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新世纪中国文论转型与反思：问题与模式 ——访党圣元研究员
新世纪中国文论转型与反思：问题与模式
——访党圣元研究员
提问整理：杨子彦
文章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通讯》2009年第1期
杨子彦：新世纪步入第十个年头了。十年文论显示出新的景观，主要是，中国不再是单方面输入西方理论，而是因为中国经济纳入全球化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化、文论语境与西方的同步和同构。十年的文论历程并不长，但文论转型所涉及的问题和意义值得我们整理和反思。今天，就中国当代文化、文论的新变，请您谈谈新世纪文论的历程和问题。
党圣元：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迅速推进的消费社会转型、电子媒介扩张以及迅猛发展的全球化等合力的交织作用下，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景观。文化尤其是文艺审美活动，作为最敏感的意识形式，无论是其理论形态抑或实践形态，都在回应着这种剧烈的时代变动。对于新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研究的这种转型，只有置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加以考察，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才能充分展示出来。如果从千僖之年算起的话，在经历了10年的转型之后，我们可以说当下的文论研究在学术理念和方法论意识方面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话语体系、理论范式上正在经历着一场重大的转型，出现了在繁荣和热闹上堪与上世纪80年代相提并论的新局面。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在转型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话题、争论，这些话题和论争正在有效地推动、深化着学科建设的进程，并在相关学科以及社会文化领域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而在与国际文化思潮的接轨上、在学术研究的沉潜上和理论创新意识上，也呈现出与过去判然不同的趋势。
杨子彦：我们回顾新世纪中国文论，是否可以抽绎出几个重要的问题或命题，以之作为纽结，呈现和把握新世纪文论的学理层面？
党圣元：从学理层面来考察，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在转型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话题和论争，实际上或显或隐地表现出许多新的问题域，这些问题域的出现，为新世纪文论研究在思想和知识两方面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同时也为我们总结和反思新世纪文论十年发展历程提供了若干作业面。从大的方面来说，新世纪文论值得注意的问题域包括：审美现代性、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媒介文化及其后果、文论转型与文学史理论建构等。
杨子彦：随着中国现代化工程的推进，中国学界在改革开放以后，放弃了前此苏联式的文化模式，采取西方的文化范式，以现代性模式作为看视历史和人类文化发展的图式，这样，现代性才成为中国学界的关键词。那么，审美现代性如何成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基本命题的呢？
党圣元：新世纪中国文论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生成的，因此也当置于全球化中来审视。我们知道，19世纪末以来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现代性”宿病的集中大爆发，西方学者对自己曾经热情讴歌的启蒙现代性产生了强烈的怀疑，深刻的反思也由此展开。对“现代性”弊端反思的维度是多重的，而其中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就是对“现代性”本身内在分裂的充分揭示。“审美现代性”是现代化进程在文学艺术领域，扩大而言，在人的精神领域中所必然提出的命题。在西方，理论家们试图通过这个命题来讨论资本主义制度与审美精神的复杂关系，其中有对抗性的一面，也有同根同源的一面。尽管在现代性发动之初，审美现代性就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现代性、技术现代性等存在着对抗与互补关系，但是，对这种对抗与互补关系进行自觉而深入的反思并使之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却是在“现代性”宿病大爆发后，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才较大规模地展开的，其中主要理论代表有阿多诺、哈贝马斯和D.贝尔等。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审美现代性”问题开始引起学界注意，90年代已有专著出版。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个讨论才发生重大转折，并逐步深化，时至今日，已经渐臻成熟。其原因有二：一是后现代视角的介入，二是中国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使得审美现代性有了本土的批判对象，于是这个西方的问题开始转化为中国的问题，并且因此而推动了本土化研究的发展。“审美现代性”问题是文论界一段时间以来所探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许多围绕文学艺术特性的研究与论争都与此有一定关联，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表明中国人文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了现代性本身固有的复杂性乃至内在对抗性。但是，纵观近十多年来国内文论界的研究状况，总体上可以说，充分结合技术现代性、经济现代性的发展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尚嫌不足，而这样的研究对于深化和规范新世纪文论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杨子彦：消费文化也是当代中西文学理论界的重要问题。消费是一个经济学现象，这种现象怎么会对文学和文学理论产生影响呢？
