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童年者,请对孩子持最大同情
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你是不是也为孩子早早准备好了礼物?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海娜认为,现在的儿童应该比过去更受重视了,不过,成年人对儿童的同情却不见得增多。现实中的儿童与成年人的关系并不平等。只有对儿童持有最大的同情,才能真正建立和儿童的积极互动关系,使教育真实有效地发生。
作者 | 徐海娜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全文共4613个字。
不知道有多少人清楚地记得自己童年的经历,虽然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的记忆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偏误,但回忆起来,每一件事情留给我们的感觉依旧在那里,好的不会变坏,坏的不会变好。每当快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的童年。无论那天的天气如何,我都会穿起裙子,精心打扮一番。哪怕最后只是在学校组织下,不断排练“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却只是淋了一场雨,而并没有等到要欢迎的人。虽然没有人同情淋雨的学生,但名义上那仍然是属于我的快乐的一天,是儿童看起来似乎备受重视的一天。许多许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儿童应该比过去更受重视了,但成年人对儿童的同情却不见得增多。
我们为什么要同情孩子
每个人在童年阶段其实都是软弱的,没有办法自立,只能依赖成人,因此也不得不受成人的管束,成人可以给孩子带来幸福快乐,也很容易对孩子有意无意造成伤害。成人们只有对孩子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处境持有最大同情,才能给孩子们一个更加美好的童年。
我想先写一个隔了很久才想起来要写的事情,那是大约两三年前,曾获得2016年香港魔术家协会魔术比赛冠军的一位魔术师Keanu Ho被邀请到我们的课堂上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成长经历。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励志故事,这位魔术师患有ADHD(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小时候没有得到合适的帮助,曾经有两年不交功课,14岁便辍学了。后来因为学习魔术,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重新努力,考上了香港浸会大学,如今已大学毕业,成为优秀的职业魔术师。虽然他在课堂上近距离演绎的小魔术令人啧啧称奇,但最令人难忘的还是他在回应学生提问的时候,那个沉默的瞬间。当时有学生希望他能多讲述一些自己童年的感受,沉默片响,他说,“那时候没有朋友,被所有人讨厌,……童年,没有了……”我想,“童年没有了”的绝不止他一个人,过早地被现有教育制度放弃过的孩子也绝不止他一个。总有人不愿再提起自己的童年时光,甚至还有一些孩子夭折在童年。
人们总是习惯性推卸责任,说一些孩子天性顽劣,难以施教,或者心理脆弱,缺乏毅力等等。然而,我很想说,对于孩子们的童年,成人是有责任的,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或者其他什么人,假如你参与了孩子们的童年,请保持对孩子们的最大同情。为什么呢?我想从一个台湾绘本说起。这个绘本曾经在台湾获得了很多奖项,初看之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无非是教育人们如何做一个对宠物狗负责任的人。
这个绘本的名字叫《我和我家附近的野狗们》,作者是赖马。内容是讲述一个很怕狗的小男孩,偏偏每天要面对街上有很多流浪狗的情形,直到有一天野狗们被捕犬队抓走。这时候,他发现两只没被抓走的狗宝宝,十分可爱,于是小男孩想要收养他们,但是父亲说了几句话,大意是你有时间和能力照顾他们吗?故事的最后一页是小男孩放弃收养的念头回到家,抱了抱自己的小布狗。
