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灏（1937-2022）
著名历史学家，历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中研院”院士
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的张灏教授，专攻思想史，在学界拥有令人敬重的成绩与地位。一九七一年，哈佛大学出版其专著——《梁启超与中国一八九〇—— 一九〇七年的思想转折》（Liang Chi‘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其后发表〈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英文论著，在一九七八年中译刊出时，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热烈反应，尤其是当代新儒家，更借此寻求自身在现代思想史上的定位。去年，张教授发表〈传统与现代化—— 以传统批判现代化，以现代化批判传统〉一文，省察五四以来从“现代化”批判“传统”的偏失不足，另外提出了以“传统”批判“现代化”的思考方向。今年夏天（编注：1982年），张教授又带回来了一篇深具冲激性的力作——〈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八月二日早上（编注：1982年），在内湖的张教授寓所开始了早先约好的访谈。张教授首先说明提出这篇研究的动机，他说：第一，在中国传统里始终没有开出民主制度。虽然新儒家经常标举传统儒家的抗议精神、批判意识、民本思想等，但是这些究竟只落在观念层次，并没有形成一套客观制度。若不落实为客观制度，这些思想必然缺乏持久性、有效性。这是基本的问题。而这问题正与幽暗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二，从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发生了空前的大惨剧。在这浩劫时期，多少人头落地啊！我便在此时开始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空前未有的历史悲剧？思考的结论是，主要在于疯狂的理想主义。他认为，借着不断的人性改造，即可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经济条件不够，没关系！只要改造人性，就可实现。有这样一句：“六亿神州尽尧舜”。在这里，显然对人性改造抱持过度乐观的想法，而忽略了人性中的幽暗面。假如能够了解到人的有限性，也许浩劫会缓和多了。那种理想主义原是注重经济上的生产与分配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想到政治权力的不合理分配，所造成的灾害并不亚于经济上的不合理。这一套做法必然会产生这般结果，乃缘于对权力的危险性没有警觉，对人性的幽暗面缺乏认识。当然，民主政治绝对重要，但是，若忽略了幽暗意识，不能真切地认识到人的有限性，则互相制衡的民主政治便不能落实下来。这是我在这些年来的省思与体验的一点想法，有待日后做进一步的补充整理。说到这里，张教授稍稍停顿，然后在他那专注炯亮的眼神下，以清晰有力的语调开始对正题的剖析说明。什么是“幽暗意识”？他说，所谓幽暗意识是发出对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具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柢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这种对人生和宇宙中阴暗面的正视，并不代表价值上的认可。实际上，这种幽暗意识是以强烈的道德感为出发点的，惟其是从道德感出发，才能反映黑暗势力之为“黑暗”，之为“缺陷”。因此，它和中外文化传统中各种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如中国的法家，西方思想家如马基维利（Machiavelli）与霍布士（Thomas Hobbes）等人的学说，在精神上是迥异其趣的，同时它也和西方现代的功利主义和道德唯我论（ethica egoism）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在价值上接受人的私欲和私利，而以此为前提去考虑个人与社会的问题，而幽暗意识却在价值上肯定人的私利和私欲，然后在这个前提上求其防堵，求其疏导，求其化弥。因此，它对现实人生，现实社会常常含有批判的和反省的精神。在许多古老文明里，我们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这种幽暗意识。比较而言，它在印度与西方文化中特别深厚。印度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出世的，因此它的幽暗意识虽然深厚，却未能对政治社会的发展有正面与积极的影响。