互赢协作”的原则，在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建全省首个跨县市山海协作“飞地消薄”项目，创新“三供三保”合作模式（即青田县以“供土地指标、供钱投资、供人管理”的方式在平湖出资建厂，平湖市以“保障落地、保障招商、保障收益”的方式负责招商引资），确保了在优质企业的高效益下，推动青田薄弱村集体经济收入逐年增加。三是平湖·九寨沟精准扶贫模式。5.0版本实现了跨省域协作，平湖市与九寨沟县聚焦智能制造、科技信息、生命健康、高端服务等优势产业，在张江长三角科技城平湖园内打造平湖—九寨沟“飞地”科创园，因地制宜将省内山海协作的“良方”惠及九寨沟，探索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平湖模式。四是低收入家庭持股增收模式。6.0版注重跨群体协作，致力于低收入农户增收，筹建家庭、集体、企业、慈善、政府、银行各出一点的“初心帮扶资金”，让低收入家庭入股平湖投资额最大的“飞地抱团”平湖智创园项目，每年获取10%的稳定收益。
加快缩小浙江城乡差距，关键在于突出以人为核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视乡村建设的合理布局，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构建起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具体来看，就是要以农业“双强”行动推进农业现代化，组建乡村共同富裕联盟，加快推进市民化集成改革，实施新一轮乡村集成改革和强村惠民行动，以都市区和县城为主要载体提高人口承载和公共服务共享水平，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补齐民生短板，兜住民生底线。
1.宅基地权能“双向开放”的金华义乌模式
浙江金华义乌市作为首个县级国家级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全国18个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是一座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的城市。近些年来，义乌成为农村土地制度三项改革试点城市，走出了以城乡“双向开放”宅基地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裕的创新之路。
2015年以来，义乌市系统建立“1+7+9”（一意见、七办法、九细则）制度体系，在全国首创首提、先行先试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1.0版；2021年后，义乌对标建设高质量发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构建“1+10+10”（制定1个总指导意见、完善10项政策、新制定10项政策）的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政策体系，全力打造宅基地改革试点“2.0版”，努力构建城乡深度融合发展的宅基地权能“双向开放”新机制。一是打通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宅基地使用权通道。结合义乌市实际，完善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鼓励宅基地有条件转让和跨村安置、“集地券”等多种方式腾退农村宅基地，探索落实允许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的有关规定。如“集地券”项目创新宅基地退出机制，鼓励村集体、农户对闲置、废弃和低效的建设用地实施复垦，验收合格形成相应建设用地指标，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农村更新改造、破旧立新、新社区集聚建设实现农民“有房可住、有租可收、可贷可抵”。二是探索返乡创业精英宅基地使用权市场化运作通道。完善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制度，建立科学评估、适时更新、动态调整、城乡统一的农村宅基地基准地价体系；优化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标准和条件，深入推进“两进两回”，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发展乡村旅游、电商等乡村产业的有效途径，在全国率先启动农业“标准地”改革，支持乡贤以及留学归国、高校毕业、退役军人、农民工等新农人返乡创业。截至2020年底，义乌市发放农房抵押贷款23 812笔、金额138.09亿元，完成“集地券”建设315.8公顷，农村农民通过改革直接获利超过86亿元。
2.率先打造“无差别城乡”的湖州模式
浙江湖州市是首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早在2015年底就率先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此后农地入市等其他城乡体制改革也走在全国前列。2021年，该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65，是全国城乡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绿色发展、城乡均衡已成为湖州鲜明特质和显著优势。
