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坤｜文学理论的双重性：知识生产与文学教育
文 学 理 论 的 双 重 性：知 识 生 产 与 文 学 教 育
作者：王坤
文章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2012）
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和对西方的借鉴。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除去有目共睹的辉煌成就，个中经验与教训亦十分丰富。当下，已经到了高度重视、深刻反省文学理论双重属性的时候了。
一、两种文学理论
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偏重于人之性情的导引，着眼点主要在于文学“怎么样”而非“是什么”，所以极为重视文学的怡情悦性、人伦养成、和谐社会等功能，可以说是从文学本身出发看待文学。西方文化传统中，宗教的教化功能一直十分强大，所以对文学的社会要求远没有中国那么强烈，其文学理论日益偏向知识生产的功能。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现在重新审视，有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尽管各种流派争奇斗艳，异彩纷呈，但多是从认识论角度出发对待文学，注重运用科学认知的各种方式，对文学进行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的解剖。这种文学理论应用于文学教育，其结果就是很难保证把文学当作文学看待。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与西方的步调越来越一致了。最近就有学者公开表态：“大学里的文学教育是消灭理想读者的教育”。[1]这里的“理想读者”，应该是指他们注重文学对人心的影响、对精神的养护、对审美境界的追求……要义在于把文学当作文学看待。而我们大学现有的文学理论，刻意追求围绕着文学、乃至抛开文学展开的知识生产，很难避免不把文学当文学看待的结局。[2]
当然，如果拘泥于把文学当作文学，就会自然而然地把眼光集中于文学的感性层面、审美层面……而在这方面，仅从古人的作品中，就可以找出太多的精辟表述，比如：文学不过就是“人海风波” [3]、“悲欢离合” [4]……更不用提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论典籍资料中，把文学当作文学看待，恰如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各种见解，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只要进行了扎实的钻研，就会觉得，今人有关文学的话语，超出古人水平的，其实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多；悲观一点说，最突出之处也许还只是体现在篇幅上：古人谈论文学的文章，在篇幅上是远逊于今人的。
文学理论界现在面临的问题在于，一方面，相当盛行的做法是，不把文学当作文学，文学理论少谈或不谈文学，但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却语焉不详，难以服人。另一方面，要求把文学当作文学、文学理论应当多谈文学的声音，因各种原因，包括知识的代沟等等，在新潮面前，又显得苍白无力。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文学理论：它属于指导文学创作与接受的文学教育，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领域之一？现在看来，我们在建国之初直至文革之前，是依据作为文学教育的理论观，来接受西方文论的；新时期以来，这种思路仍然在延续着，但是，依据作为知识生产的理论观，来接受西方文论的规模和速度，日益超过前者。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后者无疑已经成为主流。而文学理论界对这种现象，多以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等等来解释，显然忽略了两种文学理论的的区别。
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理论，跟随西方形而上学沉思及其本体论意识，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积累和演变。其间最主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定购”知识的“订单”中，纯粹的“求知本能”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团体/政府订货”所占比重越来越高。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人类的形而上学思考已越来越运行在体制的轨道上，学术研究也越来越以知识生产的形式进行。就研究者内在驱动中的体制化动力、以及研究成果的体制化程度而言，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理论，日益超过作为指导创作和接受的文学理论。从人文科学的总体发展来看，各种层级的科学院、研究所和大学里的院系，以及各种奖项、基金等等，恰如一支无形之手，将几乎所有知识生产者以及源源不断的后继队伍，疏而不漏地握入掌中，文学理论不过是庞大的知识生产系统中的一个分支领域而已。后现代思潮敢于发起并能够做到对人类积累的几乎所有知识进行解构，正是基于现行学术制度与知识生产的密切联系：各种投入不断地以“订单”形式引导着知识生产，为确保投入不被浪费，强调创新就成为投入的天然前提；而创新的天然前提则是以现有知识为出发点；因此，所有新产出的知识，一定是在围绕着已有的知识做文章，或赞扬或批判并由此出新。
