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百年孤独”
俄罗斯似乎总是有着一种说不清的魅力。人们会为它的伟大文学和艺术作品倾倒；会为它的坚韧惊叹；也会为它的专制与暴虐而切齿。这是个既能为大善，亦可为大恶，而绝不会让人无动于衷的国家；这种大善大恶的纠结冲突，在其20世纪的历史中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并且与中国的命运不可分割地缠绕在了一起。
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曾如此表述这种难以说清的魅力：“无法用理智去认识俄罗斯，无法用普通的尺子去丈量；她有着独特的身材，——你只能去把俄罗斯信仰。”这是一个我们无法以通常用来认识西方世界的观念来理解的国家。
这不是对俄罗斯的一种简单的历史描述，而是对其深层次的精神冲动的阐发。
所谓帝国，就其根本而言首先是个心理结果——帝国是对一种文明的道德理想的追求与认同，以一个世界历史的使命作为自己存在的意义与理由。帝国的吸引力不在于其威慑，而在于其文明。帝国之存续的根本理由是其对一种宗教的道德使命的承当，帝国遂行的武力统治从原则上来说不过是这个道德理想的外化与手段。
这种帝国的精神结构，在古代世界是各大文明圈的常态。无论是西方的罗马帝国，还是东方的中华帝国，它们都是文明的代名词，其兴衰等同于文明本身的兴衰，而不仅仅是特定政权的兴衰。
所以才会有明末大儒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辩——前者系乎易姓改号，后者则意味着仁义充塞、率兽食人。所以说宗教-文明与帝国是一种表里关系。
这种表里关系的现实存在却是以该宗教-文明圈内有一个独大的强国为前提的，该独大强国便是帝国。倘如西欧中世纪的状况，没有任何独大的强国可以垄断其对宗教的代表权（名义上的神圣罗马帝国遭受到各种挑战，以致启蒙时代的伏尔泰嘲笑它“既不神圣、亦非罗马、更非帝国”），则该宗教圈内便在实际上无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帝国自命，每个特定国家的存续也无法再以宗教使命为基础，国家的存续本身从而成为了该政治体所追求的最高价值。
在近代早期，西方人发展出一套被称作“国家理由”（Raison d’Etat）的理论来为此种最高价值辩护，政治与宗教于是分离开来了。“国家理由”向下逐渐发展成为民族主义，成为今天人们通常所认可的国家存续的根本正当性——民族独立——的来源。所谓民族主义是在西欧很特殊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但沙皇俄国并不存在这种特殊状况。
公元1054年，东部欧洲与西部欧洲的基督教会在长达数百年的隔阂与争吵之后，正式分裂。东方的教会认为自己才是正宗，自称正教，就是今天我们通常所称的东正教；西方的教会则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天主教。
在这个时候，东正教的帝国是东罗马帝国的后裔拜占庭帝国，其国力虽已然不济，但数百年雄风的积淀仍慑服着所有东正教徒，承认其为文明的核心。
1453年，延续了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终于倒在了奥斯曼武士的铁蹄之下。帝国末代皇帝的一个侄女逃到了俄罗斯，在1472年与莫斯科君主伊凡三世结婚，后者从此开始自称“凯撒”，其俄语发音近似于“沙”，这便是沙皇制度的起源。伊凡三世又将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标志添加到自己家族的圣乔治标志上，沙皇俄国开始自视为东正教的帝国。
任何一个宗教都会认为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于是这个帝国也就会自视为是世上唯一正宗的帝国，是文明的唯一寄托所在。
1510-1511年间，费洛菲伊修士上书沙皇：“所有的王国都将因信仰不纯而被淹没，而新的俄罗斯的王国将成为东正教的顶梁柱……所有信奉基督正教的王国聚集在您的帝国，在普天下您是唯一的基督教沙皇。您可知道，虔敬上帝的君主，所有的基督教王国都统归于您，两个罗马先后衰落了，第三罗马（莫斯科）正屹立着，第四个罗马不会再有。您的基督教王国不会落入他人之手。”
第三罗马的意象被构造出来之后，俄罗斯便将自己与更加久远的历史、更加伟大的文明联系在了一起，它进一步成为人类文明使命的真正担纲者。这一使命的道德意义，当然地便是来源于东正教。
区别于西部欧洲的天主教，东正教有着更强的神秘主义传统。它不认为人类可以依凭自己的理性去探究神的意志，更反对理性对于世界的统摄作用——当然，这不是反对理性，而是反对以理性为世界的根本尺度。
