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在美学与文论的会通中追求超越 ——姚文放教授访谈录
姚文放教授
在美学与文论的会通中追求超越
——姚文放教授访谈录
受访专家：姚文放
提问整理：陈军
文章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通讯》2011年第1期
陈军：姚教授，您好！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您走上美学和文艺学研究的道路，充满了偶然性，或许，在别人看来还有一些传奇色彩。
姚文放：没错。我们这一代“老三届”中学时代刚好遇上“文革”，本人从高中的“66届”变成了大学的“77级”，这一耽搁就是12年！我中学时对数学特别钟情，当年填报的高考志愿首选是理工科。在后来8年下乡插队落户的艰难岁月里，我没有放弃对人生的信心和梦想，每天劳动之余，除了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之外，靠听广播学习日语，后来还在市里教过两年日语，所以在恢复高考时，我报考了当时的上海外语学院。但由于超过了外语专业的年龄要求，高考办公室让我改志愿，我无奈就近考入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
陈军：果然充满传奇色彩！
姚文放：我第一次接触美学是从一位老师那里借阅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虽不得甚解，但仍详细地作了读书笔记。后来从古旧书店淘得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为其深入浅出、朴实无华、举重若轻的文风深深折服！令我难忘的是，1983年6月参加民盟中央在北京举办的一个学术讲习班，有幸亲聆了朱先生的美学讲演，亲眼见到了久仰的美学大师！另外，在我走上美学研究之路上，家父年轻时代的道友吴调公先生和蒋孔阳先生的提携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记得当时假期曾带着自己的论文习作多次赴南京和上海登门请教，得到两位先生的耳提面命，令我获益匪浅。
陈军：姚教授，好像你本科毕业不久就去山东大学读研去了吧。
姚文放：是的。1984年我师从山东大学周来祥先生攻读研究生。山东大学素以文史哲享誉海内外，浓郁的学术氛围和朴学之风陶冶了一代又一代学子。三年读研，我在导师精心指导下，得到了理论思维和方法论的严格训练。另一位业师曾繁仁先生也在专业上给了我许多重要的指引和启发，其宽厚的为人常常让我感到如沐春风、倍感温暖。如果要比较一下的话，可以说，我从周先生那里汲取的更多是学识和逻辑，从曾先生那里收获的更多是学识和情怀。期间，现已故世的狄其骢、牟世金先生等也以深厚的学术造诣惠及于我。由于接受了这份优质的学术传承，我在美学研究上找到了的感觉，提升了品位，从自发走向了自觉，在山东大学这段求学经历对我后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成为我在学术上的一个起跳点。
陈军：记得您曾经讲过这么一个观点：日后如果有人来修中国当代美学史的话，有理由相信，“青美会”是无论如何不能遗漏的一笔。您为何如此情牵“青美会”？它对您学术发展有什么重要影响么？
姚文放：一个人的成长发展，除了自学、师承之外，学术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而“青美会”就提供给我了一个绝好的学术交流平台。“青美会”的全称是“中华美学学会青年学术委员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一批在国内美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朋友志同道合、声应气求，走到了一起，共谋当代美学发展的大计，在中华美学学会的支持之下，成立了“青美会”这个以年龄为标准的学术团体，我们凭着年轻人的血色豪气和冲天干劲，克服了重重困难，举办年会，组织笔谈，开辟专栏，创办刊物，出版丛书，联络媒体，宣传鼓动，在当时学术界还着实造成了不小的动静。“青美会”基本上是每年一次全国性大会，延续十几年一直未曾间断。这种聚会真正成了我们精神上的盛大节日，而会议热烈讨论的话题后来许多成为国内美学界的热点问题。“青美会”的活动不仅凝聚了全国的青年美学工作者，也受到了许多前辈美学家的关注和扶持，王朝闻、汝信、李泽厚、刘纲纪、蒋孔阳、叶朗、聂振斌等先生都满怀热情参加“青美会”组织的活动。后来得到中华美学学会的批准，又顺应时势，以“青美会”成员为主体，成立了以审美文化研究为宗旨的“审美文化学术委员会”，简称“审美会”。“青美会”和“审美会”的学术活动为中国当代美学增添了生机，注入了活力。
对于我个人来说，收获也是巨大的，期间许多观点、思路、论说的形成，以及着手做的一些选题，往往来自“两会”各次学术会议上与朋友们的交流乃至交锋，得益于从中迸发出的灵感与激情，这些后来在我的论文和专著中都留下了记录。后来这批献身于“青美会”、“审美会”事业的朋友们从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而硕导、而博导，不少人还走上了领导岗位，各自撑起一片天地，有人也逐渐淡出了“两会”的活动，但是在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所结下的友谊、所留下的记忆将永远成为学术生命中的宝贵财富和不竭动力。
陈军：谈到在全国学术团体中的工作，您担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还是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姚文放：这些都是学界同仁的信任和关心。我最早是参加的是徐中玉、钱谷融先生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学会刚成立之时。80年代中后期参加了中华美学学会(当时称“中华全国美学学会”)，90年代中期参加了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在大学中文系开设的美学本来侧重于文艺美学，与文艺理论不分家，因此我虽然是做美学出身，但对文艺理论的兴趣丝毫不让美学，早先写的著作恰恰是属于文艺理论的。我觉得，从美学出发去考察文艺理论的问题，常常能做到别有会心、另出手眼。十余年来，凡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举办的年会我的到会率也是较高的，从而得钱中文、童庆炳、曾繁仁等先生之学问功夫的惠泽也较别人为多。特别是钱中文先生的提携让我十分感铭，1999年参加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南京会议，我提交了一篇题为《文学传统与科学传统》的论文并作大会发言，第二天《文学评论》的一位编辑找到我，说钱中文先生读了我的文章，觉得写得很好，希望尽快完善一下，以便《文学评论》刊发。当时那篇文章是用老式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又是油印，模糊不清，纸张也比较差劲，而钱先生恰恰从大量的会议论文中把它挑了出来，这种把握研究动态的学术敏感，对学术研究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奖掖后学的仁心厚义，使学术精神的精髓得到有力的昌明和光大。
