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化学品、废物及污染预防的科学-政策小组（1）
图1. 环境署2022-2025年中期战略：向2030年前进
Kevin Helps 先生，化学品、废物和污染防治科学政策小组首席官员
Michelle Bloor 女士，SETAC Europe（环境毒理学和化学学会）前任主席
Sunday Leonard 先生，全球环境基金科学和技术咨询小组（STAP）项目管理官员
David Azoulay 先生，国际环境法中心管理律师
Nalini Sharma女士，SAICM协调员、SAICM秘书
Carlos Martin-Novella先生，《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执行副秘书
运作的路线与方式：该SPP是否应该按照IPCC和IPBES等团体的路线运作？该SPP的运作相较于IPCC和IPBES等团体需要做出哪些改变？
相关数据的获取限制：相较于IPCC和IPBES，该SPP所面向的特定行业有着一个极大的不同点，那就是关于化学品所带来的影响的数据的持有方是该化学品的生产方或工业对象，而对于IPCC和IPBES，相关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共领域。因此该SPP从一开始便应当制定一个可以与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接洽的强力策略。但需要面对的现实是，可以获得的关于化学品污染的数据量是有明确限制的，因为这些数据的公布量取决于持有数据的商业组织的愿意。因此应当找到一个可以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解决问题的折衷方法。
同时满足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为化学品、废品和污染预防这三个问题制定国际性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截然不同，因此应当制定一个可以面向所有人的包容性的程序，以解决人们每日面临的问题。该小组不仅应该提供有效的科学帮助也应当建立在合理的代价之上，确保其行动结果不会造成其他地方的重要资源被转移。
满足所有利益相关方和部门的需求，并鼓励通过新闻渠道来促进学术界、工业界、科学家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劳工和其他民间社会代表的参与。
确保将有关发展中国家、包括土著社区在内的地方性专业知识，性别等因素考虑在内。
为政策行动提供选择，而不是规定限制政策。
应该全面避免对包括有关多边环境协定在内的科学机构的现有工作进行重复劳作，而是对前者的工作进行补足。
谨记三大全球危机紧密相连：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化学污染并不是独立不相关的三个议题，他们有相互重叠的部分且会互相影响，这是一个不应该被忽略、且需要被解决的挑战。
世界各国应当联合协作，发达国家应避免为一己之利而对发展中国家造成负面影响：目前不同国家间在处理对化学品相关污染的问题上各自为营，按自己的需求自行制定相关的政策。并且不同国家间在解决化学品污染的方面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有的领先，有的落后。然而化学品污染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不同国家间应当建立一种联合机制，在相关问题上统一全球观念，共同协作来寻找解决方案。根据过往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制定的政策行动常常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各国应齐心协力一起制定战略、商议解决方案，以解决这个不分国界的挑战。
明确定义该新SPP所面向的化学品类型：目前的首要任务应当定义该SPP所面向的化学品类型，但是需要谨慎措辞以避免引起混淆以及负面交流。不仅需要关注目前正在产生的化学品、废品污染问题，也应当将过去遗留的并且还在持续造成影响的化学物质纳入考虑对象。
成立支持全球性科学研究项目的资金渠道：目前全球市场上有数十万种化学品，许多化学品或其混合物的影响仍有未知，尚需要做大量的研究来探索。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是，世界上某些地区的的科研工作者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他们的研究。另外，除了面向国家内部的特定问题而进行科研探索，也需要进行更多的全球合作研究，因此需要建立一个能够支持全球性研究项目的资金渠道，并且可以对某些风险项目提供支持。
应当以跨学科的方式进行联合协作：为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科学家们不应当孤立地进行科学研究，应当与所有相关领域的工作者以跨学科的方式进行合作。
解决化学品污染问题时应当结合不同方面进行系统思考：化学品废物污染不仅和环境问题相关联，也与经济和社会层面有着紧密关系。因此应该结合不同层面的问题从整体上进行系统思考，分析各种因果效应，协同效应及权衡利弊。
