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的探索

　　梁中堂是一位在人口政策研究上有重大创见的学者，曾当选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在1990年代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笔者因此与他相识。后来他调任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仍与我有交往。

梁中堂出生于1948年，1970年代末曾经在晋南某公社担任革委会主任，对农村情况十分了解。1980年调到山西省委党校当教师，偶然的机会参与到当时刚刚起步的人口学研究。当时中央决定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梁中堂认为，农民只生一个孩子困难很大，如果计划外怀孕的妇女必须流产，数以千万计的人为生育和政府博弈，农民超生要缴纳罚款，无力缴纳又必须面对征缴人员，社会难以安定祥和。他了解到西方国家因为人口老化，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问题。经过周密测算，他认为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办法，开放二胎生育，也能达到控制人口总量的目的。1984年春节，他郑重地向中央提出一个研究报告。国家计生委干部张晓彤和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马瀛通，和他看法一致，吸收他的观点，写成了了一份《人口控制和人口政策中的若干个问题》的研究报告，向中央建议，2000年以后城乡都可以采取晚育加间隔的办法开放二胎生育。1984年7月30日，当时的总理批示：“我认为此文有道理，值得重视。所提措施，可让有关方面测算一下，如确有可能，建议采用。本世纪人口控制指标，可以增加一点弹性，没什么大了不起。”同年8月5日，胡耀邦批示：“这是一分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提倡开动机器，深入钻研问题，大胆发表意见是我们发展大好形势，解决许多困难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项。”“请有关部门测算后，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

胡耀邦的意见未能实施。但经国家计生委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梁中堂争取到以山西翼城县作为“晚婚晚育加间隔”试点的机会，他一度到翼城挂职县委副书记，参与试验。翼城县从1985年7月允许农民生育两个孩子以后的数十年间，该县每个时期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全国水平，人口增长幅度与全国持平，在新生儿性别比方面，全国曾超过119，而翼城县为106，属于正常范围。更重要的是，避免了许多人为的干群冲突。

这一试验当年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翼城县所在的临汾地区很想扩大实验。1986年5月24日上午，临汾地委书记杜五安主持了“晚婚晚育加间隔”试点工作汇报座谈会，他在会上说：“目前，在农村实行生一胎，农民接受不了，也有实际困难。如果这一个孩子造成农民家庭的困难，实际上也就成了社会和国家的包袱和负担。我们早就考虑在全区推广翼城县的办法，但不知是否会突破358万这个2000年的包干指标。刚才听了计生委同志的测算情况汇报，看来是不会超过的。因此，我个人认为，翼城县的办法，有在全区推广的价值和意义。现在，因为实行一胎化，计生工作是硬着头皮去做的。如果推广翼城县的办法。允许农村生二胎，多胎就好控制了。我们共产党人是为群众服务的。包括为群众的生育服务。可是现行的生育政策，不合民情，不顺民意，群众抵触情绪大，我们硬着头皮去干怎么能为群众服务呢？目前，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唯有计划生育不合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意见大，影响了党群关系。我们党应该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允许农民生二胎。即使让农民生的迟一些，拉长二胎的间隔，群众都好接受。我们希望农村实行翼城的办法，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们好做工作。这是个极为次要的问题。关键是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党群关系。我们这些干部很少能在一个地方干很多年。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经济等政策更得民心。提高党的威信，改善党的关系，这才是我们这些党员应该考虑的大事情。我们希望上级组织和领导，在我们地区的人口包干指标内，给我们计生工作的自主权，允许我们自行完善我区的计生政策，允许我们有步骤地推广翼城的办法，地委可以向上级立‘军令状’。如果因为实行‘两晚一间隔’的生育办法。突破了人口包干指标，那么可以处分我们。地委负责，首先处分我和王专员。”

在杜五安主导下，1986年6月5日形成了一份“中共临汾地委、临汾地区行署关于在全区进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办法试点工作的请示”报告，由分管计划生育的副专员樊玉龙、地区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伯甡和梁中堂一行，进京面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但他们到北京等了五、六天，连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面都见不上。一项本来有可能扩大的试验，未能实施。

梁中堂是反思一胎化人口政策的先驱。在很长时间里，他的意见处于弱势地位。然而，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2000年以后，易富贤、叶廷芳、杨支柱等学者成为他的同道。经过不懈努力，国家终于在2015年开放二胎生育。亡羊补牢，已经很难逆转一胎化人口政策的负面后果。把生育权归还全体公民，乃大势所趋。

梁中堂先生赠我《中国生育政策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中国发展出版社）等著作，我读后感到价值很高。有意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者，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