陈军：姚教授，恰如您刚才所说，您是做美学出身，但对文艺理论的兴趣丝毫不亚于美学。而且确实您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可谓是硕果累累，这倒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姚文放：事实上，从1981年大学毕业前发表《论早期鲁迅的美学思想》迄今，我一直没有脱离开美学研究。我对中国古典美学一直持有比较浓厚的兴趣，后来对于当代审美文化也做过较长时间的研究，出版了《中国戏剧美学的文化阐释》（1997）、《当代审美文化批判》（1999）、《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史》（2008）等专著，最近刚刚完成了《审美文化学导论》(2010)一书。不过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出版了像《现代文艺社会学》(1993初版、2007修订版)、《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2004)等专著，还出版了教材《文学理论》(1996、2000、2007三版)，还包括下面将要做的一个较大项目，都是属于文艺理论的。这些成果的取得，均得益于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会通，丰厚的美学积累有利于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形成新颖独到的视角，同时因为美学学科的哲学性质，自然养成了文艺理论研究中富于思辨的学术品性。
陈军：那么，这种从美学入手来解决文艺理论问题的学术路径究竟带给您哪些别有会心之处呢？可以略举一二么？
姚文放：从美学入手来寻绎文艺理论的学理这种学术路径常会让人由表及里，抉其精光，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例如上面提及的《现代文艺社会学》一书里，我提出了“中介论”的文艺社会学思想，确认“中介”在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所起的作用，我以为这是看待文艺与社会生活之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在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广阔的心理、思想、形式、语言、文化等的中介地带，这两端之间的某种联系一旦进入这一中间地带，便像流经沙漠的河流一样，免不了要流失、改道甚至潜入地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这一中介对于两端之间的联系既是一种维系和保持，又是一种修正和扭曲，从而使这种联系显得那样游移不定和难以捉摸。我们的理论如果仅仅停留在描述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一一对应的线性因果关系水平上，那么问题虽然可能变得十分简单明了，但实际上发生在上述中介地带上的许多事情却被忽略和抹煞了，这就使得理论在扑朔迷离的文艺现象面前变得极其苍白无力，甚至导致错误的结论。由此可见，文艺社会学的本义不仅在于确认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而且在于寻找连接这两端的中介环节，敲开这些中介环节的硬壳，解析其复杂的内在结构，进而揭示这两端之间经由中介的双向互动，在此基础上对于一定的文艺现象作出说明。我的《现代文艺社会学》一书以及相关论文主要通过文艺行为、文艺价值、文艺心理等三个维度的研究，来楬橥这一“中介论”的理念，在八、九十年代相关文章发表，几乎每一篇都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或被有关刊物转载和摘录，专著出版后，也是好评如潮，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又如《当代审美文化批判》一书中对于“文化批判”的性质、边界和内涵作出了崭新界说，我认为，文化批判不是政治批判，不是道德批判，也不同于经验形态的批评或评论，它接近康德所说的“批判”，是在考察、分析和反思的意义上对于当代文化所作的一种学理研究。其次，文化批判也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启发。尽管法兰克福学派所针对的发达工业社会与我们所处的现代商品社会的文化状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也不乏类似之处；同时由于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当今的信息传播突出地表现为同时性和即时性，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传通和融会正在缩小甚至消除它们之间固有的差距。这就使得我们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借鉴吸取成为可能。但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批判”与之又有很大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抨击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激进立场出于他们的特殊经历和境遇，二次大战期间该学派主要成员逃离德国纳粹的铁幕而流亡西方的所见所闻导致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从而对于西方文化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其特殊语境在今天不可复制，因此我们所说的文化批判又不能照搬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学说。