而西方文化中的幽暗意识，却经由入世精神的发展，对政治社会，尤其是自由主义的演进，曾有极重要的影响。西方传统文化有两个源头，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与古希伯来的宗教文明。其中的基督教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形成和演进是有着牢不可分的关系，这在西方已为欧美现代学者所共认。基督教对自由主义的贡献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它的人性论，却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大致而言，基督教人性论具有“双面性”，即，正视人性的正负两面。一方面它承认，每个人，都是上帝所造，都有灵魂，故都有其不可侵犯的尊严。另一方面，人又有与始具来的一种堕落趋势和罪恶潜能。因为人性这种双面性，人变成一种可上可下，“居间性”的动物。关于基督教人性论对自由宪政发展的影响，一般学者只注意到它对人性中的“灵明”和理性的肯定。这种信念与肯定，在欧洲近代演为“自然法”而影响自由宪政的发展。这是众所皆知的。但是，基督教人性论的另一面——它的现实性，它的幽暗意识——则往往被忽略。事实上，经过我的研究，幽暗意识对自由主义的推动，发挥了重要的功能。第一，对于人性会因权力中毒而腐蚀这一点，提出了警觉。从基督教来看，人既不可能神化，人世间就不可能有“完人”。比较起来，中国的儒家传统与希腊的柏拉图思想，解决政治问题途径往往诉诸“圣王”和“哲王”的完美人格的统治者。这是和基督教大异其趣的。其次，幽暗意识造成基督教传统重视客观法律制度的倾向。人性既然不可靠，权力在人手中，便很容易“泛滥成灾”。因此，为了避免权力的腐化，解决之道就在于求制度上的防范。幽暗意识的这两项功能，可以从西方自由宪政演进史上看出来。这一演进发展，大致可分为三阶段，（一）、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末叶，以争取人权（civil rights）为主；（二）、十八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初期，以争取政治参与为主；（三）、二十世纪初期至今，如罗斯福新政，则以争取社会经济权利为主。我们先从十七、八世纪的英美宪政运动谈起。这一主干的发展从起始就和基督教的新教，尤其是新教中的加尔文教派（Calvinism）有着密切的关系。清教徒的人神对比的观念——神是至善，人是罪恶——应用到政治上，即成为清教徒的互约论（covenantal theology），人的社会乃是靠两种互约建立，一是人与神之间的互约，另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约。总而言之，清教徒的幽暗意识随时提醒他们，道德沉沦的诱惑，普遍地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因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而有例外，就人的罪恶性而言，人人平等！因此，他们对有权位的人的罪恶性和对一般人的堕落性有着同样高度的警觉。有近代自由主义之父之称的约翰·洛克（John Lock）提出三权分立之说，不仅代表欧洲的人文理性主义，也是受到基督新教教义的影响。佛德烈克（Carl J. Friedrich）教授曾经指出：自由主义的一个中心观念——“政府分权，互相制衡”的原则就是反映基督教的幽暗意识。等到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移民北美，在新英格兰地区继续传播自由宪政的思想。及至十八世纪，欧洲盛行的启蒙运动思想传入北美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启蒙运动所强调的人性可臻至善的观念，一直不能取代清教徒的幽暗意识。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John Adam）的思想便是一个好例子。美国早期的自由主义的结晶是它的宪法。美国自由主义不只是思想的主流，也是社会的主流，然而若是没有宪法的保障，则一切均将落空。美国宪法制定之初，如同英国史家布莱士（James Bryce）所指出，那些“开国之父”（Founding Fathers）的思想是带有很浓厚的幽暗意识。他们对他们新建的国家充满希望，但在希望中仍能正视现实，他们的基本精神是理想主义，但却也含藏着戒慎恐惧的现实感。这在当时参与撰写〈联邦论文〉（Federalist Papers）的汉弥儿顿（Alexander Hamilton）、麦迪逊（James Madison）都可以看出。麦氏即曾说：“政府之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说明吗？