党圣元：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文化批判”以及伯明翰学派所谓的“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西方当代消费社会文化而展开各自的话语的。与消费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的是西方学术界“语言转向”后出现了“文化转向”，所以“文化研究”引起了各学科领域的高度关注，出现了如鲍德里亚、理斯曼等研究消费社会文化的重要理论家，并对很多研究领域产生了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全面提速， “文化转向”的势头更加强劲，出现了像费瑟斯通等重要研究者，并且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重要理论。从理论渊源上来看，消费社会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法国列斐伏尔及德塞都的日常生活研究等密切相关。从方法论上来看，又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密切相关。消费社会文化研究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等研究也密切相关。从学科来看，经济学有关奢侈和消费的研究是消费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方面有桑巴特、凡勃伦等重要研究者。从研究对象来看，消费社会涉及到了时尚、身体等等。西方有关消费社会文化的理论，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为出发点的，一方面，这些理论确实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所未曾出现的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另一方面总体上也产生了走向“文化决定论”的弊端。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尤其新世纪以来，中国也开始由传统的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随之，西方的消费社会文化理论不断被引进，因而形成了“西学东渐”的又一引人瞩目的新景观。首先，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文论界一段时间以来相关研究和争论的一个重要关键词，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已经开始将这一问题与消费社会文化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作更进一步的探讨，这方面也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其次，与消费社会转型相关的“身体写作”现象也及时地引起了文论界的关注，许多学者开始从“身体政治”等多种角度来对此加以探讨。最后，与文论转型相关的讨论集中体现在有关“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之性质和定位，及其与文艺学的关系、“文艺学学科边界”等问题的学术论争中。在新世纪文论转型的前5年，文艺学研究领域对“文艺学学科边界”问题的争论尤其激烈，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新世纪文论的转型及其问题域的呈现。
杨子彦：生态美学是当前中国美学文艺学的热门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一方面由中国现代性进程导致的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美学对人类行为的反思所引起，一方面也是西方理论旅行到中国的结果。在我看来，自然环境的恶化是可以计算量化的，生态环境的改变基本上是一个技术操作和具体措施的问题。人文学者介入这一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理论所指？
党圣元：人类对自然生态的干扰和破坏早就开始了，只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界施加的这种干扰和破坏行为，在后现代消费社会转型及全球化迅猛发展中愈演愈烈，因而其作为一个生存性问题，便更加凸显出来了。人文研究领域介入生态问题，有其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视角和价值取向，就是对于消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发达国家经济实体的能源过度消费的霸权主义，以及他们为了实现资本最大限度增殖而刺激人类过度消费行为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采取批判的立场。人文学者将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观念和方法论范式，引入生态批评，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终极关怀性质的本体论色彩浓重的人文性话语。在价值取向方面坚守了诗意生存、诗性智慧、精神和谐，以及个性化与多样性等范畴，这就为美学和文艺的介入生态问题敞开了大门。实际上，西方生态理论也正是伴随着消费社会及其文化理论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并成为西方学界的“显学”，如艾伦·杜宁的影响广泛的《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就是直接将生态问题与消费社会直接联系在一起来讨论的。
从哲学层面上来讲，生态主义首先与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整体上的哲学反思有关，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对西方文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生态哲学的影响很大，而美国学者戴维·埃伦费尔德的生态哲学著作《人道主义的僭妄》采用了与其相近的观点。此外，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等，对西方生态主义基本理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生态主义理念的逐步深入人心，西方学界不断出现生态学与其它学科相结合的交叉性学科，如生态伦理学提出了“大地伦理”、“敬畏生命”、自然的“内在价值论”、“荒野”本体论等重要理念，环境社会学则有“新生态范式”、“代谢断层理论”、“苦役踏车理论”等重要理论。与此同时，又出现了生态学与文艺学、美学交叉而形成的“生态批评”学科，如美国学者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就把“生态批评”定义为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与此相近的还有“生态学的文学批评”或“生态学取向的批评”、“文学的生态批评”等说法。