湖州率先打造“无差别城乡”，不是指城乡无差别，而是指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聚焦绿色共富和城乡融合，把城市和乡村视为一个整体，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以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无差别为核心，以居民收入均衡化、宜居环境高品质化、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素配置高效化、数智进程同步化为主攻方向，率先基本呈现共建共享、充满活力、“差别”消失、普遍富裕的城乡关系新形态。第一，“三是三不是”的基本特征。具体而言，是制度供给的均等化，不是功能形态的同质化；是发展机会的平等化，不是发展结果的一样化；是品质生活的共享化，不是生活方式的平移化。第二，七项预期性标志性成果。分别是以“四个一百”（“百村联百村，百企结百村”“百名人才强百村”“百贤百企兴百村”“百个市直机关党组织帮百村”）为引领的共富帮带机制，以“强村公司”为品牌的村集体经济抱团发展机制，以“未来乡村组团”为抓手的片区高质量发展机制，以“两山银行”为代表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以农业“标准地”等三地联动改革为核心的农村土地权益实现机制，以“共享模式”为特质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机制，以“数字乡村一张图”为标志的“四治融合”乡村治理机制。
加快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关键在于体现效率、促进公平，通过“提低”“扩中”，激励财富创造，加快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具体来看，要全力推进创新创业和劳动力充分就业，千方百计拓宽居民增收渠道，构建低收入群体持续较快增收、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的新机制，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收入分配调节机制。
1.“我们的幸福计划”促增收的金华磐安模式
浙江金华磐安县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是浙江山区26个加快发展县之一。近年来，该县立足“生态富县、生态富民”发展战略，聚焦共富乡村、强化数字赋能、突出生态转化，构筑创新带创业、创业带就业、就业促增收循环链，奋力走出一条具有磐安山区特色的“六个十大”乡村振兴的共同富裕发展之路。
磐安县聚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制定富民增收十大创新性举措，即推动“我们的幸福计划”、易地搬迁、“万元系列”、农家乐经济、盘活资源、就业技能提升、发展集体经济、金融助力、“四小经济”、“两进两回”促增收。其中，“我们的幸福计划”围绕产业发展、居民增收、乡村服务、产品营销、社会治理五大体系，构筑幸福农产、联盟、帮促、金融、三资、山居、农校、治理、营销和医养十大“幸福系列”场景，覆盖范围从局域迈向全域，经营业态从生态种养到拓展农家乐、休闲旅游等融合业态，以“我的”到“我们的”一字之增，提升“幸福计划”的带动能力、辐射范围和覆盖精准度。幸福计划1.0版：幸福田园。通过“生态种养+现代营销”，推广“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订单生产模式，以生态化、标准化生产保障产品品质，提升农户收益，形成生产销售全闭环。幸福计划2.0版：幸福家园。通过“农村资源+工商资本”，组建“政府+村集体+开发企业+农户”利益共同体，盘活农村宅基地、林地等闲置资源，发展农家乐、“共享农屋”，以投资、入股、分红方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幸福计划3.0版：幸福花园。通过“生态保护+科学开发”，形成“四季磐安、幸福之旅”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和“四季采摘、乐享磐安”农业休闲观光线路，变“卖资源”为“卖风景”，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2.“大爱鹿城”慈善品牌的温州鹿城模式
浙江温州鹿城区素有“大爱之城、文明之城、道德之城”的美誉，50年来，冬施热粥、夏送伏茶的“红日亭”，早已衍化成鹿城民间爱心慈善的代名词，被中央文明办誉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面旗帜”，并先后涌现出三乐亭、旭日亭、白鹿亭、复兴亭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草根组织，催生了网络热词“善亭文化”。
鹿城区重点聚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围绕解决困难群众、弱势群体、后发阶层需求，充分发挥慈善事业作为三次收入分配方式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着力改善各阶层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2019—2021年，累计募集慈善资金3.2亿元，低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达到16.5%。第一，以“慈善+改革赋能”缩小收入差距。推动慈善主导力量从传统组织向社会多元组织转变，打出了改革赋能组合拳。重构慈善组织体系，打造全省首个枢纽型慈善服务综合体，纵向贯通慈善工作“最后一公里”；创新慈善载体模式，设立“低收入群体信贷互助基金”，引导本地企业和实力温商成立各类慈善基金；迭代慈善激励政策，构建慈善积分体系，实现“善行义举、行善积德”可量化、可转换、可感知。第二，以“慈善+机制赋能”聚焦造血增收。坚持“扶志为先、扶技为要、扶业为本”三“为”并进，推动慈善重心从救助贫困对象向支持低收入群体增收转变。建立常态化的典型引领机制，设立慈善日，开展“十大自强模范”“十大创业之星”等选树活动；建立个性化的就业培训机制，为有就业潜力的低收入人员量身定制职业培训方案，推行公益岗位试就业和“回炉再培训”机制；建立精准化结对帮扶机制，开展“千企结千户”先富带后富行动。第三，以“慈善+数字赋能”变革慈善方式。开发“慈善鹿城”智慧大脑，推动慈善方式从线下为主向线上线下两路并进转变。推动慈善服务智慧化升级，打造“慈善参与一码通”“慈善积分一键算”等场景应用；实现慈善资源高效率匹配，率先打造边缘救助信息系统，实现供给端、需求端“双向贯通”；实施慈善资金全流程追溯，打造慈善组织活动信息监管平台，建立慈善捐款可查询、可追溯的智能反馈机制。
