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张凤珠

   昨天，认识了一位爱书的朋友朱雷，从他口中忽闻张凤珠已经去世。赶快到网上查，果然有一则消息，中国作家杂志社原副主编张凤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7月29日在京逝世，享年90岁。我赶快给陈为人打电话，他也吃了一惊：张凤珠老师怎么走了？

  张凤珠是一位文学编辑家，经她发现提携帮助过的当代作家，从刘真，到莫言，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名单。

   我认识张凤珠约在20年前。当时，小群撰写《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采访张凤珠，我陪同前往。小群认识张凤珠更早。因为张凤珠和我岳父岳母1950年代就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相识。岳母比她长一岁，关系很好。张凤珠比岳母学历高，经历却更坎坷。她1940年代就读于东北大学历史系。1954年给丁玲当秘书，本是组织安排，却由于为丁玲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发配宁夏，文革中又到陕西临潼当了七年工人。直到1978年底，右派改正，才重回文学编辑岗位。她的最后的职务是《中国作家》副主编。其实，这份杂志主要是张凤珠一手操办起来的，创刊起点很高。当时丁玲对张凤珠到冯牧麾下做事感到不快。张凤珠保持了独立精神，抒写了文学编辑生涯的一页华章。

那次采访，张凤珠讲述的细节至今难忘。她说：

解放初，毛一度不满意周扬，让丁玲主持文艺界整风的领导工作。丁玲刚到延安时，也算是世界知名作家了，她能到延安，是给共产党争面子的事。毛泽东第一次约见她时还说到，你是杨开慧的同学。她当时住在延安的招待所，以后每天吃完晚饭，毛都到丁玲的住处，坐在炕沿边翘着腿和她聊天。周小舟是毛泽东的秘书，也常跟去。平时，毛不会和小舟这么海阔天空地神聊，小舟听得也高兴。丁玲上了前线，毛给她写了首词专门打电报到前方传给她。后来从前线回来丁玲到毛主席那儿，让他把那首词写下来，他就给她写了下来。但是，毛主席与江青结婚，通知丁玲参加。不巧，丁玲的孩子病了，她已经借了公家的牲口要去接孩子，牲口不用，再借就不好说了，她就没去参加婚宴。后来她去主席那里，主席见她进来，就像没看见她一样，不理她。江青赶紧出来招呼。毛泽东看也没看她一眼就走出去了。……她后来把一切矛盾，都归在周扬身上，是因为那一段毛的确对她不错。不过，要真正让丁玲领导文艺界，也不行。从内心里，她瞧不起行政工作，也瞧不起周扬。她认为只有作品才能说明一个人，而且作用是长久的。她与周扬去苏联开会，爱伦堡请客，名单上没有周扬，大概爱伦堡认为周扬不是作家，只是共产党的官员。但周扬是代表团团长啊，丁玲就给爱伦堡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希望他们注意到这个问题。那边说商量一下。后来回电话说，爱伦堡睡觉了。实际上就是拒绝再更改了。这是丁玲回来讲给我们听的。她说过周扬这人很幸运。当时，我不明白这幸运是指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她实际是说，周扬没有被捕过，而她被捕过。这些对她一生的性格、做人影响太大了。丁玲一生最感念的，在文艺界是叶圣陶，在党内是任弼时。1946年，丁玲离开延安，而审干后，没有历史结论，丁玲找到任弼时。任弼时对她说，她在南京的那段经历是可信的。因为当时没有办法调查，只能分析本人自己的说法。客观事实是她没出卖同志，又没有反悔的表白。还能让她怎么样呢？那时丁玲要到前方去，任弼时对她说，你大胆走好了，好好工作，党是信任你的。但这件事是她的一个心病，对她的一生压抑太大了。

张凤珠告诉我们，丁玲除却这块心病，是李锐帮了大忙。2003年，我编李锐米寿文集《大哉李锐》，特向张凤珠约稿，她写成《为丁玲洗冤》一文，详述了事情经过：

1979年，丁玲的右派得到改正。党籍恢复了，行政七级待遇回来了，但历史问题仍然维持1956年中宣部作的“在敌人面前犯有政治上的错误”的结论，并由中央发文批复。当时文艺界由周扬掌舵。周扬坚持：“疑点可以排除，污点不能去掉。”丁玲头上戴着一道紧箍咒。丁玲正巧和李锐同住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两家相距不足百米。李锐和丁玲都是湖南人，岳云中学先后校友，延安《解放日报》老同事。丁玲打成右派到北大荒，李锐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下放北大荒，经历了饥寒交迫的磨难。所以对丁玲十分同情。1983年8月，丁玲和丈夫陈明到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家登门拜访，述说自己的心病。李锐支持丁玲申诉。但他知道，解决问题难度不小。一是文艺界的宗派之争。丁玲周扬之间的积怨，可以远溯到1930年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二是中组部老领导帅孟奇大姐等对丁玲有看法。帅孟奇也曾被国民党逮捕，刑讯逼供，坚贞不屈。相比之下，丁玲被软禁没有那么残酷。她与冯达生女儿被某些人视为不守妇道。李锐的伦理观比较开明，他认为，丁玲对中共绝无二心，思想观念上甚至比许多党员作家更“左”更“革命”。让她继续背着历史问题包袱实不公道。经过李锐斡旋，中组部干审局何载、张冀等人认真核实，形成了新的结论：“丁玲当时身陷囹圄，有身不由己的实际情况，同时与冯原来就是夫妻，因而与冯同居，但最后还是断然抛弃了冯，回到革命队伍。丁玲同志写申明书，没有以共产党员身份发表自首悔过的言词，说‘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养母读书’，是属于为了应付敌人，一般性表示对革命消沉的态度，另一方面从丁玲同志整个被捕情况看，她被捕后拒绝为敌人做事，写文章，曾想逃跑、自杀未成，最后她终于想方设法找到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转赴陕北，被捕中并没有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行为。事实表明，她并不是‘消沉下去’，相反是积极逃脱牢笼，继续革命。据此，可以认定丁玲同志写‘申明书’问题，既不属于自首性质，更不是变节性质。”由于1980年的结论是经中央批准的文件，所以新的结论也必须经中央决定。李锐深知，需要在中央书记会议上讨论决定的大事太多，如果等着上会，万一有什么不同意见，就可能搁置，再想提上议事日程就不知到什么时候了。于是，他启动了另一种程序，把中组部所拟的丁玲结论送到每一位中央书记处成员的手上，一一个别征求意见，所有书记处书记都签名同意，这样就完成了中央批准手续。1984年8月1日，中组部发出（1984）9号文件《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李锐给丁玲家打电话报喜。电话是陈明接的。陈明赶到协和医院，向正在住院的丁玲转达。丁玲听了长出一口大气，说：“这下我可以死了！”张凤珠记述了李锐的一段佳话，为研究当代文学史留下了生动的细节。

陈为人撰写《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最后一章的取舍，和唐夫人马中行意见相左，争执不下，他们请来同楼邻居张凤珠，以及崔卫平和我们夫妇，共同讨论，我们和张凤珠、陈为人意见一致，最后这个章节得以保留。

后来，我们搬到远郊居住，和张凤珠交往不方便。但几度路过安定门，都到她家看望，每次交谈都嫌时间太短。她和张思之、邵燕祥等人气味相投，关注公共领域，所以在我们印象中，她一直保持着精神的活力。

庚子年间，好人纷纷凋谢，让我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