意识到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理论已经占据主流位置，对文学理论的发展特别重要：目前与今后就不必拘泥于文学教育的思路来看待文学理论，当代文论界今天或明天看来肯定毫无意义的许多争论，其实都是由于没有区分两种文学理论、因而对西方文论进行错位理解与接受的后果。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理论，虽然对创作和接受不会产生直接影响，但对文学教育却影响巨大，甚至形成或改变人们对文学的看法。在作出两种区分的同时，也要避免将两种文学理论当作泾渭分明、毫不相干的两个对象来看待；更不能认定只有西方才有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理论；只有中国古代才有作为文学教育的文学理论。
一旦将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生产，首先，就不能、也无法回避后现代思想家对知识、真理等所具有的双重属性的揭示：科学性与规范性。这里的科学性，其内涵不言而喻是指客观性、中立性、普遍性等等；这里的规范性，其内涵则是指规定性、权力特征、正当化功能、服务主流社会功能等等。也就是说，任何知识、真理的背后，都有着被遮蔽的东西：那就是参与、支配知识形成全过程的权力、意识形态等要素。后现代的这种解构一切、颠覆一切的思路，肯定难以在中国学术土壤扎根，因为我们文化传统中太多十分珍贵的观念或意识，比如美德、审美等等，就经不起这种解构。然而其眼光的锐利、透彻，既令人佩服，更令人从中看到中西方在学术研究领域思路的不同。
其次，既然清醒地意识到现在向西方学习的，是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理论，我们就再次面临两大艰巨任务的挑战：“往回走”和“跟着走”。从学理上讲，新一轮的学习任务，比建国初期开始的那一轮要艰巨得多。因为，没有相应的知识积累肯定跟不上，所以“跟着走”的前提是“往回走”，而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面对的是西方文学理论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的知识生产和积累过程，以及贯穿其间的思维方式的演变过程。
二、知识生产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及其向东方智慧的靠拢
西方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理论，是传统形而上学的自然伴生领域，深受哲学规制，有着严格的逻辑起点、核心范畴，其中对中国当代文论影响最为深远且极为复杂的，就是本体论同语言论的纠葛。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海德格尔是其间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他之前，本体论问题更受学界关注；在他之后，后现代思想家对传统的颠覆多由语言领域所发起。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哲思，起源于对普遍性问题的关注：“哲学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5]西方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理论，其本体论追问的基点是先天设定的。这也正是后现代思潮在波及文学理论时，所着力解构的对象，我国文学理论界目前的巨变局面，与此密切相关。
本体论的语言学根源，与语言论的本体论内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纠结，加上表述的晦涩、艰深，使得问题常常有如处在迷宫之中。语言论的根子在认识论，因为认识论的发展，必然涉及到人类的语言问题，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演进历程就是明证。而认识论与本体论之间，又存在互为前提、循环论证的关系。无论本体论还是由此演变开来的本质论，其渊源之一，都离不开语言问题。
就源头而言，我们今天所说的本体论或本质论，是由古希腊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而来的。“存在”这个概念在英文里的表达方式，为系动词“to be”，在使用中还演变为动名词“being”；在现代汉语里，则用“是”字来表示。用系动词“to be”连接主词与宾词，形成“S是P”的语句结构，是印欧语系里的特有语言现象。“存在”或“在”这个词的全部词义变化，决定于它的三种词干，但是，它们在今天已经消失，“只有一个‘抽象的’含义‘在’还保存下来了。”[6]
作为系动词，“to be”（是、存在）本无实际含义。所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是’显然不是什么实在的谓词……它只是一个判断的系词”。[7]也就是说，系动词“to be”只是表示某物存在，不表示事物的任何属性！因为，没有实在经验的依据，是不能断言某物具有某种属性的。但是，作为“to be”的动名词形式，它又具有特定的含义。正是在这里，海德格尔详细探讨了本体论问题的语言学错误根源：“存在一词，古希腊文原本写作on。作为系动词‘是’、或英文中的‘Be’，它代表生成流变、万物运转。启蒙之后的欧洲语言，将它错误限定成了动名词（Onto或Being）——从此删除了存在（To be）的活力，使之沦为僵化的本体论（Ontologie）”。[8]
在我国，存在论也曾被翻译为“（万）有论”、“在论” 或“是论”的，只是随着英语及其语法在我国的大规模普及，随着“to be”被翻译为“是”，原本表示某物“存在”的本体论，逐步演变为追问某物是“什么”的本质论。“是”或“是不是”的思维方式由现代汉语赋予合法身份，不仅在学术研究领域得以确立，也通行于日常生活之中。
