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丨试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试论研究马克思主义
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文 /刘建军
内容摘要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这一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就能使研究与信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否则就可能使二者都受到损害。由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科学的基础和理性的方式，也由于我们具有辩证而圆融的思维，因而我们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把信仰与研究统一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发挥信仰对研究的动力、引导和规约作用，也要发挥研究对信仰的支撑、深化和完善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以及学科建设的开展，使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凸显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学术研究决定着该学科设立的合法性和学科建设的成败。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具有与其他学科学术研究不同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受到研究者信仰的影响。因为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学院）通常具有双重角色，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于是就发生了信仰与研究相互缠绕和纠结的情况。那么，信仰马克思主义与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呢？探讨和尝试解决这一问题，既非常必要又十分迫切。
一、研究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重大关系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特别是学科建设的大规模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的重中之重。怎样才能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当前人们集中关注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中，又有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信仰马克思主义对研究马克思主义会产生何种影响呢？如何摆正和处理好研究与信仰的关系呢？
从概念上看，“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尽管意思相近，但两者在内涵和外延上并不完全相同。“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围更大一些， 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和考察马克思主义本身及其历史发展，以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和发展规律。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其他问题，特别是人类社会中的事物和现象，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相比之下，“研究马克思主义”范围更小一些，它只是指第一个方面，即把马克思主义作 为研究对象的认识活动。这一方面非常重要，正是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核心的内容， 也从而引出了“研究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对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既是研究对象，又是信仰对象。我们是研究者，又是信仰者。
信仰与研究不仅是有区别的，而且看起来正好相反。借用梁启超谈哲学与宗教区分的话来说，前者“贵信”，后者“贵疑”。它们有着性质不同的动机或心理机制，信仰的动机是“相信”，以“相信”为基础而形成信仰；而研究的动机则是“怀疑”，它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推动研究前进的动力。相信与怀疑，性质上是相反的，它们可以相互规定。什么是“相信”？就是不怀疑。什么是“怀疑”？ 就是不相信。金岳霖在谈到对“相信”的界定时说：“相信究竟是什么颇不容易说。从正面说，解释相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从反面说，相信总有不怀疑不尝试底成分。”［１］二者不仅性质上相反，而且是反比例的关系。在一个人的心理态度上，相信愈多则怀疑愈少，反过来也是一样。正是因为相信和怀疑具有这样的相互对立的关系，才使信仰与研究的关系看起来是一种尖锐的矛盾。
能否正确把握和处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研究的关系问题，不仅关系到学术研究能否取得进展，也关系到我们的信仰能否保持坚定。如果认识和处理得好，则可以使二者实现有机结合和统一，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而如果认识不到位，处理不恰当，就会导致二者发生冲突，甚至形成相互伤害。比如，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信仰的存在，而冲击和淡化了研究的热情和动力，或者由于信仰的某种影响，而使研究缺少了客观性，走向片面性。反过来讲，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了开展研究而排斥和淡化了信仰，或者随着研究的进行而动摇了自己的信仰。显然，这两种情况对我们来说都是十分不利的，都是我们应该极力避免的。认识和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类型
从理论上讲，研究与信仰的关系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合，从而导致不同的研究类型或信仰类型。从研究的类型上看，可以有以下四种不同的情况。
一是作为信仰行为的研究。此种研究属于信仰内部的一个要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信仰行为。任何信仰都有其特有的信仰行为，这些行为是信仰者为了表现和实现自己的信仰而采用的行为和活动，同时也是信仰对象的价值原则所要求的行为。比如，阅读信仰经典的活动、举行信仰仪式的活动、追求理想目标的行为、遵循信仰道德的行为等等，都是这样的信仰行为。“研究”作为一种探求未知事物的认识活动，本来并不是信仰行为，但是发生在一定信仰体系之内、并且是为了确认和维护信仰而进行的“研究”，则应该看作是一种信仰活动或信仰行为。事实上，任何一种信仰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都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加入，而这些接受了信仰的知识者则担负起从认识上去确认、深化和维护该信仰的职责。这也是一种信仰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即使是像宗教这样本质上非理性的信仰，也在积累和扩大自身的知识体系，从而也在内部开展神学性的研究活动。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一种理性的信仰，它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为了信仰的巩固和发展就要求信仰者进行研究， 特别是需要具有较高学养的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尽管这种研究被包含在信仰之内，从而受到信仰较大的限制，但它毕竟也是一种研究活动，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辩护性和捍卫性的研究。
