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 高分记录片《出 路》：中国三个阶层的孩子从学校步入社会的成长故事
近日，纪录片《出路》的花絮播出，立即引起了强烈的震撼。郑琼是《出路》的导演，她跨时7年跟踪拍摄了三位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地区和想法迥异的中国年轻人从学校步入社会的成长故事。
“一个没有纪录片的国家，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他们在各自的框架内寻找出路。——导演郑琼，纪录片《出路》
《出·路》导演郑琼
（从左到右）袁晗寒、徐佳、马百娟
1
2009
农村女孩马百娟
2009年，马百娟坐在黄土包上读作文。
马百娟沿着土路步行来到学校——甘肃白银市会宁县野鹊沟小学。马百娟每天要走十几里的盘山路上学，早餐是一碗清水泡馍，没有一滴油和一片蔬菜。
老师是个农民，识一些字便抽空来教书。这间学校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教起来不是太费力。学生虽然少，但老师同样很认真。
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这是马百娟父亲的看法。结果马百娟在家呆到10岁，直到校长出面游说，她才背上了书包。
一口井，一条路，一间商店，一所学校，组成了野鹊沟，这个地方仅仅以一个地名存在着，就像活在这里的人们，根本无人在意。
小如棋盘的课堂里，一块黑板，四面白墙，墙上挂着视力表、校训。
老师用掺杂着西北黄沙味道的方言：“马百娟你来读一下。”马百娟读着课本，眼睛亮亮的，藏不住的笑意。像在教堂唱诗。
马百娟除了上学，还要做饭、喂猪、干农活，全家4口人，每年的开销超不过50元。
拉扯麻绳，解扣，拎起桶，身体摇晃了一下又稳住，马百娟打上来一桶的水。野鹊沟的人一生只洗两次澡，水很珍贵。
马百娟的爸爸60岁，脸像是野鹊沟沟壑纵横的一张地图，妈妈有智碍。哥哥14岁便出去打工。几个人人围着一张矮小方桌，就着一碟咸菜，默默咀嚼。
马百娟拿着一叠皱巴巴的纸钞，向老板一样样讲清自己要的——自动笔铅笔芯，一个五毛，两个大数学本，一共三块二毛钱。回去的路上，她像吃糖果的孩子一样满足。
装上新买到的自动笔芯，马百娟和同学们，蹲在山头画画，画出他们梦想中的一切一切。
老师用含着黄沙的方言说，“我们今天来学习《我的家乡真好》。”
白纸黑字印着的课本，马百娟不会去质疑，虽说这里描绘的家乡，和野鹊沟并不一样。
还是在土坡上，马百娟念自己的作文，她说，“长大后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挖水窖，因为没水吃。”
2
2009
北京少女袁晗寒
袁晗寒的父母都是北京人，生活带给她的最大压力便是无聊。她说：“我没有想过，我以后的生活要做哪一个阶层的人，不会饿死就行了，而没有人会被饿死。”
在北京家中的秋千上，她晃荡着。袁晗寒从幼儿园到高中都上着最好的学校，17岁选择了退学，她在央美附中留级一年后，仍旧有几门课不及格。
漫长的夏日白天，她用书和电影打发时间。此外就是对着一幅已经完成一半的作品，妈妈在旁看了一下就走了，把私人空间留给她。
“一代搞制造，二代搞金融，三代搞艺术。”虽然不完全吻合，但粗线条地勾勒出了袁晗寒的家庭轨迹。
父亲从事房地产，母亲觉得她有艺术天分，钢琴、舞蹈、美术班轮着上了一圈，袁晗寒最后选择了美术。
“我恐慌的不是没事干，而是会不会一直没事干。”
17岁，辍学，她逻辑清晰，并很快自己打破了这种局面。骑着自行车，她转悠到南锣鼓巷，一眼看中一间铺面，租金两万。她租下了这个铺子。
问妈妈为什么要给2万，让她去做一件打水漂的事，“就当交学费了。”对于父母，爱好大过一切。
自己跑商店，买墙漆，穿着裙子刷墙。
开张那天，袁晗寒背了一个足足有半人高的登山包，门口已经被漆成了大象巴士的样子，打开了JVC的音响，摆出“open”的牌子，弄好风铃。这个方砖厂胡同4号的小小酒吧开业了。
3
2009
小镇青年徐佳
在袁晗寒和马百娟之间的徐佳，像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