人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是共同富裕美好社会的构建基础，其关键在于加大民生要素投入，创新服务供给模式，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显著提升公共服务质效。具体来说，以均等、普惠、便捷、可持续的服务理念，强化数字赋能、制度创新，瞄准人民群众所忧所急所盼，更加注重公共服务向农村、基层、相对欠发达地区倾斜，破解各突出矛盾和关键堵点，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目标。
1.“提升人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优质共享”的杭州富阳模式
浙江杭州富阳区在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与杭州主城深度融合，全部40项民生政策已于2017年底与杭州实现并轨，在人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上积累了较好的基础优势，如新劳动教育模式属全国首创，智慧医疗新模式在省市推广，打造“乐业富阳”金名片，多层次职业技能服务特色彰显，示范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全域覆盖。
富阳区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共享，聚焦浙江所需、富阳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按照“一年出成果，两年大变样，五年新飞跃”要求，努力使“富裕阳光的美好家园”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最佳试点成果。第一，深化推进“人生一件事”。围绕公民个人生命全周期9个阶段216个“关键小事”进行梳理分类，实现一站式办理、一体化服务，一次不用跑，一生一档案，终生可享用。第二，大力建设美好教育共同体。引进主城区名校集团，全面推进城乡学校教共体建设，加大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力度，创建成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第三，加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加大优质医疗资源配置，投用两家省级三甲医院；加快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家庭医生服务平台等数字化改革，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区和省级老年健康促进行动示范区。第四，全面保障市民安居乐业。深入实施“技能富阳”五年行动计划，建设“富农用工”灵活就业场景，打造“就业超市”，推动就业供需信息精准匹配；深化“蓝领公寓”住房租赁试点经验，推广共有产权房、自建和改建租赁房。第五，提升更有温度的兜底保障，依托困难群众救助“一件事”集成联办改革试点，强化托底政策，统筹救助资源，形成集“救助、管控、服务”于一体的社会救助模式。
2.“构建数字化智慧型‘养、育’共富体系”的温州瓯海模式
浙江温州瓯海区以“教育立区”，把教育当作最大的民生、最美好的未来，举全区之力实施未来教育创新区的建设。创新推行“互联网+健康养老”服务模式，初步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瓯海区重点深化养老托育领域改革，注重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扩大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完善服务体系，打造满足托、育、养一体化场景，让老人与儿童同乐互融，让每户家庭省钱、省力、省心。全面构建数字化智慧型“养、育”共富体系，建成“互联网+养老+托育”系统，全面打通家园数据信息交互；坚持养老托育一体化，建成“老、小”同乐共享生态，落实新建小区、未来社区邻里中心等配套养老、托育服务设施用房，探索“养老机构+托育机构”模式；创新模式建成社会力量参与共建共办机制，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普惠性养老、托育机构建设，“1托N”养老联动网络全面形成，打造15分钟居家养、育服务圈。
精神文明是共同富裕的精神支撑。打造精神文明高地，关键在于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凝聚文化力量，提升思想境界，实现精神富有。具体措施包括：围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先行示范、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社会治理先行示范，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培育“浙江有礼”品牌，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打造“志愿浙江”平台，建设全域美丽大花园等。
