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我为什么拍《他乡的童年》？
“我们都将生活在孩子创造的未来中，”周轶君在工作室的文章里这么写。以童年窥探“大人”，从他乡观照故乡，这位母亲旅程的终点，亦是我们思考的起点。
作者 | 葛书润
全文共4869个字
周轶君曾经是驻加沙的国际记者，关心的主要是中东政策、巴以冲突，“莽撞地行走在世界各地”，去往现场寻求答案。成为母亲后，陪伴另两个生命长大成了每天都要面对的事。
但在育儿的过程中她发现：祖辈代代相传、习以为常的育儿经验，正越来越不足以应对社会的飞速发展；所置身的教育体制暴露出种种问题，但转向缓慢，困难重重。在家和孩子“斗争拉锯”、思考为孩子选择什么样的教育路径，复杂性堪比当年的巴以局势。
而在自己的同辈人，甚至更年轻的父母、或是将来会成为父母的一代人身上，她同样感受到这种压力。在这个国家教育一个孩子，已经成为一件兴师动众、劳神费力的事情。从越来越赶早的早教班、胎教班，到毛坦厂、海淀黄庄已经吹响的号角，无论哪一个阶级和年龄层，都传导着来自教育的压力。
过去的价值不再适用，既有的体系遭到质疑，我们该去哪里找“参考答案”？
“如果只关注身边的、本国的状况，或者我自己家庭内部的状况，看看我朋友的困境，以我现在的经验和眼界解释和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周轶君于是决定拍一部教育主题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向更广阔的世界寻求解答。她延续了做国际记者时的习惯，自信从前解剖国际大事的思路同样可以移植到教育问题上来。日本、芬兰、以色列、英国、印度，最后回到中国，周轶君自己把这部片子形容为“一个母亲在路上”。放下成见，带着问题，回归细节，用影像捕捉对一国教育的感知。
“教育不经常能成为头条，它里面没那么多生死冲突的东西，但是它和我们每个人的未来都息息相关。”
大量日常的细节在镜头里流泻出来，你很难说清这些细节能对孩子的成长有多少“用”，因为“有用”的标准太玄乎了。周轶君的意思是，这个片子能让焦虑之中的中国的家长们看到，在地球的另一个地方，“教育还可以是这样的”。
日本幼稚园的园长，让孩子们一起种菜、养马，鼓励孩子爬树，以唤醒“感受力”；水龙头经过特殊设计，一旦水流过大就会打湿全身，希望孩子们明白“要时时刻刻为他人考虑”；午餐时要把带来的东西与伙伴们分享，但面对老师扮演的坏人前来“夺食”时，孩子们又必须牢牢护住自己的食物……将教育理念渗透到建筑的设计、师生的互动之中，用心之细让人惊叹。
在英国的德威公学，孩子们能在这所私立学校专属的剧院里上戏剧课。通过肢体的协调和接触，学习与他人沟通、与团队协作。学校呵护学生的兴趣，从生物到纸雕，只要合理，即便只有一个人，学校也会出资支持建立一个俱乐部。精英们在这些昂贵的私立学校里享受着教育资源的倾斜，占据着英国每年的名校大部分的录取名额。
在芬兰，低人口，高福利，低竞争，三四年级的孩子们没有任何考试，老师们有充足的时间对课堂进行拓展。孩子们在森林里学习美术、数学和文学，给每一棵树“取一个温暖的名字”。养老院里，孩子们在与老人们共处的时光中体会着那堂课的主题：“时间，年龄与我”。
……
隔岸花香让人“酸成柠檬”——有评论说“又感动又羡慕”，有人说，这样的教育模式在中国缺乏实践的空间，也有人说，这是“拍给中产看的留学移民指南”。
“出走”本身即带着对此岸的反思。在一个人口大国中想要获得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必然要通过竞争和筛选，而为了保证筛选的公平和高效，标准化的考试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在标准化考试的指挥下，教学的内容也不得不迎合标准，摒除一切“超纲”的内容，答案导向的思维方式无声渗透。而在这场漫长战役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挤占着“教育”的版图。有多少人对家庭教育的大部分回忆，是和父母关于作业、成绩、考试的拉锯。
“这会造成什么情况？我们太重视教育的结果，而且最好是一个标准的、可量化的结果。但这个结果和什么东西连结在一起，它的周围有什么，我们都不在意了。”周轶君说，“比如我们知道了某些物质的名称，我们知道了1+1=2，但我们很少去追问，为什么是这样，它们是怎么来的？”
以他乡 观故乡