再次，文化批判不光是否定性、消解性的，而且也是建设性、构成性的。它要对当代文化存在的缺陷进行否定和拒斥，但它不是对当代文化进行道德审判和政治鉴定，而是依据文化的规范例如文化的健全性、合理性和生长性来对当代文化作出价值判断，进而探讨建立新型文化形态的可能性。第四，文化批判立足的基点落在现代人文精神之上，现代人文精神所体现的是一种终极关怀而不是一种初级关怀，它表现出对于实际需要的异在性、对抗性和超越性，它关注的是人性提升这一终极性问题，它致力于推动人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发挥自身潜力，向自身的生命极限和精神极限挑战。因此这种现代人文精神又常常表现为一种人文理想，它不完全属于知识的领域，而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信念和信仰的领域，它在信念和信仰的高层次上引领着当代审美文化的发展，使之呈现出积极、向上、进取的态势。可能有人会觉得在当今中国大谈人文理想是否太奢侈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应该说当今中国过多的是物质，缺少的是精神，过多的是欲望，缺少的是理性，过多的是实际，缺少的是理想，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缺失理想，而理想总是以对于日常生活和物质实用的异在性、对立性和超越性来引领整个社会的精神和实践的，如果将理想的王国拉回到现实的地面上来，消除了它对于实际生活的异在性、对立性和超越性，那倒恰恰是莫大不幸！
陈军：谢谢姚教授，谈到别具会心之处，您真是如数家珍啊！对了，最近听说此前您主持完成的第三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顺利结项，而且结项等级还被评为了“优秀”。可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么？
姚文放：这次结项被评定为优秀等级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名称是《审美文化学的定位与理论》。上世纪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联合颁布了新修订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一次将“审美文化学”列为文艺学的7个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这是“审美文化学”作为新的学科方向第一次被正式列入了学科体制，但一直缺少“审美文化学原理”或“审美文化学概论”一类的一般理论著作对其加以界定和论证,这一情况显然不利于审美文化学的学科建设。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随着现代社会大众对于审美文化不断增长的需要，当前审美文化正在蓬勃发展，审美文化研究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深化，从而审美文化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势必成为一种自觉的学术追求和建构目标。因此，我就从审美文化的“涵义研究”、“范畴研究”、“关系研究”、“问题研究”等层面入手，致力对于审美文化学这一新的学科方向进行学科定位和理论建构。这项成果的完成，有利于扭转审美文化学研究滞后于现实中审美文化发展的状况，为当前的审美文化研究提供一种理论参照，为相关学科专业方向的教学提供学术规范，对于当代审美文化的健康发展，对于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结项时评审专家给出的鉴定意见称该成果“全面总结了十多年来中国审美文化研究以及中国所引进的国外相关研究，在诸多方面都有独特的创见，是近年来国内美学研究一个重要的新收获，有助于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向新的领域进一步开拓”。后来《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科学报》分别以《审美文化学的学科建设》、《审美文化呼唤“中国经验”》为题对该项目进行了重点介绍。
陈军：再次祝贺姚教授！“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似乎您的每项成果的面世总预示着某种突破和超越。那么，最近您又在关注和思考哪些问题呢？
姚文放：做学术，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历险，从事学术研究30多年来，我一直是这条探险路上的一名“驴友”，始终以跋涉在这条充满挑战的崎岖之道上为人生之至乐，将学术研究视为对于生命之精彩的抒写和高歌。最近我在做的一个较大课题是《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已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
陈军：我想，这又是一项值得学界期待的学术成果。借此机会，可否简要介绍下该项成果的主要观点呢？
姚文放：可以。该项课题其实早在五、六年前就开始酝酿了。这从此前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上的《“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2006）、《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晚近文学理论变局的深层机理探究》（2009）等论文就可以看出。俄国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在20世纪一头一尾先后提出了“文学性”的问题，这就有了两种“文学性”。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旨在否定历史文化学派而推动文学理论朝着纯粹语言形式“向内转”；后来解构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则旨在消解形式主义而提倡文学理论向社会、历史、文化扩张，从而“向外转”了。又如晚近文学理论出现了重大变局，文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话语变得不确定了，这种书写方式被称为“理论”。从文学理论走向理论，从表面看是知识状况发生了变化，深层次则是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转折。全球化浪潮、市场经济、消费社会构成的大背景促成了文学理论的历史逆转，即从形式主义折返回来，朝着社会、历史、文化“向外转”了，其表征就是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理论”的风靡一时。
