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南阳“零元购”和张献忠存在的必然性
★成为仝麟阁的资深读者：点击上方「麟阁经略」→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其他平台读者请关注公众号“麟阁经略”
在古代，人口周期和王朝更迭的政治周期高度重合
这篇文章构思很久了，一直想找个最契合的社会案例结合下，等了半年才下笔，今天终于能一吐为快。
在不久前南阳迷笛音乐季上演“全村老小齐上阵，一箱一车零元购”的惊天闹剧后，河南周口再次因村民集体抢劫而上了热搜。
据媒体爆料：2023年10月14日8时许，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城郊乡一玉米种植地遭到了周边村民集体的哄抢，该地占地2000多亩，为私人承包财产。
据目击者表示，至少有五六百人参与哄抢四分之一的收成。即使当地公安出动了特警维持秩序，也于茫茫蝗海中手足无措，用于抢劫的货车甚至导致了交通堵塞。
后面当地乡政府做了回应，说是“在机器收割完拾玉米，而不是抢”，这个回复我觉得多余，人家收完也不意味着地里的是你的，况且如果不是抢，也不会有人报警。
若以一两起、极个别的案例，来否定一个地区的道德，这是地域黑。而集体性、成规模的发生抢劫现象，就有深层的社会原因了，这种现象也并未是两地独有。
我们能看到一个基本事实，无论周口南阳，都是人口稠密城市，两地人口都接近1000万，这是啥概念？整个欧洲就巴黎和伦敦接近1000万。世界范围内，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也就30个左右。
更糟糕的是，周口和南阳还缺乏承载人口需要的经济产业，在人均GDP上，周口为全河南倒数第一，南阳则是倒数第三，更不用说其农村人的生活水平。
贫穷当然不是违法犯罪的理由，比南阳周口农村更穷的地方中国也有，所以在贫穷和抢劫背后，我们还能看到更深层的东西——秩序的崩坏，而贫穷则是秩序失去的结果。
在往期文章讨论美国黑人社区贫困文化的成因时，我说过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因为黑人社区无法提供安全保障，导致没人愿意来此投资，自然不会产生就业机会，也无法发展教育。
（周口成为河南乃至全国人口外流最多的城市之一）
南阳和周口，已经许多和他们一样类似的农村，都面临着这样的恶性循环。秩序失调-市场规则无法建立-贫穷-人口素质无法提升-秩序失调......
秩序失调才是万恶之源，所以我不同意某位朋友的观点。这压根不是什么农村人和城里人对私有财产认知不同的问题，私产的观念早在城市产生前就有，这纯粹是素质问题。
可以看一下潮汕地区的人均GDP，有些地方比周口南阳都穷，可是潮汕村民的素质和道德水准，明显高于这些地方，从没听说过有这种全村出动毫不要脸的集体抢劫行为。
和被全国性法律统一的城市相比，中国农村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下，具有极大的差别。潮汕人的祖先来自于南下的福建宗族，文化特征明显受传统儒家和地方民俗的双重影响。
潮汕农村和这些“失序地带”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有一个长期约定俗成的道德法则。潮汕无论是多穷的地方，都要定期拜神祭祖，首先在精神上有对罪恶有了朴素的畏惧感。
其次，潮汕每个村子由一两个血亲相关的宗族构成，宗族成员之间有严格的长幼尊卑和家庭礼教，基本就是儒家地方化、民俗化那一套。
可是失序地区的农村，它的教化系统是完全失灵的，既没有形而上的精神约束，也没有从小到大的行为教育，这些地方遵循的是丛林法则，不止对外人坏，对自己人也一样。
看看那些谁家办宴席，一群老头老太像蝗虫一样拿着锅碗瓢盆一扫而光的视频，都发生在什么地方，这些乡村是不是我说的那种状态：大家遵循朴素“唯物主义”，便宜不占王八蛋。
我可以负责任得说，传统的潮汕农村绝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再穷的宗族都有基本的体面和长有有序，所以千万不要一竿子把农村人打死，每个地方差别很大。
（另外推荐一篇我前段时间写的对时政和投资策略预判的一篇文章：明年是政治大年，将影响每个人的利益）
那我们现在来讨论，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农村的失序。老凤说过一句话，我特别赞同：这些地方和有传统道德的农村，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历史上反复被“格式化”。
宗族兴盛的南方农村，有些地方族谱能追溯到明代。你再去看看失序农村，别说族谱，往上追溯几代可能都是逃荒出来的流民，自然也没有什么“祖宗之法”的约束，怎么舒服怎么来。
为啥老被“格式化”呢？看看历史就明白了，战乱最多、人口更迭最频繁的地区，就是我们俗称的“黄泛区”，外加闯到关东的移民，我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这是历史造成的悲剧。
所以因果逻辑是这样的：战乱-制造大量流民-原生社会秩序被破坏-人与人之间变得原子化-开始遵循丛林法则-进行生育博弈-人口激增-人地矛盾加剧-准备下一场战争。
不过，无论是宗族农村还是失序农村，都会使用生育来进行博弈。这不仅仅是多子多福的观念使然，更是一种个人面对现实的理性决策，区别在于宗族提供了更多的秩序和保护。