1.“党建引领，四治融合”的嘉兴桐乡模式
浙江嘉兴桐乡市是“三治融合”实践发源地和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成立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嘉湖片区首个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实验室。其在全国率先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基层治理经验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被定义为新时代“枫桥经验”。
桐乡市秉承“三治融合”思想精髓，构建“党建引领、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一是以党建引领“四治”。全面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建强堡垒、凝心聚力、统筹资源，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二是以自治消化矛盾。推动职能归位，开展基层组织“去机关化”行动；推动协商民主，全覆盖建立“一约两会三团”治理载体；推动多元共治，大力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社联动”，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三是以法治定纷止争。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推进依法行政规范化，实现“诉源、警源、访源”三源共治；推进法律服务均等化，创新法官与人民调解员“双向派驻”“一村一法律顾问”等举措；推进懂法用法普及化，推进“一村一品”“法律十进”“法律明白人评选”等活动，引导形成自觉守法、全民懂法、遇事找法的乡村法治良序。四是以德治春风化雨。注重示范带动，弘扬“我自爱桐乡”人文精神，打造“日行一善”文明品牌，推进“桐乡好人”等道德模范选树；注重文化熏陶，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已建成市镇村三级全覆盖的“伯鸿”品牌城市书房和乡村书屋151家；注重道德感染，实行三治积分制管理，形成“让有德者有所得”的激励机制。五是以智治提升效率。突出数字治理，建立“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治理模式；突出数字监管，建立杭白菊全产业链数字管理系统；突出数字服务，构建跨区域政务服务“嘉湖一体化”通办圈，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亮丽之窗’”的绍兴诸暨模式
浙江绍兴诸暨市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先行试验区”，始终把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作为一项品牌工程来抓，推出了迭代升级关爱基金、全城志愿、移风易俗等特色亮点等做法，在奔向共同富裕的路上，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诸暨市以“枫桥经验”为引领，始终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致力于打造“诸善行、诸事和、诸业兴”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亮丽之窗”。一是聚焦“文明实践干什么”。开展理论政策走心、核心价值普及、优秀文化传播、文明乡风培育、邻里守望暖心五大行动，催生了“公益人人做暖心八件事”“简办红白事”“干部证婚”“平价菜单”“公益婚车”等基层经验。二是聚焦“文明实践怎么干”。建立一体化推进、网格化运行、集约化统筹三大机制，开发“新时代文明实践”云平台，设立文明实践银行与实践基金，定制“文明实践联名卡”，广泛吸引企业、银行、乡贤参与冠名，完善好人礼遇、志愿褒奖机制。三是聚焦“文明实践谁来干”。实施党员干部带头示范、身边力量便民常驻、公益组织专业助力、会员学员积极参与四大模式。四是聚焦“文明实践如何干得长久”。探索建立市村“两级基金”，引导发动党员干部带头捐、乡贤企业爱心捐、村民群众互助捐、移风易俗农户公益捐，不断做大基金“蓄水池”。
浙江将村社作为共同富裕的基本单元，以未来社区和未来乡村为微观抓手，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未来社区是城乡居民居住与公共服务高效集聚的空间，而未来乡村是立足于乡村原有资源生态特色，嵌入数字化、生态化等新技术元素，打造集乡村“三生融合”功能与城市“公共服务”功能于一体，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数字乡村+共富乡村+人文乡村+善治乡村”的综合体。《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未来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全省建设1 000个以上未来乡村，并对其特色进行了具体概括，即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化”建设方向，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三类”建设主体，造场景、造邻里、造产业“三条”建设途径，有人来、有活干、有钱赚“三有”建设定位，乡土味、乡亲味、乡愁味“三味”建设特色，以及未来产业、风貌、文化、邻里、健康、低碳、交通、智慧、治理“九大”建设场景。
1.衢州衢江莲花“田园型、国际化”未来乡村