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合作的重要性：该新SPP应当由学术科研者、私营企业/工业界、从业者、民间团体、土著民族及大众等不同领域的团体共同参与协作。应当互相交流，结合不同团体的观点、意见、知识、研究与实践，共同协作来推进问题的解决。
新SPP可能需要关注的问题及领域：
基础的科学与研究 着眼于技术创新：有些技术创新可以帮助解决问题，而有些技术创新亦可能造成新的问题，因此应当在这些技术创新的利弊中找到平衡。 新型物质（novel entities，即人类新引进地球系统的化学品）：新型物质被视为9种地球界限之一，地球界限（planetary boundaries）这一概念被用于界定人类活动的合理范或程度（即“safe operating space—安全运行空间” 的边界值），若超过该边界值，则会引发不可逆的环境退化的现象[5]。应当确保在引入新型物质时（即化学品及塑料）将污染维持在地球界限值内。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发展、面对的挑战及自身能力都大为不同，因此该新SPP需要考虑如何来缩短二者的差距。 行为与社会层面的问题：为了解决化学品污染，不仅应当考虑科学层面的问题，也应当思考如何从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维度上做出改变来改善对环境的影响。 商业/金融/经济模式：如开发/推进循环经济、共享经济等。 乡土知识与公众科学。
灵活的政策和管理：虽然该新SPP不应当指定/限定政策，但可以提出用于开发政策和管理结构的新方法，是制定政策与管理的方式更为灵活。目前的政策与管理制定有着反应速度与各方协调的问题。
反应速度的问题：目前政策的制定往往跟不上科技创新的速度，政策的反应速度总是落后于新的问题与挑战的出现速度。 各方协调的问题：因为出现的问题往往关联着多个不同的领域、部门、参与者和司法管辖范围，各方就新问题来制定政策和管理时会存在着协调上的困难。
政策实验室（英国的policy lab）
监管沙箱（regulatory sandbox）
众包/群智模式制定政策（crowdsource policymaking）
前瞻与天际线扫描（foresight and horizon scanning）
更好、更多的科学知识并不等于更好、更多的政策：该新SPP不应以“得到更好的科学知识”作为激励点，而忽略了什么才是创造更好的政策的根本。在化学品和废物领域，有许多反面例子论证了即使相关的科学知识早已非常明确清晰，但相关的政策却仍不完善。比如关于铅的毒性和危害早已十分明确且广为人知，但至今仍被应用于部分玩具和涂料中。创建更好的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更好的科学知识，而是政府是否愿意做出相应的行动，政治意愿才是促成更好的政策的核心。若该新SPP以“得到更好的科学知识”作为激励点，可能会使其偏离工作核心，并花费过多的精力在精进与研究科学上，从而可能延误了采取行动的时机。
此类SPP的运营成本很高：比如IPCC的运营成本在几年内便可高达数千万。目前关于化学品和废物的小组面临着严重资金不足的问题，比如仅是实施《斯德哥尔摩公约》就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开展该新的SPP的资金来源仍不明确，并且也仍不确定是否真的能实现创造更优政策的这一目标。
目标范围应当集中于化学品与废物上，而不是整体污染：不应制定过广的目标范围，应当在尝试解决所有问题和实际能被解决的问题之间寻找合适的平衡点，若将目标范围设定过广，将会分散行动范围、专家意见的焦点及可用资金。
以采取预防措施作为该SPP的最核心的行动目的：从预警中吸取教训，及时采取行动阻止负面问题的发展，而不是在来回反复地进行技术研讨而迷失了方向，导致延误了采取行动的时机。
争取多种科学领域之间的协作：该小组需要来自如生态毒理学家、生态学家及社会学家等等不同领域的专家的知识及意见，以寻求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要格外注意各方的利益冲突：长久以来，化工等行业（如石油化学品行业）会对那些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和产品的规章与国际协议进行阻挠，因为他们可以从继续生产某些有害化学品中获得利益。因此需要格外注意从其他SPP的过往相关经验中吸取教训，不应当因为急于广泛包罗各个领域的相关部门而忽略利益冲突方面的问题。
应当着重关注对土著社区和弱势人群等特殊群体的影响：应关注那些被我们的生活方式、生产和消费模式所影响的首要对象的观点与想法，考虑使用公众科学、本土传统知识以及新方法来进行实践，将对健康的影响作为标准来鉴定与优化SPP所做的工作。
该新SPP可与BRS进行互补：例如，据估计有上百种潜在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下称POPs），但仅有几十种被政府部门提议至《斯德哥尔摩公约》，而那些没有达到被纳入《斯德哥尔摩公约》的标准的化学品可能会被人们忽视。该新SPP可以对那些有潜在危害的POPs进行评估，使成员国意识到他们的危害从而再被提议至《斯德哥尔摩公约》。并且，当有化学品被纳入相关公约后，该新SPP可以对后续的影响和效果进行评估。
首先要建立程序的规则和机构的结构，以确保建立一个健全可靠的小组：他建议若想在程序上快速取得进步，应当确保科学诚信/科学完整性，广泛地借鉴和采用IPCC的程序。
将定义该SPP所应包含的具体范围的工作交给科学家，而当制定小组的程序时则应借鉴来自现有小组的成功经验。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