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与阅读(续)
各位同学:
这一段时间我每天除了工作和关心疫情,脑子里仍然在反复思考启蒙的问题。邓晓芒先生2013年写第三次启蒙时,实际只是期待,从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准讲,这次启蒙实际上一直没有发生。没想到突然间以这样惨烈的过程来进行!后人写中国思想史,无疑要重重地着笔。五四的背景是晚清和军阀统治的黑暗,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背景是十年文革的浩劫,这一次启蒙的背景竟然是一场瘟疫。当然此次抗疫的过程为什么包含启蒙(与世界各国不同),则是由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所积累的问题和矛盾决定的。这次事件中与“疫情”相伴的一系列“舆情”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体制和政治价值观与每个人的生命和生活直接相关。民众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这种感受的清晰性和冲击力是之前任何时候都没有的,如“感恩事件”,可以被视为一次革命。因此这一次启蒙在力度和范围上都不亚于前两次,而在观念冲突的深度和烈度上也超过了以往。
回顾邓老师当年的描述,结合当下的现实,我们会为二者的高度契合而感到惊异:“第三次启蒙就必须在理论上比前两次有重要的推进,以便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而不只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或者一些激动人心的口号。以前启蒙精英的呼吁和老百姓的生活还是两张皮,靠抽象的爱国主义加上亡国灭种的恐惧、振兴中华的理想来鼓动民众的认同,其实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并无切实的联系。现在启蒙的原则开始与百姓每天的生活接轨,甚至每个命题都与百姓息息相关。”
学术路径上,李泽厚是由中向西,邓晓芒是由西向中。李在中国思想史的工作上是系统的,在西方思想史的工作上是不系统的。邓正好相反。李是第二次启蒙的代表人物,邓则是第三次启蒙的代表人物。因此二者应该对照起来读。这里也推荐8篇文章,在读同学请精读10遍。加上邓晓芒和赵林的《西方哲学史》,后者应结合我的《西方心理学史》(PPT见网页)体系来读。
郭永玉
2020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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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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