二是以信仰为基础的研究。这种研究大体上也是处在信仰之内，从而受着自身信仰的重大影响甚至主导性作用，但这种研究并不简单地是信仰的一部分或一个要素，它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在这里，“研究”具有双重属性：其一是信仰属性，就是说这种研究主要也是服务于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这里“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并没有达到与“信仰”完全相并列的程度。其二是学术属性，它并不完全受限于信仰的要求，而是具有学术上的追求，并遵循一般学术研究的若干原则和要求。在这里，研究与信仰有很大一部分的交叉重叠，因此许多研究是处在信仰之内，但在信仰之外仍有一部分研究或研究的延伸。对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者来说，大多数应该属于这种情况。他们具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相信社会主义事业是正义的，而他们的研究目的也是在自觉地体现和践行这一点。但同时他们也是认真的学者，有自身学术上的追求，也能以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内的知识成果，也是人类认识世界、探索世界奥秘的知识成果。具有信仰而又不唯信仰，不用信仰来取代研究，不因感情而放弃理性，深信维护自身信仰与探求世界真理的一致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有的品质。
三是与信仰相并列的研究。信仰与研究各自独立，大体上是一种并列关系。在此情形下，研究虽然也会受到自身信仰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强烈，不是一种基本性或支配性的影响。这种情形并不是很常见的，但也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存在。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研究者的信仰并不坚定和强烈，也可能处在形成过程中而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或者由于他的研究动机特别强烈，而使信仰退到较远的背景中去。这样，主体的信仰动机和研究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处在对等状态，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当然，这样的状态是不稳定的，不容易持久的。很可能在某些因素的影响下打破平衡，而偏向于另外的状态。还有一种情况：一个真正高端大气而思想圆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由于他能够自由地实现信仰与理性的统一与切换， 因而他能够在一定情况下有意识地跳出自己的信仰，而站到信仰之外去寻找观察与研究的视角。这样的研究有利于作出更客观的结论，同时又不仅无害于而且有益于信仰本身。这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在研究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四是无信仰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没有信仰，仅仅是一个研究者，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他的研究对象。这里也可能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研究者本身没有自己的信仰，他既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也不信仰别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他就是一个至少暂时还没有自己信仰的研究者。另一种情况是研究者虽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他有自己另外的信仰。他所信仰的东西可能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关系，也可能有一定的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有可能是正向性的关系，也可能是反向性的关系。如果是前者，他就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有较多的同情态度，尽管这并不是信仰。如果是后者，他就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研究”是为了寻找马克思主义的弱点，以便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
从上述四种情形的顺序看，信仰与研究的亲密度是递减的，大体上可以说是从信仰之内的研究到信仰之外的研究，是有信仰者的研究到无信仰者的研究。那么，我们作为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信仰内的研究，还是信仰外的研究呢？我认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是信仰之内的研究，但同时也兼顾到一定的信仰之外的研究。我们毕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这种信仰必然会对我们的研究产生基础性和指导性的影响，而我们也自觉地接受这种正面的影响。但同时，我们的研究又不完全归属于信仰，而有相对独立性并遵循自身的规律。
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理论依据
信仰与研究有其对立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不能达成统一。唯物辩证法早就深刻揭示了相互对立的矛盾双方的内在统一性。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科学信仰来说，研究与信仰是完全可以实现统一的。
首先，相信和怀疑并不是截然分割而对立的，二者之间并没有一道鸿沟。它们的对立是从性质上讲的，也是从理论抽象上讲的。但不论是相信还是怀疑，就其现实存在来说，都是人的心理态度。在这种现实的心理态度中，相信与怀疑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包含的。在一个人的相信态度中总是或多或少包含有怀疑的因素，而在其怀疑态度中也总会有某种程度的相信因素存在，尽管它可能只是一种潜在的或微小的因素。绝对而纯粹的“相信”，就像绝对而纯粹的“怀疑”一样，只是一种思维抽象，在现实人的心理上是不存在的。而且，正因为如此，相信态度与怀疑态度是可以相互过渡的。在相信和怀疑的两个极端之间有内在的通道可以相互转化和过渡，而这种过渡又可以表现为许多等级和中间环节，比如，从完全性的相信逐步过渡到比较相信，过渡到将信将疑，再到较多的怀疑，最后是完全性的怀疑。反过来也是一样。
其次，研究并不完全等同于怀疑，它本身也不是否定性的活动。怀疑在研究中当然具有重要作用，它是研究的内在要素。研究者总是通过有所怀疑，才形成问题意识，从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推进研究的进步。但是，怀疑并不是研究的全部内容，也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研究虽然常常开始于质疑，但其目的不在于怀疑，而毋宁说在于消除怀疑。人类的研究活动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个环节和部分，它不是一个消极否定性的活动，不是一味地质疑并停留于质疑，更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建设性的活动，是不断地发现真理、积累知识并推进文明前进的活动。因此，学术研究是学科建设和科学推进的过程，是人类知识不断增长的过程。同时，研究活动还是一个综合性的认识活动，其中既包含着怀疑和问题，也包括很多解决问题的其他方面的工作。比如，材料的记录与整理、理论的阐释与论证、体系的建构与发展等等，这些都不仅仅靠怀疑，也不能归结于“怀疑”。特别是人类科学事业发展到今天，学术研究已经形成庞大的分工体系，不同学科和方向上的学者都从事着自己特定的多样化研究工作，如果把所有这些极其丰富多样的研究工作都简单化地归结于“怀疑”，那是不符合实际的。
