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出国是“万能钥匙”吗？
马宁：留学队伍日趋壮大和低龄化，互联网能回答申请学校的一切问题，但什么才是这一路真正的修行？我与有多年时间回望和反思的人聊了聊。
Courtesy of Ma Ning
文 | 马宁
1999年的夏天，16岁的我只身来到美国，完成为期一年的文化交流。那是“9•11”之前的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空姐是年轻的姐姐，海关小窗里是友好的官员，连我忘记了带I-20表格这样严重的事，也被他们放过了。那时的美国，和我一样，处于“无知者无畏”的美好状态：面对未知，我们不仅无畏，而且心门敞开，满怀期待。
一年的时光，在美国中西部的小城里飞快地随风飘散。我拖着更重的行李回到了原本的生活轨迹上。应该说，那是我以为的原本，因为我的人生就此踏入了一个平行世界：这之后的很多选择，大到做什么工作、和什么人结婚，小到爱看什么样的电影、被哪一类的琐事烦扰，都和那一年的经历有些千丝万缕的关联。以至于2013年我移居美国时，初次和焦虑症过招，那种陌生而熟悉的感觉，让我回溯起16岁第一次出国的经历。我开始思考一个这些年没太想过的问题：未成年人留学，是否会埋下心理创伤的种子？如果把留学带来的立竿见影的收益都滤去，比如语言、能力、眼界、履历等，我们是否会看到一些被时间沉淀在下面的、改变生命底色的东西？
如今，中国家长让孩子“去西方取经”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且趋于低龄化。互联网可以解答我们提出的一切关于留学的问题：排名、师资、就业、学费。但是，去西方取经，除了经书，什么才是这一路真正的修行？我要找一些“过来人”——那些有很多年的时间回望和反思的人聊一聊。
01
我首先想到的，是16岁只身去了委内瑞拉的北京姑娘李依然，我们都是通过AFS国际文化交流组织出国的学生。现居美国华盛顿的她今年35岁，在世界银行总部工作。提起当年的文化交流经历，她认为负面影响更直接，收获却随年龄增长慢慢显现出来。因为回国以后，她的英语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看着单词总是不由自主地蹦出西班牙语的发音，为了高考只好恶补英语。我虽然一直很羡慕会讲第二外语的人，但当年在高考压力下也确实尝到了去美国的甜头：出国半年后，我发现自己的英语忽然“通”了：不用再刻意背单词，发不好的音很自然地会了，连梦话也变成了英语。
外语水平的飞升，不论是我打通英语的脉络，还是李依然从零基础学会西班牙语，都源于“浸入式”的留学经历：在那个手机和网络尚未普及的年代，我们突然被“浸泡”在纯外语环境中，初到国外的几个月，几乎没怎么说过中文。这种在今天很难重现的“浸入式”体验，被李依然视如珍宝：“我在委内瑞拉的一个小城上，被真空了一年，太难得了。我和当地人的交流是真诚和深刻的。而现在互联网让我们误以为整个世界都连在一起了，但打开手机，和你聊天的都是同类的人，电脑推荐给你的书，和你刚刚读过的那本没什么区别。我们和不同的声音相遇的机会更少了。”
这一年的经历为李依然的人生开了一个“口儿”，她由此离开了按部就班的生活轨迹，到欧洲攻读硕士学位，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在我看来，她是一位个人边界十分宽广的女孩，一双令人难忘的黑溜溜的大眼睛，透着率真和一点不易察觉的锋芒，疫情前她Facebook的永恒主题就是旅行和长跑，去不熟悉的地方走走看看，或者在体力与毅力中寻找平衡。
我问依然，那一年的经历有没有让她在人际交往中更放得开了？她想了想说，“对陌生人我可以更自如地开启话题，但是对于深层的关系，我可能变得更闭合了，比如我至今都没怎么认真谈过恋爱。我妈把这归咎于我早年出国的体验：年纪小，过早独立，就不愿意依赖和相信别人了。不过这是她的看法。我自己也没有仔细想过，可能得专家给我分析一下了。”说完，依然爽快地笑起来，让我一下子回到了我们二十岁相遇时北京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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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依然大学期间，家里接待了一个来自德国的AFS学生。这个如今也有30岁的女孩，还会隔三差五地和中国妈妈念叨一些不愿意和别人说的、生活中的难事。我恳求依然帮我联系到她。