看到这里,虽然觉得故事已经算完整,但如果将自己代入小男孩的角色中,总会心有不甘,而故事中的男孩甚至都没有质疑一下,就立刻对成人的想法表示臣服。儿童文学研究者刘凤芯就看到其中流露出的控制关系,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了很多值得成人反思之处。例如绘本中,狗缺乏照顾和管束变成野狗的“野狗生成论”,被认为是只有接受成人规范才是“好孩子”的隐喻,“不仅以保护儿童生存安全之名,巧妙合理化成人对儿童的种种规训之举,还顺理成章建立起成人管束与儿童安全之间看似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儿童也因为恐惧被遗弃、被野放,因此建立起自我去野驯良的内化监视机制。”再如,当父亲把照顾小狗的责任以养育责任相类比之后,结尾小男孩坐在椅子上,拥抱着小布狗,“表达他对成人权力完全缴械的屈从”,刘凤芯认为故事里的孩子彻底失去了与成人协商的“大好机会”和争取“折冲权力的筹码”。
如果这么去分析,不止是这一个绘本,很多儿童文学作品都能显示出成人对儿童的控制关系。(事实上,刘凤芯也不止分析了这一本书。)然而,也正因如此,刘凤芯切入的角度才可以提醒成人,儿童实在是处于我们的训育之下的,与我们的关系并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关系实在是太寻常了,寻常到让人无视和遗忘的地步,这也是成人需要同情儿童的一个起点。
同情孩子的家长和老师会更有耐心
也令教育更加有效
前不久,有位妈妈诉苦说孩子总是不听话,做事情拖拖拉拉,上学路上也是磨磨蹭蹭,让人忍不住想不停地责骂。我们一起分析了原因,主要还是孩子的睡眠时间不足,早上起床以后难以很精神地响应家长的每一项命令。但是每天的时间都很有限,完全没有可能增加孩子的睡眠时间,家长为了让孩子多睡一会儿也是煞费苦心,但是孩子改不了的拖拉,该怎么办呢?我没有直接说,“你不要再骂孩子了。”因为我非常理解做母亲的心情,那种为了孩子好而急躁和焦虑的情绪,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母亲的时间表也是排得满满,和孩子一样辛苦。虽然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孩子好,但也许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真的好。我们希望他们按照自己的安排“高效率地运作”,可惜孩子不是机器,他们总有自己的想法。湖北名师徐莉老师曾说过,“如果你对人有着占有心,就不应该当老师”,其实,做父母,也同理,不能总想着一切都要在自己掌控中。父母的责骂和教室里的惩罚一样,容易摧毁孩子自主判断和决策的能力。另外,假如我们真的对自己孩子的处境抱有深切的同情,我们怎么还能骂得出来?明明是我们无力改变现状,为什么却让默默受苦的孩子再来承担责骂?
都说“不要在愤怒的时候教育孩子”,可是我们常常做不到,我们不仅在愤怒的时候教育,而且还在教育的时候愤怒。很多时候,成人并不知道自己有多愤怒,因为没有镜子及时照见自己凶恶的样子。早年,我和先生曾经都用过偷偷录音的方式录下来对方教育孩子的过程,事隔许久之后,再发给对方听。事实证明,这个反馈方式十分有效。在时过境迁之后,再听着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把孩子骂哭的,会特别地震撼。这样不消几次,再感到愤怒的时候,对孩子的同情心就会战胜当下的情绪。最终就戒掉了严辞责骂这种无效且伤害亲子关系的方法。有意思的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曾经在美国部分学校推广过一个教学反馈计划,自愿参与项目的老师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把自己的上课情况录下来,自行决定把哪些课录下来,哪些课的录像可以分享。这种录像被认为是一种可以促进教学的积极的反馈方式。比尔•盖茨说,“能得到好的反馈是进步的关键。”现在中国一些学校也会把课堂情况录下来,但不同的是,美国老师是自愿的,是有主动权和决定权的。中国的情况则要复杂的多,有的地方是强制的,监控的意味就更多一些。因此,对教育过程的录音录像是否是一个有效的反馈方式,主要还是取决于谁是可信任的录制者,以及录制者的动机。无论如何,我认为,在可控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自己可以决定和处置录音的情况下,录音和回放的过程中,老师或者家长会获得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尽管有时候重听会令自己尴尬,但却能真实推动改变和进步。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多年前一位有40多年教龄的教育家Rita Pierson在TED上的一场演讲。她说,“孩子不会跟他们不喜欢的人学习的。”