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也是新世纪中国文论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极具前沿性和热点性的研究领域。之所以如此，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下全球性的自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物质与精神、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从而使得生态环境乃至人的精神生态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根本性的生存性问题密切相关。因其研究的对象和关注的主要理论问题与现实中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紧密地保持着同步关系，因此可以说，介入性、反思性、批判性是新世纪以来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发展建构过程中逐渐体现出来的一种越来越明晰的思想和学术品格，因而业已成为当前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热点和前沿问题，为近十年来的文艺学和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这些问题在国内高校的文学理论和美学教学和科研中也普遍受到重视，在学科建设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当然，当代中国的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建设，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境，
杨子彦：传统文学研究并未关注媒介对于文学的存在方式和意义的生产方式的影响，近年来，电子媒介的兴起影响了文学生产和接受的方式，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影视文学成为新的文学形态，传统纸质文学文本衰落，精英文学受众减少。这一现象给文论研究带来了什么样的推动呢？
党圣元：作为西方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研究”直接与技术现代性相关。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乃是审美现代性与技术现代性的交汇点，或者说，作为西方当代“显学”之一的现代媒体研究，把审美现代性与技术现代性衔接在一起了。当代传播理论认为，“媒体”不仅只是传播信息的单纯手段，“媒体”本身也是信息生产、传播、消费的重要制约力量。“娱乐化”是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一个重要特性，这种与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不可剥离的“娱乐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文艺的存在方式乃至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并且对当代文学理论话语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波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对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均有较为深入的探讨。与此相关，西方学者首先提出了“图像转向”问题。有关“图像”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等，均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图像化的现代大众电子传媒迅速扩张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其对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产生了严重的冲击，所以德里达《明信片》中提出了“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的论断，希利斯•米勒也相继发表系列论文，提出了“文学终结论”问题，引发了较大反响。
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从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重视角对现代媒体理论的研究也正在逐步展开，文艺学和美学研究领域及时地注意到了当代大众媒介文化对于当下中国人的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艺实践的深刻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论问题，逐步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通过对于所谓“读图转向”、“文学性泛化”、“文学驱魅”等现象的分析讨论，对现代大众媒介文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理性。我们看到，通过对于这一问题域的讨论，与媒体研究相关的“图像转向”、“文学性泛化”、“文学死亡论”等问题，成为新世纪中国文论中的重要话题。新世纪中国文论对于这一问题域的讨论，主要进程和基本内容包括对国外图像文化理论的译介、阐释；对现代和后现代图像文化景观的研究与论述；图像社会的出现对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冲突和挑战，以及二者之间的互补互动所引发的理论思考与探讨；对图像文化的人文性质、人文意义、以及伴随着图像文化的兴起、兴盛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的研讨；而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和发展，相关理论研究也开始逐渐走向深入；最后，当然还包括不同学术观点和理论论说之间的重要论辩等等。与此相关，米勒所提出的“文学终结论”，曾经在新世纪开头几年的我国文论界引起了一场较为广泛的学术论争，并且促进了新世纪中国文论的转型，丰富了新世纪中国文论问题域的形成。
杨子彦：我们清理了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新世纪文论的几个命题，那么，概况而言，新世纪中国文论具有什么样的理论逻辑和学术指向？
党圣元：新世纪中国文论是对新的时代的敏锐的理论回应，对其统观把握首先要求对新的时代有某种整体的把握。我们可以借用英国人拉什、厄里的观点，以“边界逾越”这一表述——更准确地说是“边界开放”或“边界交融”来描述当下新的时代特征。这种边界开放与交融发生在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区域之间，民族文化之间，以及科技与人文之间、知识与经验之间、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如此等等。边界封闭似可相安无事，边界开放则会带来冲突，但同时也会带来发展的大好机遇，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积极应对。新世纪中国文论的转型特点，也正是在诸种边界的开放与交融中体现出来的。
杨子彦：也就是说，跨越是中国当代文论的特点之一。边界的跨越首先应该是中西文化之间的跨越。