电话那头传来Jonna轻快且有些俏皮的声音，句尾加快并上扬，显得古灵精怪。Jonna在日本出生，英国长大，会讲六种语言。12岁时，痴迷于神秘语言的她常用古埃及象形文字记录自己的秘密。在妈妈的鼓励和引导下，她开始学中文，以至于到了中国的时候，已经有一些语言基础了。
2007年夏天，Jonna来到北京。最初的两个月并不顺利。她的接待家庭家境优越，希望她成为女儿的英语家教，而Jonna老是说中文，再加上一些文化和性格的分歧，接待家庭提出了换学生的申请。新家便是李依然的家。“那年他们并没有接待学生的打算，但是他们还是接纳了我。对我来说他们是个完美的接待家庭。”刚搬完家，Jonna就病倒了。阑尾炎，住院手术。发病那晚，她一直呕吐，中国爸爸说，不要等早晨了，现在就去看急诊吧。爸爸妈妈带着她，一路打车，因为外籍和保险等问题，辗转几家医院才被收治。那么小的年纪在一个陌生的国家生病、住院、做手术，Jonna对此记忆深刻：“对那时的我来说，那是一件很大的事，挺可怕的，但是也让我和中国的爸爸妈妈一下子拉近了感情。那时刚搬过去，我比较内向，不太说话。手术完，妈妈问我：‘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才和我说说话呢？’我说，‘明天。’”说完，Jonna笑了起来，这个尴尬而暖心的瞬间，显然被她珍藏了十几年。
一年的留学经历，让德国的楼变矮了，也让Jonna变得自信和健谈了。她好像还变成了一个有点反叛、不太“听话”的孩子，这让家人和同学们有点难以接受。对此我深有同感：也许自信和反叛之间是有关联的。
去年，在取得环境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后，Jonna开始了她的第一份工作，雇主是一家风力发电公司，需要她到台湾的分公司管理项目。重新回到中文的环境里生活，并没有像她预期中那么顺利。原本一年半的驻台工作，Jonna只做了三个月就中止了。说到这里，她原本上扬的语调显得有点低落。首先是工作上的困难：除了和同事之间的一点摩擦，她还发现台湾的中文其实很不一样，再加上专业术语很多，她无法自如地沟通。加之工作签证迟迟下不来，导致三个月期满时她需要暂时离开台湾。她原本计划去出生地日本转转，但临行前得了严重的中耳炎，正在难受的时候，又惊闻舅舅病重将不久于世的消息。许多事赶在一起，Jonna取消了日本的行程，直接回到德国。
这个喜欢用神秘语言守护自己秘密的女孩，没有和我过多地谈起内心深处的东西。我问她，是否觉得在台湾的这三个月的遭遇，和初到北京的前三个月有些相似，比如在异乡生病、沟通的障碍、人际关系上的麻烦、被迫离开刚刚熟悉的环境、以及外籍身份造成的生活不便。我这样问，是因为自己16岁的留学经历里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创伤，在我30岁回到美国的时候，内心雪藏的焦虑才“崭露头角”，我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进行情绪的反刍，不禁感慨16岁那年简直是预支了前半生的肾上腺素。我渐渐意识到，成年后迁居美国，可能触发了很多潜意识里还没有处理的情感和情绪。听了我的提问，Jonna简短地停顿了一下，回答说她只想过阑尾炎的经历与此事的关联，但她的关注点是，那时候还有接待家庭和AFS组织的关照，而这次，真的是一个人来面对，她就觉得很难承受了。
当提及未来的打算时，我问她还会不会考虑回中国。她说，现在想要搬去澳大利亚，去一个“人们都在冲浪和跳舞”的地方，“而且，”她补充说，“那里是我舅舅生前生活的地方。”
Courtesy of Li Yiran
03
与李依然和Jonna交流之后，我仿佛看见16岁独自拖着箱子的自己身边，多了两个同样形单影只的身影，我们穿过各自的时空，匆匆而温暖地互望了一眼。我意识到，我在寻找的答案，问题背后变量很多，比如访问国与居住国文化差异的大小、孩子的性格和成熟度、出国期间的情感支持等等。我决定和12岁时移民美国的Kevin聊一聊，与我们仨不同，他的出国体验并不是“浸入式”的。
2004年，12岁的Kevin跟着16岁的姐姐，离开福州老家，来到纽约，与早年移民美国的父母团聚。最初他在唐人街一所双语学校上学，这里的孩子大多是华裔，有的在美国出生，有的是他这样的新移民。因为爸妈怕他的英语跟不上，就让他留了一级。这一年，Kevin几乎没怎么讲过英语，对于爸妈“陌生的”管教，他觉得不适应，抵触学英语，经常泡在网吧里。聊到这里，我脑海里浮现出《北京人在纽约》里王起明那个反叛嚣张的女儿宁宁。可是电话那头的Kevin显得单纯率真，却又成熟稳重，一点儿也不拧巴。