浙江衢州市莲花未来乡村已列入SUC联合国可持续社区标准试点，成为全国首个建成开放的田园型乡村未来社区。2020年，社区共有各类产业经营主体150家，常住人口达到9 400人，全年吸引旅居游客30万人次以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 200元、同比增长15.1%，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 050元、同比增长20.4%。
第一，空间重塑，共建镇园企村美丽家园。重点突出规划先行。编制《莲花乡村国际未来社区建设总体规划》，形成“一核一轴、一环五区”的空间布局。坚持生态优先，牢固树立生态化理念，强化村庄风貌管控和村庄有机更新，实现整个区域生态和人居环境的重塑和全面提升。第二，场景塑造，建设宜居宜业的幸福社区。形成场景集成，科学布局九大场景，构建教育卫生、健康养老、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15分钟便捷生活圈。善用智慧治理，以数字治理、数字生活、数字经济为主线，形成“1个智慧大脑+3条服务主线+N个应用场景”的“1+3+N”的数字社区运行体系。第三，产业再造，建设产村融合的活力社区。一是数字赋能农业，制定《莲花乡村未来社区数字农业发展行动方案》，对现代农业园区内26家规模农业主体开展种植设备数字化改造升级，推动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转型升级。二是壮大美丽产业，制定《关于加快民宿提质富民扶持奖励办法》，打造铺里高品质民宿集群，建成晴耕雨读研学基地，创建农旅融合产业园，引进上海复旦上科公司科教文旅综合服务项目。三是培育众创产业，大力培育共享美食、乡村文创、传统手工艺等特色产业，引入田园盒子、小而美集市、共享餐厅等新兴业态。第四，社群营造，建设共治共享的和谐社区。一是推动“政府主导、企业主营、村民主体”的项目运行模式，推行和支持“自主创业、土地（投资）入股、就地就业、收益二次分配扶持低收入农户”等增收模式、形成“租金+股金+薪金+二次分配”的财富分配机制。二是优化共治共享机制，做深做实党建统领基层治理，通过村民共治、数字赋能、文化铸魂三项举措，充分调动村民共建共创、共治共享乡村未来社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构建两进两回机制，以“莲花，我的田园家”作为主题，以“产业导入、治理创新”为抓手，留住原乡人、召唤归乡人、吸引新乡人。
2.杭州萧山瓜沥梅林“数智型、低碳化”未来乡村
杭州萧山区梅林未来乡村作为浙江“千万工程”重要源起地、首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首个村级共同富裕指标评价体系的建立地，紧扣“共同富裕+数字乡村+低碳发展”，在“城市大脑+未来村庄”的总架构下，按照一体化、集成化、融合化的建设原则，通过多重新要素赋能，构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生态、生产、生活“美好共同体”。
第一，健全配套升级“服务圈”，厚植共富底色。梅林村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加快乡村5G基站建设，提升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打造集聚萧山八个“第一”的美好生活中心，积极推进“围墙革命”“庭院革命”“保笼革命”，擦亮美丽公路、美丽河道、美丽庭院、美丽田园、美丽池塘、美丽立面等美丽底色。第二，三产融合扩容“生活圈”，激活共富动能。以三产融合发展思维构建业态“投、建、运、维”一体化的乡村发展新模式，在全面展示工业小区、农业园区、住宅楼区“三区合一”建设成果的基础上，以“美丽田园+”展示观光农业、数字农业，以“技术提升+”打造爱迪尔集团“近零碳”工厂，以“模式创新+”招引社会资本，参与加油站运营、餐饮服务业发展等，逐步展示乡村旅游、乡村度假、文化创意等美丽经济。第三，数字赋能加大“朋友圈”，让共富看得见。以数字基建、数字生活、数字治理、数字产业、公共服务五大集成为抓手，架构打造“6+10+50”的梅林数字驾驶舱，将“沥家园”服务端覆盖全村629户；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对共富的全面态势监测与可视化分析，以“5+21+X”为架构发布全省首个村级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实施“125”，即构建一个未来村庄的双碳能源平台，紧盯未来能源和未来生活两大发力方向，实现未来工厂、未来出行、零碳建筑、未来民居、未来驿站五个应用场景，打造近零碳村庄。
三、进一步推进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建议
浙江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共富典型，推出了一批社会认可的共富理念，取得了较好的开局成效，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探索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发展要在坚持“保障最底层、提低扩中层、激励较高层”的共富发展导向的基础上，把握缩小收入差距这个共同富裕的关键难点，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集成效应。
一是供给带动。在农民农村共富进程中，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既体现在城市对农村居民生活用品设施，即“工业品”的供给上，又体现为城市集聚的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对农村的供给带动。打通城市与农村的双向要素流通渠道，是实现城乡要素优势互补、城乡融合互利共赢的基础。