面对497分，和第一次高考一模一样的分数，他感觉目眩，怀疑是命运的玩笑。497——第二次高考得结果是离当年湖北的二本分数线还有7分！
徐佳的父母都是农民工，2007年父亲因车祸不幸去世，临终前他告诉妻子：“爬也要供孩子上学”。
为了父亲的遗愿，徐佳复读了三年。他立志要考上大学，把通知书拿到坟前给父亲看。
念大学是父亲的遗愿，徐佳选择第三次复读高三，希望能把大学通知书拿到父亲坟前。
清早5点，天微亮，徐佳穿好衣服洗漱完毕，一早就钻进枣红书桌上的教辅资料里。
两次高考失利，让他对失败已经有了恐惧，冒冷汗，手发抖握不住笔，面对镜头说起时，他仍是条件反射地眨眼、咽口水，最严重时，他想到过轻生。
早年父母在广东打工。务农或打工，是老家村子最常见的两种人生选择。出一个大学生，是祖坟冒烟，了不起的事。
妈妈的想法很简单，“即使是打工，也肯定是要文凭高的，不要低的。”
亲戚拿一些朴素的话安慰他，“你现在努力就行了，不要带着思想包袱。”
徐佳和妈妈、表弟在备考的出租屋吃饭
考生焦灼地看表，家长们扇着扇子互相交流。对很多像徐佳这样的人而言，这是一次决定命运的考试。
徐佳只有自己调整，徐佳第三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4
2012
辍学的马百娟
这个背对着镜头羞怯地笑的女孩子，第一眼简直认不出，是当初那个眼睛总是亮亮的马百娟。
转学的水车小学里，学生嬉戏打闹，马百娟在门口，眼巴巴看着里面感觉自己格格不入。面对镜头，也总是回避。
靠着存下来的低保金和打工的大哥攒的钱，一家人在宁夏中卫买下了一处房子，有电，有水，能吃饱饭。提起老家，父亲说，“不想老家，老家把我苦怕了。”
虽然过上了“好日子”，马百娟却不能上学了。
水车小学的老师在做最后的努力，说马百娟按时交作业，学习也在努力，被哥哥一句“纯粹不想念了”轻轻挡回去。
结束了小学生活，马百娟尝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她在中卫的街头游走，寻找务工信息。一间酒店几乎让她燃起希望，“工资1000多块”，正是她当时在作文里期望的，她眼睛重新亮了。
你这么小，为什么不读书？”
“你能做什么？”“我能扫地。”
“这里的地面是地毯，不用你扫，前台需要会使用电脑。”
几番对话，让她心冷下去。走出酒店，车来车往，马百娟没有停留太久，把视线投向一家德克士。
求职结果，纪录片中没有明说。看着低头无话的马百娟，我们已经猜到了答案。
5
2012
留学少女袁晗寒
南锣鼓巷的小酒吧没开多久就倒闭了，2012年的袁晗寒，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就读艺术方向的硕士。
全世界顶级学者艺术家来这里讲学、开讲座，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资源，袁晗寒并不当一回事。
她说自己情绪不稳定，需要烟草、闲逛来消解，在阁楼上她自制卷烟，和妈妈视频。
很多时间，她会去魏玛和朋友玩，对着歌德和席勒的雕塑，讲着漫无边际的话。
6
2012年
待业青年徐佳
第三次高考，徐佳考进了湖北工业大学。
大学课堂上，同学们玩手机的，睡觉的，发呆的，大概是习惯了，老师讲课并不觉得尴尬。
学校是大型催熟剂，所有人早早地成熟了。刚大三，宿舍里就在讨论“未来”。武汉给3千工资，深圳3千5，肯定留武汉啦。”
徐佳进入保险公司实习，成了一名电话接线员。
“王先生你什么时候接听电话方便？”“方”字还没说出口，对面啪嗒挂断了。
徐佳在互联网上海投了简历，反馈寥寥。一个“电力公司”通知他去面试，他不敢怠慢，重金投资了正式的衬衫西装皮鞋。
当年的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这些借助大学文凭，从工厂流水线上逃脱的应届生们，讨论着富士康的心理咨询师和二楼的防护网，心有余悸。
在小门脸攒在一起的数码市场，他和同学们一手一个iphone出来。他说“自己以后有钱了，混好了，要买iPhone6。”
几经辗转，徐佳把自己“卖给“”了中电技术——工作难找，徐佳和他的同学们没有太多选择余地，