我坦言说，他身上好像看不到“留守儿童”的心理创伤，他哈哈大笑：“可能我的神经比较大条吧。”想了片刻，他又补充说，“也是因为我和姐姐很亲，从小形影不离，她一直都照顾我。”姐姐在Kevin后来的人生选择上，起到很大的作用。在Kevin反叛玩闹了两年后，成绩优异的姐姐考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她离家前告诉Kevin，不努力人生就要荒废了。这次Kevin听了进去，开始收心刻苦学习，考入全美排名前50的高中，从此越战越勇，大学毕业先后就职于甲骨文、德勤、腾讯等公司，我们交谈的这一刻，他正在康奈尔大学读MBA，算是给职业发展“锦上添花”。
我回望了他初到美国的那几年，这应该算是人生中少有的重大变化，而他平安顺利地度过了。我想，这和他本身的性格有关，也是家人陪伴鼓励的结果。他的父母那时开着几家中餐馆，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 仍然一次不落地认真参加学校的所有家长会，更何况还有姐姐的抱持和关爱。他们既对他寄予了厚望，又没有拔苗助长，为他适应新环境提供了充足的时间（选择留级一年）和空间（双语学校）。Kevin没有被忽然真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他的初中时代，身边的好朋友都是和他一样：从中国移民来美国的。虽然很多家境并没有他这样宽裕，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和话题。同样重要的是，在完成了初步的过渡之后，自信而向上的Kevin没有停滞在舒适区，上高中后，他打开了自己，进而融入到美国的文化和社会中。
Kevin的故事让我看到了“浸入式”留学的另一面：它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学会当地的语言，融入那里的文化，但同时这种体验对于未成年人承受冲击和变故的能力，是很大的挑战。尼采说，那些杀不死你的，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大。我们中，有些人被“杀死”了，也有一些，从不见硝烟的战火中走出，开始了涅槃后的开挂人生。但像Kevin这样出国后每天和中国孩子混在一起的“非浸入式”体验，在留学生的经历里比较普遍，很多家长也不免担忧：每天和中国同学在一起，和在国内有什么区别？出国不就是要多接触国外的人和文化吗？之前我是百分之百赞成这种观点。但现在，我也开始看到了尊重孩子自身节奏的重要性。如果可以给孩子时间和空间，在舒适区和挑战区之间徘徊一下，储备信心，调整节奏，或许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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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另一位老朋友，Andrew Feigin，恰好经历了介于“浸入式”与“非浸入式”之间的留学体验。我们相识大概有近十年了，67岁的Andrew是美国演艺制作行业中的大咖，拥有45年行业经验的他，是很多舞台剧、歌剧、电视节目和现场活动的舞台总监，其中包括著名的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的圣诞奇观秀。这个演出和我也有点前缘：1999年圣诞节前夕，美国妈妈带我去纽约旅行，我观看了这场令我终生难忘的演出，被台上几十条白花花、踢到头顶的大腿们，深深地震撼到了心灵。
去年，Andrew和太太从纽约迁居加州，在整理家当时发现了一个纸盒子，里面是母亲珍藏的、1970年他去冰岛做交换生时寄回家的书信。薄薄的信纸散发着岁月的沉香，把他带回半个世纪前那个永远是白昼的16岁的夏天。
