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斯坦布尔看地缘政治学
导言：
在本周二的“得到”直播中，我答应过你，在公众号里分享一些我对此次大观天下学术考察的所思所想。
在今天的推文中，我会围绕伊斯坦布尔的地缘政治学意涵、以及奥斯曼帝国的成长逻辑这两大主题，来跟你分享些此次大观天下伊斯坦布尔之行给我带来的思想刺激。
如果你对世界秩序的互构机理有更深的兴趣，那么也欢迎你关注下一篇推文。
来到伊斯坦布尔，才知道什么叫地缘政治学。这座城市“襟三洲而带五海”，扼守亚非欧三大洲的交通咽喉，控御亚速海、黑海、马尔马拉海、爱琴海、地中海，遥制里海。在地理大发现以前的时代，其确为世界的中心。
土耳其地图
伊斯坦布尔老城区本身是个山城，多个山丘错落于城中，丘顶上耸立着一座座高大的清真寺，俯视着整个城市，每个清真寺都是仿圣索菲亚教堂的独特的穹顶结构，配上四角高耸的宣礼塔，构成整个城市的轮廓线。
伊斯坦布尔老城区
老城区北面是新城区，两者之间隔着金角湾——那个在无数关于君士坦丁堡之陷落的故事中都提到过的，铁索横亘、万夫莫开，为君士坦丁堡提供至关重要的海港腹地的狭湾。新老城区均处欧洲一侧，隔着在此处仅约一公里宽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是伊斯坦布尔的亚洲区。海峡与海湾将伊斯坦布尔分成三镇，大跨度吊桥将三镇连为一体，水面开阔，城市面容巍峨，吞吐天下，气势磅礴。
站在伊斯坦布尔老皇宫的花园里，倚在君士坦丁堡残破的老城墙边，均可俯视脚下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船舶繁忙，间或有大排水量的集装箱货船从海峡中驶过。每逢此时，我都会惊觉俄罗斯的内陆国本质。俄罗斯仅有的位于人口稠密之腹地的不冻港，却必须通过这样狭窄的一条海峡才能抵达外部世界；当俄罗斯的舰船从海峡驶过时，仰望着伊斯坦布尔居高临下的老皇宫与气势逼人的多座大清真寺，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
君士坦丁堡
但是，我来朝圣这第四座“罗马”城的愿望却落空了。
罗马、维也纳、彼得堡这三个自称“罗马”的帝都我都参访过，城市的规划与建设皆大气磅礴又细致入微，确有帝都包举海内又一统六合的气魄。绵延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都自然也让我充满了期待。但我兴致勃勃地期待能看到君士坦丁堡，却只看到了伊斯坦布尔，想象中的君士坦丁堡完全不见了。
在老皇宫里，我恰好碰到一位会说汉语的导游，当我询问她此处是否是拜占庭的皇宫所改建的，她自豪地告诉我，伊斯坦布尔城里，除了圣索菲亚教堂、附属的地下水宫以及残破的城墙之外，所有的重要建筑皆是突厥征服者建造的，包括这个老皇宫，它是突厥征服者毁掉了拜占庭皇宫之后，在原址上建造的。
此时我恍然大悟，难怪这个称作托普卡帕宫的老皇宫，无论从结构上，还是从功能设置上，看起来都有些奇怪，又有些似曾相识。
托普卡帕宫
作为皇宫而言，托普卡帕宫相当朴素。进入朴素的大门，先是一个很大的花园，同样很朴素；再向里走，穿过又一个朴素的大门，进入第二庭院。在庭院的左厢是宫廷御膳房，十个圆顶房屋，连排成长长的一串达一百多米，进入内部一看，简陋的大铁锅，高大粗壮的烟囱，粗糙的内墙，整个场景让我想起在东北乡下常见的厨房，只是此处的规模大一些；与这粗糙的厨房和炊具不相配的，是极度奢华的瓷器以及银器餐具。
托普卡帕宫大门
第二庭院的右厢是帝国大议事厅，其规模与御膳房比起来小得可怜，一共只有三个圆顶房子，其中有一个还是资料库。紧紧贴着大议事厅建有一座高塔称作正义塔，塔上有个小窗接在议事厅的墙壁上端，可以向下俯窥大厅中的活动。帝国重臣们议事的时候，苏丹通常从正义塔小窗俯窥他们的活动，并不露面。大议事厅内贴着墙壁摆了一圈低矮的坐榻，配合上圆顶所形成的穹庐，仿若仍然是坐在帐篷当中议事一样；三面墙壁都有近乎通体的大窗，内部的活动充分地对外敞开，据一位导游说，这是为了体现帝国的民主氛围。
继续向皇宫深处走，进入第三庭院，即内宫，这是苏丹的私人空间。著名的从巴尔干基督徒幼童训练出来的直属于苏丹的近卫军，就是在这个内宫里培养出来的。
继续向后走入第三庭院深处的后宫，看到了苏丹的寝宫、苏丹母亲的寝宫、各种妃嫔的寝宫等等。其内部的装饰与大议事厅一样，是游牧部落的帐篷风格，每个寝宫的屋顶看上去都像是帐篷的穹庐，屋内的壁炉，全都做成了突厥武士头盔的形状，而屋内无所谓床或椅，所有的寝宫都是围绕着墙壁摆了一圈低矮的坐榻，以及地面上略垫起来一点，这就是床了。
