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明牌的时代 | 施展札记45

1、俄乌战争中正浮现出新战争的一系列特征，分布式、个人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问题可能会被重新定义，但现在少有人注意到这种变化。可以通过几个案例来观察这些新特征。

2、社交媒体上有一些账号，其运营者是一些关注开源信息的社群。这种社群在“9·11”之后就出现了，社群里的人可能分布在世界各地、各种职业，自发聚集。他们基于来自各种渠道的开源信息，相互协作进行整合分析，并对各种零散甚或矛盾的信息进行交叉验证，以做出靠谱的判断。有一个关注乌克兰的开源信息账号，以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在去年底就确认了俄国可能要动手，今年1月中旬再次确认。该账号的信息准确度非常高，经常被过后的官方信息所证实。

3、这种开源信息社群的存在，正在重新定义国家行为边界。在过去，国家间的政治博弈都是由政治精英完成的，人类历史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各国精英们还因此形成一系列小圈子共识。但是开源社群却把小圈子当中的很多东西都给抖出来，变成明牌了。过去国家间还可以私下交易的东西，在全球都能看到的明牌情况下，变得没法私下交易了，国家的行为边界也将因此被重新定义，这次战争中美国、欧洲和俄国的行动实际上都受制于此，要顾虑选情的国家尤甚。

4、新闻中看到，有一家总部在亚洲的公司，它有个美国子公司。美国子公司常用的一个软件，是一家欧洲公司开发的，软件到期了，该要重订合同了。欧洲公司本来在好好地跟这家美国子公司谈续约的事情，但是过程中发现了它从属于母公司，该欧洲公司的员工群起反对与这个公司合作，续约的事情就作废了。

5、前面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各种分布式的个人行动，集中式的力量想要去控制这些人也根本无从下手，因为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尤其是他们分布在不同国家，这就更让集中式的控制变得不可能。这些分布式的力量无所在又无所不在，他们的行为在重新定义着主权国家的行为边界，主权国家不再是国际秩序中唯一的秩序构建者，而是也开始被人所构建；因为在分布式个人的不间断注视下，主权国家感受到压力，其行为逻辑一定会发生变化。

6、分布式个人的动作也正在重新定义战争、重新定义战场。那家欧洲公司员工的抵制行为，当然不是战争行为，但是它的示范会产生扩散效应，又对战争会有各种渗透性的影响。战争、战场似乎正在被重新定义，其边界越来越模糊。

7、这些分布式个人的集体行动，正在实质性地改变国际秩序的构成逻辑以及主权国家的行为模式。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分布式个人是如何被动员起来形成集体行动的？他们无法被集中式地动员、组织起来，而只能是基于价值观被分布式地动员、组织起来，合则聚、不合则去。相应地，也就只有内含分布式取向的价值观，能够实现对分布式个人的动员效应。

8、我在上一篇札记（原文链接）里谈到过，由于社交媒体的存在，前线的人对于战争做着各种近距离直播，后方的人们对于战争的理解也就发生深度变化。过去，后方对于战争的理解是通过英雄史诗、电影、音乐等实现的，战争被审美化，被作为一种集体性事物来理解；现在，后方可以清晰地看到战场上很具体的悲惨、伤痛、血肉，战争恐怖的一面全暴露出来，不再能被审美化，而是被转化为一种个体性事物来分布式地理解。这样一种转化会直接影响到战争伦理，新的战争伦理很可能也会向前述的分布式取向的价值观方向靠拢。
 

图︱《兄弟连》剧照

9、战争伦理在定义着什么是战争当中可接受的行为、什么是不可接受的，从而也就定义着战争的正义性，进而会影响到士气——士兵只有坚信自己在进行一场正义战争时，才会充满士气；看不见的士气决定着看得见的武器的实际效用。所以，战争伦理的变化，也就会直接改变未来各个国家在规划战争时的考量参数。

10、这样一种变化，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同样地起作用的，无论是俄国还是美国、欧洲，都处在社交媒体上普遍的不间断注视下。它们在战争、政治等各种领域的行为模式，都处在新的约束条件下，无从躲避。

11、在前述的诸种全新逻辑下，价值观问题变得非常重要，它会很直接地变成实力的一部分。前一段时间，米尔斯海默的文章在国内网上传得很广，米尔斯海默在国际政治学界被归类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中首要的是实力，不能被多愁善感的情绪迷惑了。但是国内网文在引用米尔斯海默的时候对其理论做了过度简化，以为实力仅仅就是武器，却没有意识到，价值观可能会影响到武器站在哪一边。比如在二战当中，纳粹德国的武器是无敌的，但它的价值观却让其他国家的武器都站在其对立面；纳粹的武器再怎么无敌，却总是有限的，最后只能输掉。所以，值得再强调一遍，在社交媒体时代，分布式个人崛起，内含分布式取向的价值观，就是实力的一部分。

图︱约翰·米尔斯海默

12、展望未来，国际秩序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多层次行为主体的时代：分布式个人、公司等非国家组织、主权国家，可能形成一种多元复合型的秩序逻辑，它们各自占据不同生态位，相互制约，共生演化。

时代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