完成了母亲的心愿，他没有感觉松一口气，反而有些心里空落落的。“一下子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一份工作，只是焦虑的开端。
7
2014年
已婚少女马百娟
这一年，马百娟家的门对摄制组关闭了。
马百娟的父亲对镜头说，“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了”。马百娟在一边沉默。
对她的命运，父亲盖章定论了。“除了嫁人，再没有别的出路。”
摄制组几经交涉，父亲说，“两万块，继续拍。”
一个少女，像大婶一样，挺着肚子谈论孩子、尿布和丈夫，讨论谁的肚子大。16岁的马百娟，嫁给的，是表哥。
现在，她在表哥工作的陶瓷厂劳作，日复一日吸着粉尘，陶瓷厂就在她当年退学的水车小学隔壁。
马百娟的人生似乎注定不会有别的出路，她甚至没有选择的权利。曾经对于大学的向往，如今更像是儿时不谙世事的呓语，从来不曾真实过。
8
2015
公司CEO袁晗寒
2015年从德国回来，袁晗寒去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实习。公司聚餐的时候，他们讨论哪个vpn更好用。
德国让她感觉像一个发展到头的养老国家。虽然生活总是漫不经心，但她还想回国折腾一下。
同年，她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像当初那个酒吧一样，家里人并没有指望她事业成功，她自己喜欢就好。
对袁晗寒来说，开公司，就像当年两万铺租开个店一样，试错成本是很低的。她可以选择学业，选择职业，也可以选择，随时换个目标。
9
2018
新晋中产徐佳
直到此刻，徐佳还在当初的电力公司工作。
大学、工作、结婚，这个农民工的孩子，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必须比别人走得更稳。
现如今，他在武汉有了房，有了车，终于在武汉站稳了脚跟，总算挤进了城市中产的队伍，足以让母亲在村里人面前挺直腰板。
虽然他奋斗的终点，还远未到达袁晗寒的起点，但他扎扎实实是三个人中，唯一一个确实被读书改变命运的人。
被问到阶层的差距，徐佳说“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我会努力去改变。”
在山村女孩身上，我们看到了封闭，绝望，失去自我。
在小镇青年身上，我们看到了努力，拼搏，负重前行。
在都市女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个性，潇洒，无拘无束。
马百娟，徐佳，袁晗寒，三个中国的缩影。
徐佳曾在朋友圈上说，“生活没有眼前的苟且，也没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大学毕业前，他想进行一次西藏骑行，但拿不出往返4000多元的路费，到现在也没走成。
而袁晗寒无法理解徐佳为什么一直无法成行，“他可以先工作，再旅行，然后边旅行边工作。”
阶层，就这样被清晰地区分了出来。
它无关4000元路费，甚至也跟高考没有必然的牵连，它远在高考之前，就可能影响了人生的出路。
《出·路》的导演郑琼则认为，在一个只论输赢的社会里，其实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真正的出路不在于要离开哪里，而是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对自身所处的这个文化有觉察和反省，并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虽然，选择这个词对于有些人来说，显得过分轻而易举；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机会。
但如果默认了这场比赛，人生只会被局限在一条赛道上。高考很重要，可以让你在这条赛道上不至于落后太多。但更希望，你可以发现在赛道外，还有绿茵场、看台和什么都没有搭建好的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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