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的证人

丁邢 丁东小群 今天


     朋友李斌曾创作过一幅油画,名为《假如》,画面是虚构的,毛泽东和鲁迅生前没有见过面。画家的构思取材于罗稷南当面问毛泽东假如鲁迅活着一事。此事的真伪,十几年发生过一场不小的争议。正巧两位见证人我都认识,不妨做一点回忆。

    2001年,周海婴出版了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我去看戴煌先生,他对我提起这本书,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买到。我从他家出来,在不远处的三味书屋就买到了一本。书店营业员告诉我,这书卖得挺好的,就两本了。我赶紧告诉戴煌先生,让他去买。谁知他并不是要买一本,而是要买十几本,分送朋友。他的用意很明确,就是想让朋友们看一看书末提到的“毛罗对话”:“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我是在1996年应邀参加巴人(王任叔)研讨会时,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告诉我这件事的。那是在一个旅馆房间里,同时在场的另有一位老专家。由于这段对话属于孤证,又事关重大,我撰写之后又抽掉。幸而在今年7月拜访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告诉我应当可以披露,此事的公开不至于对两位伟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况且王元化先生告诉我: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我理解戴煌的心情。他是反右的遭难者,以骨头硬而著称。“毛罗对话”这个细节,触到了他内心的痛点。
    周海婴书中讲述“毛罗对话”,口气不是十分肯定。一是因为当事人罗稷南已经去世;二是周海婴虽然见过罗稷南,却不是直接听他所述,而是听别人转述。幸好有王元化作旁证。
    不久此事便引起了争议。著文质疑者有陈晋、谢泳等。
    钟沛璋先生也写了文章《假如鲁迅活到1957年》,在“毛罗对话”的基础上立论。此文要收入文集,请李锐先生作序,李锐在序言中又提到此事。如果“毛罗对话”不存在,这些文章就成了空中楼阁。有一次,在一家餐馆的开业庆典上,李锐、李普两位先生说起些事,谈到谢泳、陈晋为什么要质疑“毛罗对话”的真实性。我说,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他们的文章都是严肃的学术探讨。但在个问题上,我和谢、陈二位的判断是不同的。我认为,此事说有易,说无难。关键是要有证据。
     第一个证人出现了。这就是罗稷南的侄子陈焜。他给周海婴写了一封信,登在《北京观察》上,说明伯父生前曾经给他讲过这件事。1980年代初,陈焜先生是最早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大陆学者,所著《西方现代派研究》一书曾风靡文坛,启蒙过一代学子。后来他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国内清除精神污染,内部把他列入了批判名单。他怕遭遇文字狱,只好选择移居美国教书。时间久了,国内读者知道他的人不多了。我设法与他通了电子邮件,请他为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写一篇《我的伯父罗稷南》。他很快写好此文,发在《老照片》24辑上。文中谈到,
“1960年,我从北大回上海,在伯父家养病住了几个月,听伯父讲过那次接见的情况。他说,毛主席进来坐定以后,有人递了一张在座人士的名单给他。毛主席看了名单,就挑了伯父第一个和他谈话。他们先谈了一段他们1933年在瑞金相见的事,毛主席又谢谢伯父翻译了《马克思传》,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后来毛主席问伯父有没有问题,伯父想了一下就问,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后才说,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这篇文章订正了罗稷南是云南人而非湖南人。后来,陈先生还给《老照片》写过好几篇精彩的稿子。我到美国参加学术讨论会,曾和陈焜先生见面畅叙,他当时已经七十多岁,和夫人一起驱车,热情地引我参观了西典军校。

接着,我又听陈明远先生说,还有更重要的证人:黄宗英是当事人,毛罗对话时她在场。于是,我与黄宗英联系,请她为《老照片》写一篇文章,说明当年的见闻。当时,黄宗英和冯亦代一起生活,住在小西天。我去拜访时,她谈笑风生。但是否撰写文章,还在犹豫之中。

不久,李锐、李普、戴煌、钟沛璋等先生都希望黄宗英能够出来作证,通过黄宗江转达了他们的建议。陈明远为此也多次去黄宗英家,建议她动笔。黄宗英当时年逾古稀,想以口述的方式,让陈明远代笔。陈明远说,这件事很重要,还是亲笔撰写为好。最后,黄宗英写成了《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一文,在《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同时发表。文中说: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点点头说:“噢,你的先生是话剧《清宫外史》的大导演杨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谢谢,谢谢。”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听出有“苏区一别”的意思。……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黄宗英1957年正在怀孕,她在文章还谈到自己的心理感受。

周海婴、陈焜、黄宗英的说法在细节上虽然略有差异,但这不妨碍我们判断:毛罗对话,确有其事!

毛泽东和鲁迅都是20世纪对中国人精神世界影响最大的人。毛、鲁之间无小事。“毛罗对话”之所以引起中国知识界如此广泛的关注,原因正在这里。讨论假如鲁迅活着,实际上是讨论独立知识分子的表达空间问题。鲁迅如果在1957年活着,不论是关进监狱,还是放弃表达,都说明在当时条件下,独立知识分子已经没有表达意见的空间。鲁迅在世时言论环境相对宽松,政府控制舆论的能力有限。在上海的租界里,言论开放度更大。鲁迅之所以能把批判的姿态保持到生命的终点,离不开他所处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