二是需求带动。在新消费理念引领下，城市对农村的需求已由保障性需求向享受性需求升级，具体地，从以食物保障、劳动力供给、原料供给为主的需求扩展到旅游休闲、生态保育和文化传承等多元需求。这种需求的拓展通过城市居民返乡路径来实现，客观上要求开发“三农三多”，即农业的多种功能、农民的多项技能和农村的多元价值，为农村资源就地转化、农业产销顺畅衔接、农民就业空间拓展提供牵引力。
三是空间带动。在农民农村共富进程中，要重视中小城市和乡镇的集聚功能，发挥乡镇作为连接农村和城市重要桥梁的作用，以及对农村人口非农化、市民化和现代化的承载功能，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与共富发展。同时，要高度重视乡村人口在乡村空间相对集聚的城镇化效应。优化乡村空间布局，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拓展，使广大乡村成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产、村、人、文“四位一体”，与城市群有机衔接的乡村群和未来乡村。
一是乡村产业促共富。深入实施农业“双强”行动，加快构建地域优势凸显、业态类型多样、产业融合深入、创新创业活跃、利益联结紧密的共富乡村产业体系。坚持特色化发展，优化特色优势农产品生产力布局，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坚持融合化发展，促进农业“内向”融合、产业延伸“顺向”融合、功能拓展“横向”融合、信息技术“逆向”融合、农业与城镇“双向”融合。坚持绿色化发展，大力推进产业绿色化生产，激发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加快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转化。坚持品牌化发展，建立健全绿色质量标准体系，加强产品品牌建设，实现质量兴农。
二是农村改革促共富。以“确权、赋权、活权、保权”引领农村改革，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使农村沉睡资源优势活化为发展优势，重点深化“三变”改革、“三块地”改革和完善“四个机制”。“三变”改革就是推进集体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不断把村级“三资”盘活；“三块地”改革就是要深化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释放农村土地活力。完善“四个机制”就是要完善强村公司、村庄经营、飞地抱团、片区组团发展等机制。
三是未来乡村促共富。未来乡村建设要深化“千万工程”，叠加数字乡村、人文乡村、善治乡村和共富乡村的内涵。未来乡村建设要实现对小农的带动和融入，使小农和低收入群体与现代乡村产业发展有效衔接、有机融入，实现持续增收和共富发展。未来乡村建设要重视乡村建设的合理布局，既体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公平性、融合性，又体现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空间的效率和有效覆盖。未来乡村建设要做好“两山”转化文章，努力实现生态优先基础上的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和共富发展。未来乡村建设要创新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思路，实现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对广大农民持续增收和共富发展的调节作用。
一是产业就业促增收。围绕科研人员、技能人才、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高校毕业生、新型职业农民等增收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扩中”重点群体，激发其创新创业活力，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是最能容纳就业，且收入需求弹性较高的领域。从目前来看，通过以县域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城市群的扩容和乡村休闲产业发展，推动第三产业占比持续提升，是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中产群体比重不断扩大的一条重要路径。
二是收入分配调节促增收。在“再分配”方面，提高税收和转移支付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一方面，构建共富型财税体系，另一方面，重点关注新产业工人、低收入农户、困难群体等收入水平低、发展能力弱的“提低”重点群体，坚持开发式帮扶、保障型帮扶并举。在“三次分配”方面，培育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创设“慈善积分”，营造“人人参与慈善”的社会风尚。
三是资源资产化市场化促增收。促进乡村存量资源向国民财富的转化，实现低收入群体对财富的共享。重点是深化“两山”理念践行和乡村存量资源的产权制度建构和市场化改革，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发展，使广大农村低收入群体能在乡村资源资产化、市场化转化过程中获得理想的收益。
（本文首发于《改革》2022年第5期，第21～33页。此版本有删减，且略去了参考文献，若有需要请关注“改革杂志”公众号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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