这和欧洲情况大相径庭，欧洲中世纪农民的生育率较低，因为农奴有领主和教会提供保护。而在中国古代，按秦晖老师的话讲，皇帝既不提供法制保护，也不提供公共服务，只进行徭役和税收的征取。
（真正控制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不是计划生育政策，而是城市化，年轻人不必寻求血亲保护，而被法律保护并经济独立）
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百姓必须得有一个依靠，而血亲则是最容易获得的，生男孩生的越多，家里越不容易被人欺负，还可以在本就紧缺的耕地资源中获得优先占有权。
这个逻辑对个体而言是理性的，但对于集体，则是灾难的来源。人地矛盾上升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大批没有生产资料的流民，这时，人口就要重新洗牌，回到一个正常值。
在古代，南方宗族兴盛的地区，争斗发生只在为不同宗族之间。此外，良好的秩序也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使单位土地可以承载的人口增加，所以南方人口长期比北方稠密，战争也更少。
而在遵循丛林法则的失序地带，战争则有更高的烈度，往往以黑社会、军阀等形式对抗。之所以有组织形式区别，在于失序地带难以形成宗族力量。
因为长期战乱的北方地区，一支血脉繁衍不了几代要么绝种，要么就成流寇了，天南海北的流寇歃血为盟，就组成了我们熟知的“梁山好汉”、“天地会”这样的组织。
所以在失序地带，容易产生张献忠这样的煞神。他们是“冗余人口清道夫”，而且其出现往往有征兆，就是上头视频里的：如果在古代，一旦大家开始肆无忌惮的抢东西，张献忠就要出来了。
当没有人可以吓阻抢劫时，这将形成一种激励：我与其老实种田，哪来抢的容易！而抢到的人也会产生恐惧，今天我抢了别人，那明天别人会不会来抢我？
这种恐惧最终会促使“抱团”的产生，即使在如此原子化的社会下，人们依然会因不安而组成团体。团体间的成员遵循着最基础的黑社会道义法则。
（投名状这部片子把古代“黑社会”的法则体现淋漓尽致）
而在组织之外，则是更加残酷的丛林世界，意味着任何一个人都将是你的敌人，而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先下手为强，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历史：
“西汉末年人口近6000万，王莽时期人口损耗三分之二。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到西晋建立时人口仅剩760万，存活七分之一。
隋文帝时代人口4600多万。隋唐更迭战乱，唐高祖统一时候，仅余1000万，剩余五分之一。
安史之乱前一年人口5291万。到唐代宗时人口剧减70％，仅1692万。
明太祖统治后期人口达5987万。而清初恢复统一后，又仅剩1900多万。
咸丰元年人口达到4.3216亿，之后太平天国及回捻之乱后，又掉到2.3亿。”
蝗灾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人类历史上多数蝗灾都不是靠人工干预和生物防治结束的，蝗虫最强大的力量是生育能力，只要到一定数量，蝗虫体内便会分泌毒素，使鸟类无法进食。
到了一定的上限后，蝗虫会因资源不足大规模死亡，然后等待下一个周期循环。所以蝗虫数量波动极大，开始繁殖时指数级增长，灭亡时如同泡影般灰飞烟灭。
这和古代失序的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万幸的是，城市化的进程带来了秩序和繁荣，让大家不再依赖于生育博弈，但秩序难以触及的某些农村依然活在过去，这便是卑劣行为的来源。
可能你觉得抢个衣服手机、掰几根玉米就够坏了，那你看看这段。关东地区（古代的关东指河南地区）多次出现严重饥荒，《左传》、《史记》曾记载：
“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
“河南贫人伤水旱万馀家，或父子相食”；
“四月，关东旱，郡国四十余饥，人相食”。
西汉著名学者夏侯胜在回忆汉武帝末期的社会经济时，感叹道：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
鲁迅是懂历史的，史书上字里行间都写着“吃人”二字。皇权的榨取、战争的洗礼、游牧民族的侵扰，让北方变成了反复被“格式化”的社会，而这样的影响，在某些地区，到今天都没有消退。
1942、1960，离现在也就几十年历史，你去问那些抢玉米的人，他们的记忆里不仅有饥饿，更“万般道德皆可抛，唯有身存高”的丛林价值观。
这便是南阳、周口等农村，能成为秩序洼地的历史根源。
（另外推荐一篇我前段时间写的对时政和投资策略预判的一篇文章：明年是政治大年，将影响每个人的利益）
关于作者
仝麟阁，前财经记者、投资公司董秘，发表文章累计超过100万字。千万级报道作者，网易年度影响力创作者。研究领域为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问题，为500强公司、地方政府做舆情咨询和社会分析，在多家教育机构任兼职讲师，现居广州。
（我的小号，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