在西方，“是”字一旦成为哲学范畴，所导致的思维方式竟支配人们长达十数个世纪之久：界定一切存在者，并将其抽象为客体功能。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其语言学根源和迷雾皆出于此。海德格尔因此叹息：“一个‘是’字，竟引起世界崩解”！他的结论是：凡以“是不是”设问的命题，全部都落入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俗套，所以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9]因为，从词源角度讲，动词不定式“to be”（是）和动名词“being”（是）所包含的内容，大不相同。人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恰恰将动词不定式转换为动名词，使得不定式原有的空间被限死了。也即当我们说文学“是”什么的时候，就将文学限死了。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课程的重心，都在本质论，区别只在本质内涵的界定上，比如意识形态本质论、审美本质论等等。后现代思想尤其是反本质主义引入我国学界以来，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经历了一个由本质论到观念论直至活动论的演变过程。
面对文学现象及文学理论的发展，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的进展，学者们首先逐渐意识到追问对象“是什么”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外在缺陷：容易把永远处于流变之中的对象，当作静止不变的东西。为了认清研究对象的性质，适当的抽象是必需的，但是过度的抽象，会导致将对象简单化、概念化，反而会妨碍认识。面对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文学现象，用一条或几条干巴巴的概念来回答“文学是什么”的思维方式，已经明显不再适宜于用来研究文学了。于是文学本质论就由文学观念论来替代，因为观念的动态性远非本质所能及。几乎就在同时，人们又觉得，文学活动论相对于文学观念论来说，则更吻合文学现状，文学从创作到接受，本来就是一种社会活动。正是理论视角的转换，才导致研究对象和空间的更新与拓展，从而使得文学理论这门学科，进入一个空前繁荣发展的时期。
最新出版的、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文学理论》，其对文学的定性，也还是着眼于文学活动论。[10]
就文学教育而言，高校学生、尤其是中文系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目的，当然包括掌握基本知识、理解基本概念范畴以及培养运用理论来批评作品的基本能力。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培养、训练、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具体的文学理论问题，其实是没有终极答案的，或者说，文学理论这门学科发展到现在，除非自甘落伍或固步自封，人们一般都不再坚持追求终极答案的思路了。对某个问题的探讨和解决，所取得的进展或突破，主要体现在回答问题的思路上，或者说体现在思维方式的转换上。
就“文学本质论”而言，它本是追求终极答案思维方式的产物。作为文学理论的核心范畴，任何一种文学本质论的提出，都会对文学理论乃至整个文学研究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建国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多是对现成原理的坚持和阐发，对西方各种观点的加工改造、梳理归类以及批判，自己独立提出的观点比较少见。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非常复杂，本文的目的也不在此，只是想指出，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西方学者提出的关于“文学本质”的众多观点，诸如再现说、表现说、实用说、形式说、体验说等等，无非就是换一个思路看文学，从而得出新的结论。思维方式长期单一的话，在理论方面是没法有建树的。理论的滞后，则必然导致整个学科的原地踏步。
目前其影响席卷全世界的几位后现代思想家，如德里达、福柯、德勒兹等，他们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引起世人关注，思维方式的变化是主因之一。在本质论问题上，德勒兹的看法尤为系统。他提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几千年来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树状”思维，人们在这种思维的规训下，凡事都试图寻找现象之后的本质，研究者则总在试图抽象出现象背后的终极存在。在分析“树状”思维忽略在场性、差异性，只以同一性为最高目的之后，德勒兹提出“块茎状”思维，以与“树状”思维相对。从植物学的角度讲，“块茎状”结构与“树状”结构不一样，它不是垂直生长，而是水平生长。通常一棵树砍断了树干，树的生命就随之结束；而块茎的任一部分，随时都可以因切断或割裂而长出新的块茎。显然，这种“块茎状”思维远比“树状”思维要活跃得多，所以德勒兹称“树状”思维是“城邦思想”，“块茎状”思维是“游牧思想”；“树状”思维是一种纵向性思维，“块茎状”思维是一种横向性思维；“树状”思维是一种平原状态，而“块茎状”思维则是一种高原状态。[11]