毛坦厂校园后的“神树”香火袅袅，衡水的背诵声通宵达旦，黄庄的孩子们往嘴里塞进一口麦当劳，匆匆奔赴下一个补习班。当大多数中国孩子仍挤在独木桥的这端，谈循循善诱、谈兴趣导向、谈回归自然，是不是的确形似“何不食肉糜”？
“我并没有认为哪国的模式一定是最好的，我只是说你可以看到世界这么大，每个国家它选取的这种模式都不一样，而且背后有其深厚的原因。你要大家一下子转变理念或转变做法很困难。”周轶君说。“让我很意外的是，大家对芬兰这一集的反应是最强烈的，我认为恰恰是因为这种截然相反的理念让大家看到了，哦，原来那样也行。“
她劝她的观众们转换心态，“看到比我们好的（模式），如果去理解这背后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这么想，已经能得到很多启发。我不用拷贝别人怎么做，而是去想在我自己的环境里，我可以怎么做。”
模式不必移植，理念却可以借鉴。如芬兰一集中，周曾问森林课的老师，非洲的孩子该怎么上森林课？那位老师想了想说，“他们或许可以上沙漠课”教育的模式应当与周遭充分结合，孩子们之所以学习，是为了“回到生活，回到所在的环境，与周遭发生关系”，而环境只不过是一个自变量。
芬兰赫尔辛基SYK小学的孩子们在森林中上课
他乡也并非理想国。将中国教育放在世界的坐标系之中，是更方便寻找参照，在相似甚至相反的经验之中寻找解决方案。
印度与中国是不相上下的人口大国，社会竞争激烈。教育是相对公平和有效的上升通道，考上大学的荣耀，甚至可以帮助一个人摆脱种姓。印度有着和中国相似的中产焦虑，“中国与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同样经历了飞速的经济发展，在阶层的变动中，最焦虑的一定中产阶级。他们怕自己掉下去，又想往上再走一步，这种焦虑直接投射在对孩子教育身上。”周轶君对印度教育的感受是“在混乱中制造秩序”，就和印度人热衷的表达方式一样，未待思考形成，便脱口而出，在与他人的论辩之中，逐渐形成一个可接受的答案。例如，西加尔各答的大学教授以哈利波特为案例教授法律，且逼迫学生们在课堂上不断挑战自己的观点；偏远贫苦的村庄里，基础教育都难保证的孩子们，已经在慈善组织的帮助下熟练地“网上冲浪”，与世界各地的人交谈。
印度的教育也许并非作为一个整体为人所称道，而是在混乱之中，总有个体在努力寻求改变，这些勇于表达、善于辩论、思维活跃的个体，相互启发影响，造就了社会进步的动力和希望。
在中国，这样个体的努力同样不应该被忽视。他们有的处于教育体制之外，有的则就身在其中，身体力行地进行着或大或小的改革。
周轶君说，在做节目的过程中，她遇到了许多有意打破困局的一线教育工作者。一位乡村教师，自费去丹麦考察，把他所认为北欧先进的教学理念带回大山，知道培养孩子们的兴趣重要，就地取材，把课程内容和孩子们玩的抖空竹、滚铁圈结合起来，小小的村小还开始办运动会，让孩子们爱屋及乌——爱学校了，也就能爱学习。
安徽合肥，小团山香草农庄中英书院。教学内容打通了传统与现代，鼓励孩子们感受自然的韵律
而常被人作为箭靶的应试教育本身也并非无动于衷。周轶君提到她曾采访教育研究者、学校战略与教育创新咨询顾问李茂，“他说，就是要改变应试教育，就是要改变‘唯一的答案’。这需要时间，但改革已经开始了。据说现在高考的题目，有的题目也不是完全能够背出一个答案来，它也是考你的综合理解。应试教育内部其实自己也在改革，最后是往同一个方向去的。死读书，正越来越没有市场。”
“外面的经验不是只能‘看上去很美’，我们没办法学，但其实中国已经有人慢慢在做。”
英国与中国一样，有着崇拜精英的传统，相信社会的发展得有小部分的卓越者引领和推动，因此优等生和来自社会上游的孩子们（这两者常常重合）总是能享受最多的关照，而在芬兰则恰恰相反，相信“最好的学校就是最近的学校，”对公平的极致追求，让差生反而能得到更多的照顾。是分层以求更精准的培养，还是融合以求资源的公平？力争上游而时刻紧绷的“军备竞赛”和缺乏竞争带来的倦怠感，何者对孩子更有害？
象征着精英教育的英国私立学校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们有没有可能往中间靠一靠？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是天才，家庭环境和天资不那么好的孩子也是一个个体，她对教育的迫切程度跟天才的孩子是一样的。这些对他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我们能不能也照顾一下他们？”周轶君说。
