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不只是作家的专利
作者：北草
围绕方方日记的讨论，表面上看，是日记内容一些事实和表述引发的争议，实质上是作家在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承担怎样的责任？高知们坚持要独立思考，做良心作家。这没有问题，关键是思考的立场和良心的笔墨，对国家和民族不能有价值上的傲慢与偏见。
以方方日记为例。说到方方日记，这里赘述几句，首先搞清楚它究竟是生活记录还是文学创作，或许对于人们的判断和思考有所帮助。所谓日记是自己亲身经历中所遇、所思、所想、所感的记录。真实性是日记的重要特点和价值所在。而文学是作家借助于虚构和想象，用语言塑造的艺术形象来表达他对人生的审美感受和理解的一种艺术样式。始终离不开想象（幻想、联想）和虚构，并伴随着强烈的感情活动，是文学的重要特点。判断一部文字作品的属性，不能根据作者的职业去认定，似乎作家写的就是文学作品，记者写的就是新闻报道。以职业定性作品，进而对作家的所有言论赋予文学作品的自由和宽容，是形而上学的，也是十分荒唐的。
方方在疫情期间写的日记，是什么性质的文字作品？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写了60篇疫区生活的记录”，可见，是记录生活的日记，不是日记体裁或者日记名称的文学作品。既然是日记，就应当坚持内容的真实性，违背了这一点，就是昧着良心。武汉抗击疫情，方方隔离家中，没有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亲历而为，仅凭听说来写记录武汉疫区的真实生活，间接得来的东西，必然出现失真，这点毋庸置疑。对此，方方坚称日记没有错误，仍坚持公开发表，并拿到国外出版，一点也不感到愧疚、自责和反省，说其谣言武汉、抹黑中国不为过吧。
但是，一些教授、作家和评论家在此问题上，却称方方是“当代鲁迅”，日记“是真正的文学”，“假如我是文学最高奖的评委，我会毫不犹豫把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方方”。为日记辩护，有的人竟在一篇文章中，一会儿说日记是文学作品，一会儿说是来自疫区的报道，表达矛盾，逻辑混乱。更有甚者，根据辩护需要，任意曲解概念，说方方日记是新闻和文学的兼容，甚至拿新华社播发新闻的“据称”“据说”等表述，来为方方的道听途说、未经核对进行开脱。
表面上看，是他们对日记的定性有认知上的不同，实际上是通过偷换概念，蒙骗视听，既为方方辩护，又在攻击国家。说是文学作品，意在用作家创作自由来做挡箭牌，逃避罪责；说是日记，则是通过赞美作家的独立思考和良心，抹黑武汉抗击疫情做法，甩锅中国制度优势，是故意而为之。如此枉顾常识，胡说八道，既有一些人在国家、社会与自我利益的认可上，价值偏差，道德缺失。也有一些别有用心者，名为维护作家言论自由，实为争夺和扩大话语阵地，进而不断攻击国家、污化民族。费尽心机，极尽狡辩，也就不奇怪了。
他们把方方比作“当代鲁迅”，在逻辑上也是错误荒谬的，不值一驳，但用意却很歹毒险恶，必须揭露。一方面，鲁迅是中国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谁要是砍鲁迅的大旗，就是与人民为敌。由此推导出，批评、批判“当代鲁迅”，就是人民的敌人。另一方面，鲁迅生活在黑暗的旧时代，他以笔做刀枪，与落后的制度和罪恶的势力作坚决斗争。如果今天又出现一个鲁迅，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和生活的是什么时代？我国的社会和制度是什么性质？“当代鲁迅”的匕首要投向谁？其意昭然若揭。
作家的言论自由，不等于笔墨的任性。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不是绝对权，任何危害国家安全、国家主权、社会稳定和侵害公民权利等违法言论，都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不受我国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触碰道德底线的，要受到社会的谴责，历史的审判；越过法律边界的，要承担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任何人也不能够为其进行辩护和开脱，没有法外之天。
人民欢迎作家的独立思考和良心创作。但你不能预设内涵，把独立思考贴上批评、批判的标签，成为作家荣辱的分界点，似乎只有批评和批判才是独立思考，揭露社会、批评政府、质疑制度才是良心作家，认可歌颂、赞扬和褒奖的，则是御用文人、作家的耻辱，遭到鄙视、嘲讽和攻击，这种固化的观念，既是对独立思考的曲解和绑架，也是对他人独立思考的无理要求和粗暴干预。
独立思考首先要客观公正，必须基于最基本的事实，根据客观的存在、发展和变化，进行公正的评判和评价。就拿这次武汉的抗击疫情来说，有失误，但更多的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大力支援，武汉的党员干部、医护工作者、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英勇奋战在一线，夺得了抗击疫情的重要胜利。这些制度优势、英雄壮举，抗疫成果，有独立思考的良知作家，不知道该写点什么吗，不应该说点什么吗？为英雄的武汉城市代言、为英勇的抗疫人民发声，有什么丢脸、羞耻的吗？走过冬天就要拥抱鲜花和绿色，不能还抱着严寒和风霜不放，挂满果实的季节就要去赞美收获，不要为昨日的风雨耿耿于怀。今天，国家在发展变化，政府在提高完善，社会在进步前行，人民在幸福生活，这些都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作家应该看到的，是一个有良心的作家应该浓墨重笔的，这样的作家即便被别有用心的人讥讽为“御用文人”，那也是人民的“御用文人”，是作家的光荣和骄傲。