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句话很清楚地显示出他对人性戒慎恐惧的幽暗意识。十八世纪以后，自由主义的人性论，因为启蒙运动的影响，时时呈现浓厚的乐观色彩，许多自由主义论者都认为人可以变得十全十美，人类社会可以无限进步，但是，正视人性阴暗面的现实感并未因而消失。我们可以英国十九世纪的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为例证，说明近代自由主义的幽暗意识的作用。阿克顿写下了那句千古不朽的警句——“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记得，余英时先生说过，他的一位政治学家的同事曾说，阿克顿这句话胜过一千位政治学教授的著作！但是，试问这句话的思想来源在哪里？原始基督教。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使他对历史与人性的黑暗面有着深刻的敏感，也使他产生这句名言的权力观。从这种权力观，阿克顿爵士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地位越高的人，罪恶性也越大。他曾很斩钉截铁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大人物几乎都是坏人！”这和中国传统里所谓的“臣罪当诛，天王圣明”是多么不同！结果，二十世纪的一部历史，不论东方西方，血迹斑斑，不就是阿克顿爵士这句名言的注脚？从以上所说的近代西方自由宪政的发展与幽暗意识之间的关系，再来看中国的儒家传统。中国传统里有没有幽暗意识呢？有，这是肯定的。我这么肯定，主要是批评现代一些韦伯派对中国传统的偏差理解。现代中外学者对中国传统的误解有二，一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另是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家，如韦伯，影响的了解。韦伯派就认为传统儒家对人性的了解太乐观， 比起西方基督教的人性论， 是“幼稚的乐观主义”（naïve optimism）。像这种说法，我就不能同意。儒家的人性论也有其两面性。从正面看去，它肯定人性成德之可能，从反面看去，它强调生命有成德的需要就蕴涵着现实生命缺乏德性的意思，意谓着现实生命是昏暗的，是陷溺的，需要净化，需要提升。没有反面这层意思，儒家强调成德和修身之努力将完全失去意义。因此，在儒家传统中，幽暗意识可以说是与成德意识同时存在，相为表里的。在原始儒家，我们可以看到，从正面看去，整部论语是被成德意识所笼罩，但是换一个角度去看，周初以来的“忧患意识”也贯串全书。孔老夫子，栖栖皇皇，席不暇暖，诚如他所说的，是因为“天下无道”。但是细绎论语中“天下无道”这一观念，可以看出忧患意识已有内转的趋势，外在的忧患和内在的人格已被联结在一起，外在的忧患从何而来？孔子已经开始把外在的忧患归源于内在人格的昏暗。换言之，论语一书中已非完全承袭周初以来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已渐渐转化成为“幽暗意识”。孔子以后，对人性的阴暗面做一种正面抉发，是荀子。但是，荀子对后世儒家传统的形成，影响不大。真正有影响的，特别是对宋明儒学，是孟子。孟子对于成德问题与人性论是采取正面进路，但是不可忽略的是，与孟子之乐观人性论相伴而来的是一种幽暗意识。尽管这种意识表现的方式常常是间接的衬映，或是侧面的影射，它仍显示孟子对人性是有警觉，有戒惧的。我们可以举孟子的一段话来看：“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孟子认为人之自我有两个层面，一层是他所谓的“大体”、“贵体”，一层是“小体”、“贱体”。他也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个“几希”固然是孟子对成德采取乐观之所本，但也道出了，如同他看到“小体”、“贱体”，他对人性的现实感。这就是他对人性的幽暗意识。这种生命二元论，是整个儒家传统形成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影响。加上后来受到道家与佛教的激荡，就演成宋明儒家的“复性”思想。大乘佛学进入中国后，它的无明意识，直接间接地加深了宋明儒学的幽暗意识。佛家之人性论，强调清净心与杂染心的区分，也影响了宋明儒家“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天理”与“人欲”之分。当然，宋明儒学仍然不同于佛学，仍然强调生命成德之可能，因之对生命的昏暗与人世的缺陷，只作间接的映衬与侧面的影射。宋明儒学的“复性”思想的基本前提是：生命有两个层面——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现实。而生命的本质又是人类历史的本原状态，生命的现实又是人类历史的现实过程。于是在这种前提上便出现了对生命和历史的一种特殊了解。生命的现实——所谓“气”——虽然在理论上不一定是黑暗，却常流为昏暗。