中国的教育体制常被批评培养出的孩子“缺乏创新精神”，而以色列则被称为创新创业者的乐土。纪录片从那里的文化里找原因，以色列父母和老师都反复灌注对待失败的态度：再试一次，不把失败作为结局，失败里也能找到喜悦。13、4岁的孩子们就被鼓励开办自己的公司，以防创新的热情在日后的教育体制中被消磨。
一位妈妈说：“他们可能不会一直做这个公司，他们所创造的也不会成为社会的发展方向，但他们感受到了这个过程。”在成人世界亦然，有过失败创业经历的人卷土重来时，反而能拿到更多投资，“因为你已经有了经验。”这在中国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但影片的最后画风一转，《创业的国度》的作者、以色列作家索尔•辛格自陈，以色列人喜欢实验和冒险，不乏从0到1的好点子，但又缺乏耐心，将不少好创意都卖给了中国那些善于守成的企业家们。“以色列是创业之国，但不是创业成功之国。”
而周轶君看重的，是以色列教育中“退后半步”的精神。父母和老师退后半步，让孩子的自主性得以发展。以色列创业学校的负责人说，他为孩子们提供这样一个场所的最终目的，不是制造出领先的科技产品，而是让孩子们学会为自身作出选择，这就是自主。
“最重要的都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做自己的主人，这样的孩子将来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可以为自己选择，而不仅仅是科技这件事情。他们的核心的观点是：没有自主，怎么可能有创新？“‘自主创新’这个词我们也经常讲，但都没有意识到，自主其实是一个先决条件。”
以色列，十三、四岁的孩子在创业学校，他们不少人已经当上了CEO
比如对自主性的培养，来自于教育者们的“退后半步”，能不能在有些时刻放任孩子去做选择而忍住不教。“这其实挺像中国的哲学里的‘无为而治’”，周轶君笑道，“但这扯得太远了，我想说的就是教育的本质可能是让孩子做自己，去发现自己。这但其实难度挺大的，因为父母很难克制住不去教他、不去鞭策他。”
孩子是大人的父母
周轶君认为影片中最令人感动的画面之一是日本校长的手书条幅：孩子是大人的父母。“大人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实际上教育了自己。是孩子教育了我们。”是孩子让父母有完善自我的机会。
被问及“拍完纪录片后自己的带娃模式有什么改变”，周轶君说，她尝试不再把孩子当孩子，不去制造孩子与成人世界之间的隔断，而是将他们视为平等的主体。
例如，无论孩子想看的书被划分在哪一个年龄段适用，都应该鼓励他去读，如果看不懂的话，家长有义务去将它解释清楚。“我们已经固有的一个观念是，几岁的孩子应该去认知什么特定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世界是没有这样的隔断的。”
另外就是鼓励孩子提问，向世界发问，也向自己发问。
这个字要抄五遍，你喜欢这么做吗？如果你不喜欢是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在辅导完作业、心平气和的夜晚，周轶君会问问孩子们这样的问题。
“我现在越来越多地觉得，我应该在教育当中‘退后半步’，特别想让孩子能够理解他们自己在干什么。我经常跟他们说，这个世界将来缺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我觉得当家长跟你的孩子没什么可聊的，没什么可教的时候，在任何场合，坐车或走在路上，任何时候，你都不妨问孩子，‘你有什么问题？’他们常常能给出惊艳的答案。”
周轶君的工作室叫“所以然”，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教育也许可以不是那么紧张、浩大的工程，而是在沉默的空档，父母和孩子不是各自向手机逃遁，而是多问一问，我要做什么，为了什么而这样做。
正是“知其所以然”的欲望促成了这部纪录片，这是周轶君的孩子给她的完善自己的机会。
“我们都将生活在孩子创造的未来中，夸张点说，教育关乎着所有人的命运”，周轶君在工作室的文章里这么写，以童年窥探”大人”，从他乡观照故乡，这位母亲旅程的终点，亦是我们思考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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