独立思考最根本的是立场问题。批评是为了改变，要么是维护，要么是否定，没有纯粹的批评。一个作家笔触伸向哪里？浓墨落到哪里？是其独立思考性质和走向的反映，不仅仅是认识问题，更是政治立场问题。如果意在搏名获利而哗众取宠式的批判，那是职业病态；如果戴着有色眼镜在鸡蛋里挑骨头，那是思维偏差。而心怀叵测，不顾事实，颠倒是非，想法设法往鸡蛋里头放石头，那就是政治立场有问题。这种变味、变质的独立思考，是永远不会得出与国家立场、民族立场相一致的结论。
面对方方日记的错误，追求正义、良知和进步的人们，对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特别是日记在国外出版预售，批评、批判的浪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武汉抗击疫情一线的志愿者们站了出来，用亲身战斗的经历，批驳日记的虚伪。生活在武汉的市民站了出来，用身边感人的事例，指出日记的片面。之前观望的人们加入了进来，用夺得抗击疫情胜利的事实，痛斥日记的谬误。连大量的方粉们也都纷纷倒戈，用中外抗击疫情的对比，反击日记的污蔑。
对此，方方感到不解，说日记是“温和的记录”，“一般人们都会有的言论尺度”。她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着不明白，广大群众不能包容的，不是记录的温和不温和，而是事实的准确不准确；不是言论的尺度，而是言论的方向。记录的温和，不等于叙述的真实，表达的正确。言论的尺度，不能决定思想运行的轨迹。温和的语言，一旦与事实相悖，不过是蒙蔽人眼的纱幔，麻醉人的毒剂，更具有欺骗性、毒害性。言论的方向变了，再小的尺度，也是藏在鱼腹中的匕首，必然要受到人民的反对。对此，方方仍然顽固不化，拒不承认，怒怼回击。
按照常理，作家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给人们评头论足的。作家的职业，既是批评的职业，也是接受批评的职业，本应在批评面前，荣辱不惊，宽怀包容，成熟自信。害怕批评，拒绝批评，回击批评，恐怕是另有原因的。一个是职业的傲慢。在作家中的一些人看来，我们是高贵的职业，思想不能怀疑，形象不容毁损，尊严不可侵犯。在他们的眼中，你们起码的常识不懂，无权对我们进行说教，你们说的话都文字不通，没有资格对我们的作品进行评判。另一个是利益驱使。承认错误，作品的生命没有了，作家的地位、名声和利益也就随之逝去，何言名扬天下、流芳百世。再一个是政治本性决定的。承认错误，就意味着三观缺失，立场错误，这些是无论如何也要加以极力辩解、极尽掩饰的，拼尽全力也要为自己奉行的价值做殊死搏命。
批评是群众的权利和自由，从来不是作家的专利。群众不是作家，批评没有那么多的表达手段和语言技巧，不能用作家的笔来要求他们，有些批评可能表达直接，用词简单，意见尖锐，这不能成为作家拒绝批评的理由和借口。代表群众的良心作家，应该拿出对群众的敬意，良心地对待批评，表现出应有的胸襟、风度。退而次之，起码也要有点文化人的修养，总不能变得粗俗，露出粗暴，给批评者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妖化为洗脑文化被摧毁的老中青幼四代，连00们后都不放过。这些出生于“文革”20多年后的年轻人，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不过是对日记自由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在形式上更多的使用了年轻人的方式，何罪之有？一些人应该好好地反思一下，自己对待群众批评是什么扭曲的心理了。
有人为方方日记辩护说，要让别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但是，他们对批评日记的言论，从来就没有给过自由，大刀阔斧指责，匕首利剑围剿，容不得别人有半点怀疑，更不要说批评了。那些挺方方的媒体们，从来不刊载批评方方的文字，哪怕是读者留言的帖子，涉及到对方方和日记的异议也都删除了。一个标榜言论自由的公号，删了读者批评方方的帖子后，还赤裸裸地回复说，我们就是一家之言，并威胁恐吓与其进行理论的读者。他们极力推崇的“如果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的遮羞布都撕的一片不剩了。
方方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会因为一本书的出版就崩塌掉！”此话貌似不错。但是在这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泛起的一些杂音怪调，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在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疯狂遏制和企图搞垮我国的严峻时刻，在国家和民族遭受病毒侵害、举国抗击疫情的危难时刻，在中华民族向着建成小康、实现伟大梦想进军的关键时刻，不良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产生的衍生效应，与各种遏制、分裂、瓦解和搞乱中国的敌对舆论，结成链条，同频共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十分有害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舆论病毒”，不应小觑。未雨绸缪，防微杜渐，要有充分的准备去应对，才能确保打赢各种形式的舆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