因此由生命的本质到生命的现实便常常是一种沉沦。依同理，人类历史的本原状态和生命的本质一样，是个完美之境，但在历史现实过程中，却时时陷入黑暗。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就形成了复性观的主题：本性的失落与本性的复原：生命的沉沦与生命的提升。很显然的，复性思想是含有相当浓厚的幽暗意识。在宋明理学各派，程朱学派的幽暗意识特别突出。这主要是因为程朱学派的义理结构是以二元论的形式出现。在宇宙观方面，它有理与气的对立，在人性论方面，它有天理与人欲，道心与人心的对立。这种对立使得成德的艰难性在朱子思想中特别明显。下及晚明，连对成德充满乐观与自信的王学，也时流露出“学绝道丧，人心陷溺”的感喟。王学中最富乐观精神的王畿，曾经说过：“吾人包裹障重，世情窠臼，不易出头。以世界论之，是千百年习染；以人身论之，是半身依靠。”王门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罗洪先即对罪咎病痛，有十分深刻人微的勘察反省。他说：“吾辈一个性命，千疮百孔，医治不暇，何得有许多为人说长道短邪？”这种对生命有千疮百孔的感受，在晚明刘宗周的思想里有更明显的流露，造成幽暗意识在宋明儒学里的一个空前的发展。这在他的《人谱》、《人谱续篇．纪过格》里，可以看到。这时期的中国的幽暗意识几乎可以和同时代的西方清教徒的幽暗意识相提并论。话说回来，儒家的幽暗意识只是间接的映衬与侧面的影射，不同于基督教、佛教作正面的透视与直接的彰显。正因为如此，儒家的幽暗意识显然弱于其乐观的一面。儒家虽然也强调成德的艰难感或墨子刻所谓的困境感（sense of predicament），但是到底保留了基本的理想精神与乐观精神。重要的是，儒家这一点的乐观精神影响了它的政治思想的基本方向。儒家的信念是，既然人有体现至善，成圣成德的可能，想要政治清明，就应该把权力交给已经体现至善的圣贤手里。这就是“圣王”与“德治”思想。而这种观念，现在就应该批判啊！就因为这种“圣王”观念，传统儒家虽有抗议精神，道德勇气的表现，但是也因而开不出民主政治。这种不批判吗？儒家传统虽然有民本思想，但是依旧是专权政治。圣王的民本政治是爸爸政治，依旧是由上而下的纵贯式政治，只不过是在上者是个好皇帝而已！这得与民主政治严格区分。儒家的幽暗意识并没有冲淡他们对人性的乐观看法，而这种乐观的理想人性论便决定了政治思想。儒家解决政治的方法，我谓之是“质的解决”（princeple of quality），而不是“量的解决”（princeple of quantity）。从纯理论来说，这原是很合理的。有一位圣王出来替我们百姓解决问题，不是很好吗？民主政治之流于暴民政治，这也是历史事实啊！苏格拉底不就是死于民主政治？问题是，现实上有没有圣王？如何确认他是圣王？儒家从一开始就一直寄托于“天降圣王”的期待里，可是历史的黑暗事实告诉我们，“内圣外王”仅是一个理想，一个“不可能的梦”而已！为什么由“内圣”到“外王”这条路走不通？原因就是没有真正正视人性的黑暗面、幽暗面。新儒家也许会反驳说，“圣王”的观念也有其抗议批评的一面啊！可以借此批评当时的君王行为，像朱子、王阳明，许多大儒就是如此表现过。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抗议精神仍没有改变由上而下的专权政治结构。从《大学》一书所看到的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模式，是由两个观点构成：一、人可由成德而臻至善；二、成德的人领导与推动政治以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而贯串这二个观点的基本信念是：政治权力可由内在德性去转化，而非由外在制度的建立去防范。总而言之，圣王的理想，大学的模式，都是儒家乐观精神的产物，同时也反映了幽暗意识在儒家传统里所受到的限制。由它们对传统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为何开不出民主宪政的一部分症结，这个症结，衡之幽暗意识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重要性，也就越加显豁了。紧凑的访谈，就在张教授滔滔流泻的辩析之中，逐渐接近尾声。到这里，我们也间接明白了当前政治发展困局的一些观念症结。一般而言，思想史的工作者比起纯粹科学、纯粹哲学研究者更富有现实意识与当代意识，能够从当下的现实处境的觉识中，向传统发出有意义的问题，然后再由传统问题的探索，回馈现代，照明现代！大陆政治悲剧的认识以及现阶段台湾民主化运动的困局的纾解，一方面要继续批判“圣王”、“德治”的观念，另外应该正视人性的“幽暗”面，以“幽暗意识”支持客观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本文编选自《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经过重新编辑，标题根据文意拟定替换，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