Andrew的接待家庭爸妈都会讲英语，且非常信任他。“来冰岛之前，我参加过一些美国童子军的夏令营，也自己旅行过一两次，算是稍微有些独立生活的基础，周末的时候我父母也允许我自己到曼哈顿找朋友玩，但是在冰岛我得到的自由，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学校都在放暑假，Andrew就找了一份零工：在一家苗圃帮忙。每天早上，妈妈给他带好午饭，Andrew就自己坐公交车到位于市中心的苗圃上班。“那里的同事们都不会讲英语，我们一开始只能靠比划来交流，比如他们让我在哪里挖个坑啊，给哪片花浇浇水啊，或者坐着犁地机去犁犁地啊，我可开心了。中午，大家就聚到饭堂吃各自从家带去的午饭。这个经历，虽然不在学校，对我来说却是‘浸入式’的学习体验。”
我之所以说这段经历是介于“浸入式”和“非浸入式”之间的，是因为虽然Andrew异国体验的强度和我所经历的差不多，但是时长上却有很大的差别：Andrew参加的交流活动为期10周。对一个16岁的孩子而言，10个星期很长，它让Andrew充分融入了另一个文化，体验了独立的生活；同时，10个星期也很短，它没有动摇一个孩子内心深处的、只有在养育者身边才能得到的安全感。
冰岛的生活，是Andrew珍藏心底的美好回忆。“它并没有改变我的人生轨迹，但让我一下子长大了。自此以后，我对生活中新的篇章，都保有一种期待和欢迎的态度。”由于工作原因，Andrew经常在各国之间往来，对其他文化的好奇和尊重，也是在冰岛的体验留给他的宝贵财富。“无论到了哪里，我都不会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客人的身份。每个空间都有它的主人，而我作为客人，应该保持谦卑和尊重。当我进入一个剧场或体育馆里工作，我知道，我们虽然在这里演出，但只是这个舞台上的过客。我会尽力了解和尊重不同场地的规则、理念和文化。这是我的人生哲学，我想这大概来自AFS的经历。”说到这里，Andrew有点动情，他解释说，冰岛的生活已经距今半个世纪之久了，在接受我采访之前，并没有把它和自己此后的生活做过太多的联系，但这段留学经历对自己的影响，显然早已渗透到他灵魂和内心的各个层面。他总结说，“这是一把万能钥匙，具有解锁一切的潜质。你一旦有了浸入另一个文化的经历，就有机会看清自己是谁、世界有多大。你的生命最深层的状态，是张开的。”
05
和Andrew通话结束，我心中所有关于16岁的美好回忆和零碎瞬间，都从心底升起，暖洋洋地烘烤着那一小块之前被打湿了的心绪。关于低龄出国造成心理冲击的问题，我的朋友、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硕士边轶菲女士这样说：“在留学期间如果遇到压力大的事件，有可能埋下伏笔，在今后遇见相似境遇的时候显现出来，引起焦虑。但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焦虑和抑郁等问题大多源于更久远的童年阴影，或者身体和疾病的因素。”这让我反思：如果我的出国经历，不是一枚焦虑的种子，而是一针对付焦虑的疫苗呢？也未可知。边轶菲补充说，出国造成的心理冲击，有负向的，也有正向的，这和个人的成长经历、国外生活压力大小等因素都有关系。如果孩子本身的应激反应能力较强，在压力环境中顺利地适应了，就会产生正向刺激；如果应激反应能力较弱，但在压力环境中也顺利适应了，也会产生正向刺激、树立自信心；但是如果孩子应激反应能力弱，并在压力环境中受阻了，就会产生心理上的负向刺激。
所以，对于取经路上的孩子们而言，“什么才是这一路的修行？”这需要我们在很多变量中权衡斟酌。这条路是仙途还是险途？是一步到位，还是分步进行？作为家长，应该对自家孩子降妖伏魔的情景有一个预估。和我们出国时不同的是，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今天留学生的异国体验。微信里的那个家庭群，降低了“浸入式”体验的强度，也多少弥补了家人关爱的缺失，增强了处理突发事件的效率和能力，提供了情感支持。
有趣的是，对每个受访者我都问了同样一个问题：如果重新选择，你还会不会在那个年纪去那个国家？尽管我们之间跨越了很多语言、文化和年代，我们的异国经历也各不相同，成年后有些继续在国外生活，有些在自己的国家安居，但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无一例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会的。
看来，这路上的神仙和妖怪，都是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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