▲ 欧基督救世主大教堂，是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教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东正教教堂
它对上帝创世的神秘意图有着一种深刻的信仰，坚信人类终将通过弥赛亚获得拯救。获得拯救的途径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信仰——东正教信仰，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帝国从而便是属于人类的帝国，俄罗斯民族便是这个世间的弥赛亚民族。
耶稣基督是上帝派到世间的弥赛亚，他通过自己的苦难而使得人类获得救赎；俄罗斯这个弥赛亚民族也将模仿耶稣基督的榜样，通过自己的苦难而帮助全人类获得救赎。于是，第三罗马的信念进一步地演化成为弥赛亚帝国的精神结构。
由于这样一种深层次的精神结构，我们便可以看到俄罗斯一系列非常独特的历史呈现。这个民族承受着深重的苦难，而且苦难遍及于从底层到上层的整个社会。
帝俄时期，底层的农民在贫困、愚昧当中挣扎，其苦难体现在物质层面；托尔斯泰为代表的贵族阶层面对着底层人民的这种苦难而承受着深刻的心灵折磨，苦难体现在精神层面；具有反抗精神的贵族被流西伯利亚，承受着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的苦难；甚至是沙皇本人也时刻有着一种深刻的苦难意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经常相信，只有通过自己经受的苦难，才能使俄国获得拯救，进而使欧洲、使人类获得拯救。
但是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忍受苦难并不是目的，通过苦难的磨炼并战胜苦难，才能证明自己作为弥赛亚民族的独特命运。苦难在俄罗斯人的眼中被审美化，苦难不是一种悲惨的命运，相反，它可能是一种珍贵的礼物，只有通过它，俄罗斯民族的意义才真正获得呈现。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每每在逆境中能够奋起，在绝望中获得胜利。无论是1812年击败拿破仑的战争，还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俄罗斯都是在极度的困境当中，焕发出一种超拔的勇气与力量，最终战胜困境，进而证成自己的独特命运。
对于这个帝国来说，它相信自己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其他的虚假帝国终将臣服于自己。但是这种以东正教信仰为前提的确信，却难以在斯拉夫民族之外找到共鸣，此一弥赛亚帝国便沦为自说自话，无法获得普世性的意义。一战带来了一个机会，布尔什维克革命因战争而成，它有着一种普世性的指向。
仔细考察布尔什维克革命，会在其中发现与东正教弥赛亚帝国极为类似的精神结构。它也深信苦难对于人类的净化作用，相信人类的救赎寄托于贫苦的无产阶级之中，堕落的资产阶级是苦难的来源，是需要被克服的对立面；它深信俄国的特殊命运，这在列宁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最薄弱环节”这一概念当中获得体现，相信通过俄国的革命，将引起连锁反应从而使人类获得终极解放。
布尔什维克革命对于东正教帝国的精神结构所做的一个重要改变是，它不再将帝国的基础奠立在宗教信念上，而是奠立在无产阶级的正义品性上；无产阶级不是局限于斯拉夫民族的，它由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来定义，从而有一种真正普世的属性在内。
这样，布尔什维克革命继承了弥赛亚帝国的精神结构，但将其扩展潜力突破于斯拉夫民族之外，一种真正的普世帝国就此在精神层面获得了证成。对于东欧的很多国家来说，共产主义是个苏联所强加的外来东西，只要有可能就要尽力摆脱它；而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共产主义与其民族的精神结构之间有着一种深层次的契合性，使他们对于共产主义常常会有着一种欲拒还休、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对于苦难的救赎意义的深刻思考，使得俄罗斯的文学与艺术皆直抵人性的最深层次，呈现出通过善来克服恶、通过恶来成就善这样一种善恶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拥有着别样的震撼力，令人难以抗拒。一个可为大恶、亦可为大善，在善恶纠缠之间萌发精神动力的民族，在其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中获得了凝练的表达。