她在演讲中提到她同为教师的妈妈,抽屉里是梳子、刷子、花生酱和饼干等等,给饿了的孩子吃东西,为脏的孩子准备毛巾和香皂。她觉得母亲是一个成功的榜样,建立了和学生积极互动的关系,真正让学生找到了改变的动力,这是真实有效的教育。而她也和母亲一样,致力于建立和学生的关系,让孩子有最充足的动力去做最好的自己。在演讲中,她还提到一个事例。一次测验,有个孩子20题错了18个,老师便在试卷上写了个+2,还画了一个笑脸。孩子问,“这不是不及格吗?为什么给我一个笑脸?”Pierson老师说,“因为你正渐入佳境,没有全错,还对了两个。当我们再复习这些题目的时候,你不会做得更好吗?”她及时肯定了孩子微小的成绩,没有在学生心里难过的时候雪上加霜,而是鼓励孩子去做得更好。这些优秀的教育家心里,可以说无一不对学生充满了同情。
“同情”往往会令教育更有效,如果因为同情而关注优秀学生的心理压力,他们会表现得更好,如果因为同情而关注落后的孩子,孩子们也将更加努力做好自己。但是在现实中,人们常常将目光聚焦于一些所谓优秀的学生,喜欢那些符合成人所造规范的“好孩子”。但是一些在学业上落后,有心理问题,有行为问题,有社交问题等等的“问题”学生常常很难引起老师们的同情。老师把他们边缘化,同学们把他们孤立,然而从教育的角度看,他们是最需要同情,最需要成人去帮助的那一类孩子。但是可惜,成人面对“问题”学生的耐心和同情心总是显得不足,就算可以在一段时间里给予他们特别的关注,也是急于求成,总期望他们尽快“达标”,而忽视他们每前进一步所付出的努力。甚至在一些标榜“正面教育”的学校里,也很难保证每位老师都会一直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个学生。
很多有问题行为却顽劣不改的孩子,并不是真正不想改变,而是在多次努力之后,不被承认,最终失望和放弃努力的孩子。还有人喜欢用“力所能及”来形容一个孩子应该达到的水平,但是若不是长期的跟踪,如何知道怎样的程度才算“力所能及”?学生能力有时候差异很大,有的孩子5分钟完成的功课,有的可能要用上一个小时。没有检视学生的努力,单纯认为学生没有做到“力所能及”的程度,没有达到老师的期望,就施以惩戒,也是一种伤害。前不久,有一位心理学家就提醒我,要看到孩子们为改变自己所做出的努力,她说,“孩子的努力不被认可的话,只会带来更糟糕的局面。”
有人说,没有孩子的年轻老师比起有孩子的年长老师来,更不容易同情孩子;也有人说,新入职的老师对孩子们更心软,而年资已久的老师更显冷漠。然而我观察接触过的所有老师中,是不是真正同情孩子,完全取决于老师的个人素质和专业素养,和年资无关,也与是否生养无关。在学校里,能够同情孩子,所谓“有人情味”的老师本质上更容易受到孩子们的喜欢,孩子们也更愿意向老师学习。我不知道老师不同情孩子可以达到怎样的地步,才能口出恶言,极尽侮辱。据说有的老师连家长都责骂。但是我知道,老师同情孩子可以达到怎样的地步。在一些特殊学校,有的孩子先天性的精神残疾,不会说话,情绪也不稳定,甚至有时会给照顾者的安全带来威胁。但是上课的时候,老师会坐在他身边,不断地安抚,每一个微小的努力,老师都会去肯定他。在有的地方,这些照顾和教育特殊人群的工作被当成人们不愿从事的职业之一,但如果老师不是心底有同情,他们一定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现实生活中,总是有太多人对孩子缺乏真正的同情心。我记得许多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捐赠活动,当时,我们一行人带着一批助学物资经山路辗转到了福建一个小山村里的一所小学校。那时候正是大夏天,烈日当空,南方的酷暑令人无法在太阳底下多停留一秒。可是,校长却让孩子们列队站在院子里暴晒,等着学校领导讲完话,再接受那些书包和文具。回程路上,我怎么都高兴不起来,隐隐地觉得我们可能是做了一件坏事。
说起童年,无论是温暖丰裕,还是残酷匮乏,都几乎无时不处在控制之下。童年,总是要“臣服”在成年世界制定的规则之下,接受训育。或者可以称为一种儿童“社会化”的过程。哪怕从上个世纪以来,有许多新童年社会学的学者致力于研究儿童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权利,不再视童年为成人的某种准备期,但现实中的儿童处在成年人的各种以教育之名的控制之下是一种事实。成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事实,认识到儿童真实的处境,才能对儿童真正产生同情。而参与他人童年者,只有对儿童持有最大的同情,才能真正建立和儿童的积极互动关系,使教育真实而有效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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