寝宫
这个气质很像沈阳故宫的“内草外儒”，然而，其“内草”特征淋漓尽致，“外儒”特征远不如沈阳故宫那么明显了。
看罢托普卡帕宫，印证了我对早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逻辑的理解。奥斯曼帝国是由游牧的突厥人建立的。
游牧的突厥人
对于游牧帝国来说，帝国人口流动不居，导致其税收的成本远远大于税收的收益，中央财政难以为继；相应地，庞大官僚体系以及直属中央的军队缺乏财政支持，便都不可能建立起来，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秩序亦难以建立。
因此，游牧帝国的组织形式通常是部落联盟的形式，众多小部落基于对一个大可汗的认可而追随于他，一同外出征战劫掠财物，大可汗通过掌控抢掠所得的分配权，来保障整个部落联盟的统一性。只要这种对外劫掠与扩张能够持续，游牧帝国的统一性便有所保障。
此外，基于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整个大汗国具有高度的军事贵族民主制的特征，军事贵族们共议并决策，并各自在自己的部落里落实；官僚体系并不是帝国赖以运转的核心，所谓的帝国内政，其样式极其简单。
上述统治逻辑在托普卡帕宫的功能设置中便有所呈现。统治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其帝国大议事厅却是如此简单，规模甚至比宫廷御膳房还要小上好几倍；大议事厅的设计又有着一种开放式特征，符合贵族民主制的特征。
正因为这种简单的组织原则，易于将天生于游牧部落血脉当中的激情，转化为巨大的动员力与战斗力，才使得奥斯曼帝国迅猛崛起。
然而，拜占庭帝国长久的统治，使得它建立起了庞大的官僚体系，官僚体系的运作过程反而拖曳着帝国的脚步，以致“拜占庭式的阴谋”成了专有名词。此外，庞大的官僚体系也意味着独立于君主的贵族制度的消亡，国家的血气不再。
这个庞大的机器曾经遭遇过几次来自野蛮血性的挑战，一次是7世纪新兴的阿拉伯帝国，一次是13世纪东征的十字军，最后一次是15世纪突厥人，这一次让它永久地结束了。
对于奥斯曼的君主来说，军事贵族民主制使得他可以依凭简单的组织原则便形成动员力，但是这是把双刃剑，军事贵族民主制也会对君主的意志构成一种现实的约束，为了让自己的意志得以施展，他还需要建立起直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
奥斯曼帝国军队
这个军事力量是由经过训练的从巴尔干征来的基督徒幼童组成的。这些幼童在十岁左右便被苏丹征来，作为直属于苏丹个人的奴隶，皈依伊斯兰教，接受良好的军事和文学教育，成年后成为直属于苏丹的近卫军成员，能力优异者也有机会成为帝国的高官，有大量的中央高官以及外放的帕夏（省长）是这种出身。
托普卡帕宫的功能设置表明，这些幼童的培养不是放在宫外的一个专门机构中完成——那将使得幼童的身份属性具有更多的公共性；而是放在苏丹的内宫里面完成，这是那些作为重臣的帝国贵族难得涉足的地方，从而使得幼童的身份属性被彻底落实为直属苏丹个人的奴隶。
这些人成长过程中与自己的血缘共同体、信仰共同体都脱离开了，成为无根之人，所有的荣华富贵都仰仗于苏丹的喜怒，于是会成为苏丹最容易控制的群体。以此，苏丹形成了帝国必须的中央集权与赖以形成战斗力的军事贵族民主制之间的均衡。
1683年维也纳战役
1683年，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围攻维也纳失败，这是它最后一次进军欧洲深腹地，此后曾经雄极天下的奥斯曼帝国走向了衰落。伴随着衰落过程的，是帝国自救的努力，它开始向西方学习，力图重振雄风，却越发力有不支。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建于19世纪中期，名为多尔玛巴切宫的新皇宫，正是对这个历史过程的隐喻。它位于新城区，与老城区的托普卡帕宫隔着金角湾相望，恰好也配合了帝国气质的新旧更替。
多尔玛巴切宫
多尔玛巴切宫从大门开始就不同于托普卡帕宫。几根罗马柱撑起一个高大的拱门，进到门里，是一个规模不大、但在风格上仿凡尔赛花园的小花园，花园尽头是巴洛克风格的高大宫殿。皇宫内部极尽奢华之能事，整体的设计风格以及所有的装饰，看上去完全就是个欧洲的宫殿，托普卡帕宫的那种简洁朴素的风格，以及呈现草原气质的设计与布局全都不见了。豪华的水晶灯、象牙、黄金制品让人目不暇给，大量的楼梯栏杆都是用水晶制成的。皇宫里面最大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晶灯，重达4.5吨。