与苦难相伴生的，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深刻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首先来源于它的地缘结构。
俄罗斯起源于东欧大平原，周围没有任何自然屏障，因而在历史上屡遭入侵。13世纪开始蒙古人持续了两百余年的统治给俄罗斯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1480年，莫斯科公国终于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但几十年后又面临着波兰-立陶宛人的挑战。
1569年，波兰人和立陶宛人通过“卢布林联合”建立了一个大的联邦国家，与俄罗斯争夺东欧霸权。通过对于俄罗斯内部反对力量的支持，波兰人借力打力，后来又直接出兵，一度控制了俄罗斯大部，甚至曾在对斯摩棱斯克的围攻战中使该城的人口由8万锐减到8千。
这种种历史记忆，带来了不安全感，但它又通过转化为苦难意识而激活了俄罗斯的大国情怀，两种情感的叠加，促使俄罗斯在16世纪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它要用庞大的战略纵深来克服欠缺自然屏障的问题。
通过扩张，俄罗斯征服了当年的征服者，这却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新的不安全感。其获得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空间，使其地缘形势变得极为复杂。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上，帝国的政策需求常常彼此冲突，难以统一。
帝国的人口、宗教均不再单一，俄罗斯族人在帝国内部人口当中仅占一半左右；帝国内部社会结构也满是冲突，整个帝国处于随时可能撕裂的状态。
对外在不安全感的克服，不过是将其内在化了，它进一步带来俄罗斯在精神上的撕裂，地理的因由产生了精神上的效果。
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其著作《俄罗斯的命运》一书中，曾深刻表达了这种精神撕裂所带来的俄罗斯的内在矛盾性：
一方面俄罗斯是一个无国家组织、最无政府主义的国家，另一方面俄罗斯又是一个最官僚化的国家，在俄罗斯的一切都可能转化成政治的工具；
一方面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没有沙文主义的国家，俄罗斯的天性中存在着西方民族所陌生的某种民族无私心理和牺牲精神，另一方面俄罗斯又是世界上沙文主义色彩最为浓重的国家，建立了无与伦比的庞大帝国；
一方面俄国是一个精神无限自由的国家，是一个流浪着寻找上帝之真的国家，另一方面俄罗斯又是一个骇人听闻地奴性和驯顺的国家，是失去了对个体权利的知觉和不会维护个体尊严的国家，是怠惰的保守主义的国家，是古板的生活和沉重的肉体的国家。
在这种精神矛盾性当中，俄罗斯陷入了一种身份困境。它无法清晰地定义自己，究竟是属于东方，还是属于西方。它从本心上羡慕着西方的繁荣与强大，钦羡西方的现代化发展，但是在究竟要在何种意义上学习西方却又意图踟蹰。
彼得大帝开始了对于西方的学习，他积极地进行国内改革，在贵族中间引进西方的生活习惯，学习西方的技术，建立西式的军队，厉行开明专制，进行法律、行政、财政等多方面改革。同时他又筹划了一系列战争，击败北方强敌瑞典，夺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这一系列的改革与战争使得俄国突然崛起于东欧，令其他欧洲国家感到震惊。
同时彼得大帝又在1700年更换了俄国的历法，自此以后，俄国的纪年以基督诞生的那一年作为开端而不再以上帝创世的时间做开端；但是俄国所采新历是古老的儒略历，它拒绝接受西欧在1582年采行的在儒略历基础上改进的格里高利历。
儒略历将俄国的历史坐实在一个更超远的、直接接续于古罗马帝国的传统上——儒略历由尤利乌斯·凯撒所最初采用。俄罗斯人对儒略历的坚持寓示着，他们的时间逻辑无论如何是不同于西欧的，其对现代化的态度便也颇为暧昧。
拿破仑战争中率军进入法国的俄国贵族，在被征服者那里看到了现代政治，看到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心理上被反征服。他们回国后便汲汲于推动俄国政治的现代转型，组成后来所称的“十二月党人”，并于1825年发动了一场起义。