我认为，从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起，文学理论从历史文化研究“向内转”，转向纯粹的语言形式研究，蔚成了一股形式主义大潮。其学脉一直贯穿在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文学现象学、接受美学之中，直到解构主义起来，才打破绵延了大半个世纪的形式主义格局，重新燃起对于社会、历史、现实、文化的热情。然而这种“向外转”的动向，原本在形式主义文论中就埋下了伏脉，如结构主义编织的语义关系网，在纵横两根意义轴上建立的语义关联无不通向外部世界，通向社会、历史和文化。而解构主义成为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关键性节点。德里达声称他同时在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两个战场上作战，解构主义萌生于语言学之中，但却秉有天生的入世冲动和政治热情。正因为如此，“文化政治”成为在文化研究中趋热的学术取向，它关注的是文化权力，因此它是一种微观政治、边缘政治和日常生活政治。由于文化政治的介入，晚近文学理论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后现代转折，文学理论更加突出实践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文化政治涉及的并不都是文学，它包含了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生理学、生态学等，但在其中必须保持着一个文学的焦点。
关于我国文论发展的现实，我提出建国以来文学理论嬗变经过了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都有一定的理想诉求作为主导：从建国到“文革”为政治诉求所主导；新时期为审美诉求所主导；1990年代初到新世纪为文化诉求所主导。其中审美诉求的一个重要取向是形式论取向，受到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1990年代初中国社会情势和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动，感召着文学理论形成了新的文化诉求，对于社会、历史、现实从规避到介入、从疏离到切近，打破了审美自律性的障壁，直指社会现实、时代生活的重大主题，这就以丰富而又独特的中国经验，呼应着晚近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走向历史主义的大趋势。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文学理论历来具有丰厚的历史主义传统，在今天新的时代条件下，总结以往中外文学理论的学术资源，将历史主义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进而助推我国文学理论新的跃迁，这无疑是一项尚未完成但特别有意义的工作。
陈军：姚教授，上面你谈到“文化政治”一词，并认为它已成为在文化研究中趋热的学术取向。可否请您稍微详细谈谈，“文化政治”是如何形成的？与我们一般熟稔的社会政治相比，两者又有什么本质不同呢？
姚文放：好的。回顾近几十年来的世界史，人们不会不对期间种种社会思潮的起起落落留下深刻印象，包括女权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种族斗争运动、同性恋运动、绿色和平运动等。这些社会思潮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是它们和以往的反剥削、发压迫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显然具有迥然不同的特征，即前者与性别、民族、种族、族裔、性等文化身份的归属有关，属于文化身份之争且带有显著的政治意味。而历来不同人群的文化身份都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所以，文化身份差异的存在导致了文化权力的生成，而文化权力的生成则使得文化政治的出现成为必然。
而在我们考察“文化政治”形成的过程中，有一个人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德里达。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虽然一般不涉及文化政治的具体现象和各种义项，很少对于性别、民族、年龄、贫富等具体问题加以讨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在开创解构理论之始就表现出建立一门“人文科学”和标举“人的目的”的巨大热情。而人的问题的展开，便是文化政治所涉的具体现象和各种义项。为了质疑和拆解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以文字学颠覆语言学，对传统语言学内在的根本矛盾提出质疑，进而颠覆和消解了构筑在语言符号之上的形而上学传统。然而因为受到巴黎“五月风暴”运动的激荡、影响和催发，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虽然萌发在结构主义的营垒之中，属于语言学、文字学范畴，但却秉有天生的入世冲动和政治热情。这就决定了德里达必须一只眼盯着语言学、文字学范围内发生的事，另一只眼盯着社会历史、现实政治领域内的变动，用德里达本人的形象说法，就是“我一直有两个战场。”正为此故，德里达别具一格的解构理论，对于文化政治的兴起起到了深层次的导向作用。这种导向作用，既表现为解构理论本身显现的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摧毁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取向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种种社会思潮凝定了内在的魂魄，为文化政治的形成输送了新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更是表现为，这种解构理论已非曾经的超越于社会历史、现实政治之上的抽象的语言哲学、形式理论，而是不乏显著的历史主义的价值取向，“解构”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强调的是一种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