皇宫的右翼是用于国家事务的区域。导游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解，这个房间是供外国使节休息的；那个房间是供外国使节等候觐见的；下一个房间是接见外国使节所用；再一个房间是供苏丹的国务秘书誊写公文用的，等等，整个右翼有近三分之二的区域是用于外交事务的。
皇宫的左翼则是后宫区域，里面的坐卧用品全都是奢华的欧式用品，唯一能够看到土耳其特征的，是后宫深处的一个土耳其浴室，整个浴室墙壁由光洁的汉白玉镶嵌而成，又雕出了极为繁复、颇有洛可可风格的花，浴室屋顶是巨大的水晶玻璃窗，浴室窗口正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在这里蒸着桑拿的同时可以看见对面的亚洲。浴室的气质看上去也不那么土耳其了。
参观完两翼，导游神秘地告诉我们：“现在要带大家来参观最后的、也是最精彩的一部分了。”
我们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后，突然进入到一个巨大无比的宫室。导游带着一种有节制的骄傲，得意地对我们说：
“多尔玛巴切宫是哪年修建的呢？”我追问道。
“1843~1853年修建的，但是因为克里米亚战争，没有马上启用，到1856年战争结束了才启用的。”
克里米亚战争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时间点。克里米亚战争初期，俄罗斯沿着黑海西岸已经南下到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保加利亚地区，兵锋直逼伊斯坦布尔，无论在陆上还是海上的反抗，土耳其无不惨败，这一刻的奥斯曼帝国几乎就遭灭顶之灾。
所幸英法两国无法接受俄罗斯控制土耳其海峡，从而主导整个东地中海的格局，出兵相助。战争艰苦地打了三年，最终俄罗斯失败，依照缔结的《巴黎和约》，俄罗斯除了要放弃在战争初期攻占的奥斯曼帝国各处领土之外，还要承诺黑海中立化，黑海的水域和港口对各国商船开放，但禁止军舰通行，并禁止在沿岸建立军火工厂。
巴黎和会会场
俄罗斯在西南方向未能改变其内陆国的军事现实；而奥斯曼帝国也清晰地意识到了，它的存活的基础，实际上已经不在内政，而在外交，倘无大国间的对抗与均势，则帝国必将遭遇灭亡。
拿破仑战争之后，曾被法国占领的奥斯曼属地埃及，其帕夏阿里开始了现代化改革，内政上励精图治，一时间国力蒸蒸日上，并且摆脱了奥斯曼的控制，甚至反过来挥兵北上。
1839年，奥斯曼帝国在与埃及的战争中遭受惨败，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于是开始了其最初的西化改革努力“坦齐马特”。多尔玛巴切宫正是在坦齐马特展开之后开始修建的。
穆罕穆德·阿里帕夏
阿里的埃及一度建成地跨亚非两洲的大帝国，并对奥斯曼帝国构成巨大的威胁；但最后在英法的干涉下，阿里的梦想终成一场空，改革也半途而废，埃及重新回到奥斯曼的宗主权之下。阿里的命运已经证明了，对于这种后进国家而言，其存活的首要约束条件不在内政而在外交；克里米亚战争再一次在奥斯曼帝国身上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多尔玛巴切宫的公务区域有差不多三分之二的部分被用于外交事务。1853年新皇宫完工后苏丹并未入住，很可能此时他自己心里完全没底，帝国是否还保得住，倘若帝国就此分崩离析，就犯不着麻烦搬家了。
战争之后，帝国保住了，但帝国的命运却不再由其自主了；现代技术的到来，使得古老帝国陷入了绝望的努力以及更加令人绝望的衰落。
当然，另一个没有跟上现代脚步的老大帝国俄国，也在西方的现代战争技术面前一败涂地，嗣后走上了痛苦的改革之路。它还调整了自己的前进方向，一方面将对出海口的追求转向了太平洋方向，几年之后抢夺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获得了海参崴；一方面在中亚大举扩张，最终与英国在中亚展开了著名的“大博弈”，将陆权与海权之争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为了两大帝国形成缓冲，大博弈的一个副产品是，在中亚还人为塑造了一个国家——阿富汗的疆界。中亚就此成为世界秩序的枢纽，“伊斯坦布尔”一词只剩下地貌特征，不再有更多的政治意涵。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