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无傅高义

2020年12月20日，傅高义教授因病逝世，享年90岁。

傅高义先生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是美国研究中国、日本问题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对中国一向友好。去世一周来，我看到中国知识界发表了不少让人感动的怀念文章。

我和傅高义教授只见过一面。七年前，他的《邓小平时代》简体中文版由三联书店出版，在北京召开了征求意见的座谈会。我应邀参加。我提的意见无足轻重。吴伟提出了几十条具体的修改意见，每一条都实实在在地指出了史实方面的失误。研究中国高层政治难度很大，傅高义是外国人，雾里看花，出现瑕疵在所难免。他比吴伟年长20多岁，但他虚怀若谷，诚恳接受吴伟的意见，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傅高义的著作，在世时曾获得众多美誉。他是一个在本国和国际上都受到尊敬学者。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在中国，能不能出现本土的傅高义？

这种提问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不同国度的学者互相比较难免有不恰当之处。但我还想试着比一下。

傅高义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著作是《邓小平时代》。中国也有人写了一本同名著作。两本书篇幅相近。中国学者便是我熟悉的杨继绳。

杨继绳的《邓小平时代》完成于1998年，和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一样，在香港出版了中文全本，在大陆出版了删节本。杨著在前，傅著在后。傅著参考了杨著。

2007年，傅高义请任仲夷的孙子、哈佛大学博士生任意陪同，到《炎黄春秋》杂志社拜访了杨继绳。

一见面，傅高义就对杨继绳说：“你写了《邓小平时代》，我也要写一本这样的书。”傅高义当时77岁，比杨继绳年长10岁。这么大的年龄，还要启动如此宏大的写作计划，杨继绳表示感佩。傅高义中文很好，和杨继绳直接用汉语交流。他向杨继绳提出了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问题，杨继绳一一作答。他还请杨继绳介绍采访对象，杨给他开了一个名单。交谈两个小时，到了用餐时间，傅高义说：“我请你吃饭，我是美国人，有钱。”他请杨继绳吃了饺子。几天以后，傅高义借中央编译局一席之地开座谈会，杨继绳推荐的采访对象受到邀请。

傅高义和杨继绳的同名著作，深浅高下可以留待学界和读者品评。但两部著作出版后的不同命运，却已成历史的一页。

杨著《邓小平时代》是199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原稿70多万字，出版时删到50万字，印了5万册，一个月就卖出了3万册。很快被下令禁售。出版社主管单位的负责人被勒令检查，出版社也受到处分。而傅著《邓小平时代》在三联出版，可谓一路绿灯，大红大紫，印数高达80万册。同样的主题，同样的书名，为何命运差别如此之大？或许，是杨著秉笔直书，傅著有些地方用了曲笔。或许，对本国学者和外国学者，采用了不同的应对。

和傅高义相同的是，杨继绳在国际上同样享有美誉。2016年，哈佛大学授他“良知与正义”奖。他被动缺席授奖仪式。傅高义当时已经86岁，出席了仪式，为授奖撑了门面。杨继绳与傅高义隔洋相望，对他表示感谢。

中国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人文社会学者，需要更加开放的写作和出版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