再次，马克思主义是理性的科学的信仰，与科学研究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实现信仰与研究相统一的最根本的理论依据。如果说对于某些非理性信仰来说，信仰和研究有着尖锐的矛盾， 那么，对于以科学为基础的理性信仰来说，二者的矛盾就是相对的，而且在根本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是理性的科学的信仰，它并不要求自己的信仰者盲目相信，而是要求他们在认真研究、深入理解之后再确立起自觉的信仰。“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也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并不排斥疑问和思考，而恰恰是以此为基础的。既然一定的怀疑因素是科学研究之必须，那么它也一定是科学信仰之必须。科学信仰的底气并不在于它已经完全排除了怀疑（这也是不可能的），而在于它能够容纳困惑、允许怀疑，并借助怀疑和探索而进一步使自身得到确认。因此，通过独立的探究和思考，不仅不会动摇反而会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信仰。
最后，我们具有能够把矛盾双方统一起来的辩证而圆融的思维方式。真正实现研究与信仰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统一，不仅要靠理论依据，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特别是要靠我们思维的圆融性。因为只有这样的思维，才能使我们在思想中把两个不同的东西真正统一起来。在这方面，我们一方面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圆融思维，另一方面又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祖先教会我们以通达圆融的态度和思维来看待和处理事情。这其实就是一种朴素而高明的辩证思维，这种思维不是从概念运演中产生出来的，而是直接从生活经验和对世界的观察中得来的。我们又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学习和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领，形成了自觉的辩证思维方式。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 它教给我们的思维就是把矛盾双方统一起来理解。长期的辩证法熏陶，使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善于把握矛盾统一，并在各种矛盾统一中处理事物。所以，在党和国家的事业中以及在我们的工作中，处处都在实现着矛盾的统一，比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个人与社会相统一、普遍与特殊相统一等。而研究与信仰的统一，也需要我们以辩证的思维和修养去切实加以实现。这样的统一不是外在的，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我们随时随地加以把握和实现的，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四、让信仰马克思主义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相互促进
实现信仰与研究的统一，不是为了使二者相安无事，而是让双方相互促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信仰对我们理论研究的促进作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走向深入；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于我们信仰的促进作用，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自觉和坚定。
马克思主义信仰对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动力、引导和规约三个方面。
首先，信仰是研究的重要动力。信仰是人的行为的强烈动机，是人的行动的强大动力。人的行为和行动是多种多样的，而研究活动就是其中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我们投身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动力。我们之所以这样努力地研究马克思主义，遇到困难和挫折也不放弃，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呢？ 不只是因为我们有好奇心，也不只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展现出了思想的魅力，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我们要传播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正因为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才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就不会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终身的志业，也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种客观的知识，它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实践追求。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缺少价值认同和理想信念的研究者，一个置身社会主义事业之外的研究者，一个只想研究不想践行的学者，尽管他也可以掌握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相关知识，但仍然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和精髓。
其次，信仰对研究具有导向作用。学术研究有一个方向问题，如果在研究中没有一定的方向把握，很可能茫然四顾而找不到也达不到目标。因此，学术研究需要一定的导向。而导向有两种： 一是政治性和价值性导向，二是技术性和学术性导向。自然科学研究的政治性和价值性导向不太明显，但也不是没有，这就是必须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为我们之所以开展自然科学研究并发明各种技术，不是为了毁灭人类，而是为了维护和发展人类。相比之下，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所需要的政治性和价值性导向就更明显，也更为重要。因为哲学社会科学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价值属性，它不是价值中立和纯技术性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更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价值属性。因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导向，它不仅对我们的生活和行为具有引导作用，而且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也具有导向作用。它能够保证我们在研究中不走弯路、不违初衷。与政治性、价值性导向相比，技术性、学术性导向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主要是基于学术进展的需要和可能性来进行导向的。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性、价值性导向的影响。一个人确立起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是很有必要的，而这种研究方向的确立不仅要考虑研究能力、学术形势等方面，而且也要考虑自己的价值观及其要求。
最后，信仰对研究具有规约作用。“规约”是一种限制，是根据一定的规则而进行的约束和限制。从抽象意义上说，学术研究不应有限制，但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特别是就特定的研究主体和研究任务而言，则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射击运动员用两个页片把自己眼睛的余光遮挡住，就是一种对眼睛的限制，而这将有助于他将眼力集中于前面的靶标上，从而取得更好的成绩。研究不是盲目探索的过程，而是有一定的规约的。任何一个人的研究，都会受一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规约。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样的目的，这样的价值取向，对我们的研究过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保证着我们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也保护着我们不会走上歧途。