起义失败后，这些贵族被流放西伯利亚，其精神却因此种苦难而升华，融合为俄罗斯精神的一部分，激励着后来俄罗斯的西化派。西化派认为俄罗斯应该扩大个人自由，政府中应建立法制制度，在经济上应进一步开放，认为此乃一种历史趋势。
针锋相对的是斯拉夫派。后者认为俄罗斯的传统证明它拥有独特的文明，是一支超政治的力量，能够对内医治社会分化割裂的现状，对外治愈革命与战争带给欧洲的精神创伤。
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无有休止，结果是19世纪俄罗斯的政策摇来摆去。拿破仑战争中俄罗斯的胜利使它相信自己的独特使命，斯拉夫派便占主导地位，这严重地缓滞了俄罗斯的发展，终于在19世纪中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一败涂地。
嗣后西化派占了上风，俄国开始了农奴制改革等自由主义转型，由此催动了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并行而来的社会秩序的混乱与道德的败坏却使人们心生犹豫，斯拉夫派重又抬头。到20世纪初期日俄战争的一败涂地，让西化派重占上风，直到一战中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精神上的撕裂带来政策上的这种不定，需要用一种超越于各方之上的超然力量来象征俄罗斯，才能让它在来回的摇摆之中仍有一种确定的“俄罗斯感”，相信自己并未丢掉俄罗斯的独特使命。这个超然力量，便是沙皇。
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1825-1855）提出的意识形态被具体为三个原则：东正教、君主专制制度和人民。
东正教是唯一正统的宗教，它赋予生活和社会以道德意义；君主专制制度指对君主的绝对权威的肯定和维护，这被认为是俄罗斯立国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专制君主不是外在于人民的独立现象，他与人民一体；有了君主这位救世主，人民才完整而坚强有力，才可以走出苦难，得到拯救；俄罗斯君主的独特性以及人民对他的信仰使得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与众不同。
于是，东正教、专制君主与人民组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完成上帝赋予的世界使命。
“好沙皇”这个意象便成为俄罗斯人精神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普京的很多行为，从西方的民主政治角度看来，是很可质疑的；但这恰恰符合了俄罗斯人对于一个“好沙皇”的期待，正是通过他，俄罗斯人才重新感到了一个大国的自信与力量，这是俄罗斯各派力量的一个最大公约数。
俄罗斯的精神与地缘结构，俄罗斯的历史记忆，都使得它注定是个大国。由于它的弥赛亚情结，它注定愈挫愈强，在困境中焕发巨大的活力。这种活力基于它的帝国冲动这一潜意识。
▲ 俄罗斯国徽（右）延用了拜占庭帝国双头鹰标志（左）
帝国是要为世界定规矩，而非被世界所规矩的，所以我们常能看到俄罗斯外交行为中高度的自我中心性——它只以自己的利益判断为基础，而不会过多地顾虑他人的观感；它不会屈服于强者，但也不会怜悯弱者；它行事强硬，又往往出人意表，忽然妥协，让一厢情愿的人大跌眼镜。
虽然如此，俄罗斯的大国命运却又面临着一个扩展边界，这既包括精神上的，也包括物质上的。精神层面而言，俄罗斯的自我意识是要通过苦难与挫折来反复激活的，单纯的顺境会让其陷入困惑，由此逐渐导入逆境，来一次猛醒，顺逆交替的反复也就拉扯着俄罗斯发展的步伐。物质层面而言，俄罗斯的丰富资源让其陷入一种“资源的诅咒”，压抑了其他经济领域的发展，某种角度上限制了它推行国家意志的力量。
所以，俄罗斯虽注定是大国，却也注定无法成为世界性的力量——这种机会在苏联时代之后可以说永远地丧失了。它亦因此而毫无疑问地成为欧亚大陆上维系势力均衡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在国际秩序中的建设性，体现于否定性、而非肯定性的意义上。
俄罗斯自己对此有着较为清晰的意识，在后苏联时代，其高度自我中心的外交战略，对这种历史命运却有着精确的分寸感。这种分寸感，将是对任何对其抱有一厢情愿、不切实际之想法的人的一种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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