说到文化政治和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文化政治，其核心问题都是权力的问题，包括权力的分配、使用、执行、生效、争夺、转移、巩固、延续等要义。而与社会政治相比，文化政治更富于文化的意味。
如果说社会政治关心的主要是阶级、革命、斗争、政权、党派、制度、战争、解放、胜利等问题，那么文化政治则主要关心种族、民族、族裔、身份、性别、年龄、地缘、生态等问题。二者相通的是权力甚至霸权问题，不同的是前者涉及阶级、阶层、集团、政党之间的权力关系，属于相对限定的社会权力；后者关乎人类群体与群体之间(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富人与穷人、男人与女人、老辈与青年、城市人与乡下人、侨民与土著)的权力关系，属于相对宽泛的文化权力。文化政治进入了日常生活，它所关心的种族、性别、性、年龄等问题，在社会政治中往往是不屑一顾、避而不谈的。然而文化政治更多与人们的生命、生活、躯体、生理、心理相关，每一个人一出生就掉进了文化政治之中，他或她作为男人/女人、白种人/黄种人、穷人/富人、城市人/乡下人、50后/80后等，都是与生俱来且终身不变的，他或她可以脱离社会政治，但不能脱离文化政治。
进而言之，文化政治更多与消费、娱乐、享受、欲望和性相结合，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它将政治生活引向泛化和世俗化。二是宽松化、柔软化、弹性化，社会政治关乎阶级、阶层、集团、政党之间的权力之争，往往采取激烈的、极端的形式，甚至诉诸武力和暴力，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刚性的政治；文化政治则是一种宽容的、柔性的政治。三是这种宽容的、柔性的文化政治，作为社会结构中缓解紧张、释放能量的缓冲带，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的，从而文化政治对于社会政治的合理和完善不乏补偏救弊作用，终究能对社会政治的改良和进步起到平衡和牵制的作用。不过如果仅仅看到文化政治的补偏救弊作用还是不够的，这就降低和缩小了它的意义，其实对于整个政治生活来说，也许文化政治更重要、更加不可或缺，因为它更切近人们的人生、生命和生活，更关心人的命运遭际，更多倾听人的悲欢和歌哭。如果说，社会政治的宏大叙事重视事物的全局性、总体性、同质性、一元性和相互通约性，那么作为一种微观政治，文化政治崇尚事物的局部性、片断性、异质性、多样性、多元性和不可通约性。比起社会政治来，它更多关心特定群体在特定时代的特定利益，更多对于人本身的体贴和担当。
总之，文化政治的提出，旨在谋求这样一种价值立场，即通过争取日常性、自然性、生理性的政治话语的合法性，对于那种宏大叙事的、单一取向的政治文化发挥文化批判的功能，最终有利于对“以人为本”理念的张扬。
陈军：衷心祝愿该课题的研究能够顺利进行！最后，请您谈谈作为学科带头人，又做行政一把手的一些体会和感受么？
姚文放：最近我已任职届满，从扬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岗位上退下来，专心致志负责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省级重点学科等学术工作。回顾在学院行政岗位上前后九个年头，我的愿望就是个人的学术研究与学院的行政工作形成优化互动。对于个人来说，也许著书立说可以独善其身；但能够推动一个学科、一个学院上层次、上台阶而兼善广大教师和学生，无疑是更高境界。我有一句话：“个人的学术不能掉下来，学院的工作必须做上去。”现在看来基本达到了这样的预期，我感到非常欣慰。上世纪80年代初，词曲学大师任中敏先生开创的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的首批博士点，由此奠定了扬州大学学科建设、学位点建设的起点。30年弹指一挥间，几代学人的薪火相传、青蓝相接，铸成了学院深厚的学术积淀。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事业的担当者，我觉得理应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将前辈学者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在我任职期间，凝聚和推动学院上下共同努力，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2003年获得文艺学博士点、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2005年获得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06年获得《文学概论》国家级精品课程、文艺学省级重点学科；2009年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篇；2010年汉语言文学获得教育部特色专业；最近终于获得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上述实绩有力地推动学院事业跃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陈军：非常感谢姚教授拨冗接受这次访谈。衷心祝福您身体安康，继续为弘扬学术、推进事业作出宝贵的奉献！
姚文放：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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