党圣元：是这样。中国当代文论具有突出的全球化和跨文化色彩。这种全球化色彩所体现的乃是区域之间、民族文化之间边界的开放与交融。比如美国经济状况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就不再仅仅只是一种“外部环境”，同时也会直接、迅速地转变为中国经济本身的“内部因素”，当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西方当代文论也不再仅仅只是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外部因素”，同时也是中国文论本身的“内部因素”，因为西方当代文论所涉及的消费社会文化、大众电子传媒、生态等等问题，同样也是身处全球化中的中国自身所要面临的问题。今天应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充分调动媒体、消费、生态等理论，在新的文论话语形态中，对这些问题加以重新审视。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又涉及地方性与全球化的复杂错动关系，因此，厘清这些问题也有利于推动文论话语新形态的生成。全球化使不同文化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接触，而接触就可能产生冲突和互渗。产生于不同文化的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应建立起对话关系，一方面充分吸收西方文论的理论营养，另一方面又保持自身独特的文化立场而不被西方文论所同化。在迅猛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产生于不同文化空间中的文论知识、思想等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转，这就使这些文论知识、思想的多样性显得特别突出，文论话语新形态只能建立在知识、思想的这种多样性和丰富性上，试图以一种建基于某种单一知识、思想体系的文论话语形态，来取代其它文论话语形态，在当代社会转型中已失去理论上的合法性。
杨子彦：融合是当代学科的发展趋势，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文化研究思潮上，它对当代中国文论也有深刻影响，文艺学领域的跨越也表现在各学科的融合和交叉上。
党圣元：新世纪中国文论具有极强的跨学科特点。跨学科体现的是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边界的开放与交融，而这种学科边界的开放与交融恰恰是由社会生活各领域边界的开放与交融的现实时代状况决定的，其中突出的是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之间边界的开放与交融，即拉什、厄里所强调的“经济和文化不再互为系统和环境而起作用了”，在消费时代中，经济不再仅仅只是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发展的“外部环境”，而且同时也是文化发展本身的“内部因素”，同样文化也成为经济发展本身的“内部因素”。因此，对文论来说，经济等问题也就不再是其“外部问题”，进而，不保持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对话，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也就不能真正解决文论自身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边界的交融并非意味着可以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来取代文论研究，而应在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技术理论等富于张力的对话性关系中展开文论自身的学科性研究。审美现代性、现代传媒技术、消费主义、生态主义、全球化等的发展，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一系列后果，而文论研究主要关注这些发展所产生的文化后果尤其是审美后果。“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运作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跨学科性”；如何处置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当代“对话”理论有重要启示：文学理论在“文化研究”所构建的平台上，应与其它学科建立起平等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一方面意味着相互交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文学理论并不放弃自身的独特立场而被其它学科完全同化。只有在这种跨学科的平等对话中，新世纪中国文论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
杨子彦：新世纪文论从属于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和文化转型，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要追寻新世纪文论最根本的社会文化根源，您认为，是何种因素导致了当代中国文论的如此面向？
党圣元：新世纪中国文论的重大理论问题皆与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而在现代性的研究框架中，文学艺术又首先直接与审美现代性相关，这种审美现代性又是相对于技术现代性、经济现代性等而言的。后现代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揭示了传统所谓的“现代性”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内在分裂，因此，在今日之后现代语境中，应将其置于跟技术现代性、经济现代性等的内在分裂与交互作用中，来重新审视审美现代性问题。新时代审美现代性与技术现代性、经济现代性等之间边界的开放与交融，绝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冲突的消失，相反，某种程度上它们之间的冲突其实反而会更加趋于尖锐和激化。因此，在现代性边界的开放与交融中，如何保持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也是新世纪中国文论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后现代理论另一贡献是对现代性所产生的极其复杂而且主要是负面的社会后果、生态后果的揭示，因此，一方面，可以从这些后果来探究文学艺术在新的时代转型中所遭遇的新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文论的角度对时代新转型中所出现的种种新的现实问题作理论应对和解答，新世纪中国文论于此大有作为。
杨子彦：以上我们从本土文论现状出发，在全球化视野中，就中国当代文论的问题和模式做了一个总结。我想，作为研究来说，问题的自觉最为重要。在问题意识的基础上，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将会获得更为明确的民族意识，文化意识和学科意识。
党圣元：问题意识的自觉推动着中国文论研究的进程，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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