反过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有益于我们的信仰，主 要表现在支撑、深化和完善三个方面：
首先，研究对于信仰具有支撑作用。研究虽然有可能会动摇信仰，但也可以坚定信仰，为信仰提供坚实的观念和知识支撑。信仰并不是凭空确立的，也并不是凭空就得到强化的。不论什么信仰，总是对一定观念的相信，而与此有关的知识就起着支持和支撑的作用。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这样理性的科学的信仰来说，就更需要并依赖于客观的依据和理性的论证，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能更好地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本质，更好地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性提供学理的证明，从而为人们认同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提供有力的知识支持和理性支撑。“坚定的理想信念， 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２］“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科学和信仰是统一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是否坚定，取决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态度。越是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个人信仰就越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信仰坚定的理论基础，而信仰坚定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性的内化，化为内心的坚定的信念和情感…… 科学理论动摇，信仰就会随之倒塌。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要求追随者们要把社会主义作为科学来研究的原因。”［３］
其次，研究对信仰具有深化作用。人的认识活动有一个深化的过程，相应地人们的信仰也是如此。一个人最初形成信仰时，往往还是比较简单和表层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对自身信仰对象的认识上的深化，以及感受上的深化，他的信仰就更加深化了。特别是对于理论性比较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来说，本身就需要有一个深入学习和理解的过程。一个人只有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比较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把认同和相信建立在这种深刻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才是高层次的信仰。而且也只有这样的信仰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于普通群众来说，他们可以在对马克思主义缺少全面了解和研究的情况下，成为共产主义者，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但从信仰层次上还是不能说他们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信仰” 与“共产主义信仰”从本质上讲是相同的，但两个概念也有不同的个性色彩。“共产主义信仰”更多地强调信仰的社会政治层面和实践取向，而“马克思主义信仰”更突出信仰的世界观层面和学理取向。显然，后者的信仰层面更高一些。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能停留在简单朴素水平上，而应有更深刻的体悟、理解和把握。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有助于我们达到这种更深刻的信仰。在深刻理解基础上的信仰会更为深刻，更为成熟，也更加坚定，更能够应对外来的挑战。
最后，研究对信仰具有完善与发展作用。任何一种信仰，在其生存发展的历程中，总有一个从 小到大，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信仰不是简单地守成，而是在坚守基本立场和价值观的前提下，去促进自己信仰对象的完善和发展。越是科学的信仰，越是自觉的信仰者，越是具有更高学养的信仰者，就越应该如此。对于作为信仰对象的观念体系来说，通过信仰内部的研究来不断丰富和完善是非常必要的，是一种信仰走向更加完备和成熟的表现。同时，信仰还是一种组织体制，甚至是一种体制建构，它本身也有一个完善过程。研究的深入有助于信仰体系和建制的改进和完善。再就是信仰的方式上，特别是信仰者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以及行为方式上，也有一个逐步完善和提升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一种全新的信仰，它也需要有新的信仰方式。事实证明，以前那种宗教性的信仰方式、个人崇拜式的信仰方式都是不科学的，不能适应马克思主义信仰本身的需要。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我们还有责任探索和寻找更加适合我们信仰本质的信仰方式，它不仅能很好地体现出科学信仰的优越性，而且能更好地引导我们的信仰生活。因而，一个信仰者的责任并不仅仅是在于恪守信仰的要求而已，而且还应该为本信仰的完善发展做出贡献。这样才是一种更加自觉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并不只是发生在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之中，并不只是一个学科建设问题。它实际上具有更为广泛和一般的性质，也需要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去观察和思考这个问题。作为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当然应该首先立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科建设去研究这一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只能局限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事实上，在这个范围之外，不论是党内还是社会上，都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和信仰者。尽管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但都或多或少遇到这样一个研究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不仅要从学科建设的层面去思考这个问题，更应该从党的建设的高度，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高度，去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必须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同时又要能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我国作为当代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成为当今世界上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心，而且要成为世界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中心。
参考文献：
［１］金岳霖．知识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２］习近平谈治国理政［Ｍ］．第２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３］陈先达．理论自信：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Ｍ］．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6．
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