德勒兹的研究，一如他之前的所有大家，博大、深邃、犀利！然而也不无偏激。但是，他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洞见西方知识生产、学术创新奥秘的绝佳视角：就文学理论而言，西方现代文论流派众多，从思维方式上讲，是拜“块茎状”思维所赐。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美学等等，他们是把文学活动中的任一环节拿来当作本体论，从而创造出新的理论学说。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思路，“树状”思维的痕迹特别明显：无论文学活动有多少环节，都得服从、隶属“本质论”这个第一环节！结果，“本质论”方面没有什么创建，西方多重本体论的成果已经出来，极大拓展了研究视野和范围，可惜不是我们的功劳。话语权没拿到，只好跟在人家后面，从事引进、消化、改造、发挥的工作。
从学理上讲，后现代思潮对传统的颠覆是前无古人的，然而切不可忽略它的知识生产特性，毋宁说后现代是西方知识生产前所未有的高产时期。知识生产不同于学术发展，其内在驱动中，不乏为批判而批判、为创新而创新的元素，偏激之处一望而知。以本质论而言，追问对象“是什么”的背后、树状思维的背后，不过就是从哲理的角度追求普遍性而已，绝非如反本质主义所批判的那样全无是处。尤其是从话语逻辑的演进脉络来看，在传统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中，并非只有追求普遍性的努力。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柏拉图偏重普遍与亚里斯多德偏重个别的分歧。当然，这种分歧是相对而言的。亚里斯多德同样注重普遍性问题，只是他强调普遍就在个别之中，并且对此“往往陷入混乱和困境”[12]而已。这种重个别与重普遍的分歧发展到中世纪，则出现了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随后，由唯名论这一思路发展下来，出现了经验论；由实在论这一思路发展下来，则出现了唯理论。人们常说的归纳法属于经验论，演绎法则属于唯理论。到了现代波普尔那里，他将实在论与唯名论之争，命名为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13]这两种方法论到了后现代，则成为同一性与差异性之争，包括洛特曼提出的同一美学与对立美学之争。[14]归根结底，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就是重视普遍、抽象与重视个别、具体的区别。从问题本身的发展脉络来看，反本质主义真正站得住脚、经得起检验的观点，其实只是提出了要重视差异性、个别性。而抽象与具体、普遍与个别，永远都是人类思维不可或缺的部分，应当受到同等重视，不可偏于一端。
结合后现代思潮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整体反思与批判，可以看清：本质主义首先源自对世界万物基始的追问；其次源自系动词“to be”的使用过程中，人们将“存在”演变为“是”；再次则源自树状思维模式。这三大根源，涉及人类哲思的源头、语言运用中判断句的初始形式、思维逻辑的基本顺序，皆与人类思维能力的进化程度密切关联，其合理性一望而知。
我国当代文学理论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无法抹煞的，其中承袭西学而来的本质主义思路的规训功不可没。当然，任何事物包括人类思维都是发展、变化的，尤其经过后现代思潮冲击，文学理论领域里本质主义思路的缺陷现在也看得比较清楚了：第一，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将文学当作外在于人的对象，即不把文学当作文学；第二，以达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概念界定为目的，过度追求普遍性，忽略差异性，僵化、固化研究对象；第三，树状思维方式所导致的单一本质论意识。
在弄清本质主义根源及其缺陷的基础上，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经后现代思潮批判所发生的三大变化以及我国文学理论界的接受现状，也就比较明晰了：
首先，转向反本质主义思路，对“是什么”的本体论追问思路的批判和否定。其实这里只涉及到本质主义的一个点，而非全部。学界对此可以说是全盘接受，文学理论的整体面貌也因此发生巨变；至于可能仍有个别人还在追问文学是什么，将被抛弃的东西当作真理来坚持，则属于另外的问题了。其次，以“块茎状”思维批判“树状”思维。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远远不及对反本质问题的重视。第三，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变化，改变主客二分思维模式。海德格尔转向了主客相融思维模式，德里达等人则转向了语言、符号，目前学界对此所表现出来的兴趣也不是很大。但是，海德格尔的转向，与我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精髓恰恰相通，堪称西方当代文学理论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变化。简而言之，我们对西方当代文论中向东方智慧靠拢的趋势，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于反本质主义问题，学界迄今实际接受的与应该接受的，两者之间还存在认识误区。
三、当代文学理论对教育功能的放弃与召回
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在跟着西方走的，也就是不断地偏向知识生产，不断地偏离文学教育，直至几乎放弃文学理论的教育功能。当然，由于特定时代背景的作用，这种放弃是以特殊方式表现出来的，现在看来也是难以避免的。同样，对教育功能的召回，也有其特殊方式，更是一种必然趋势。
现在的在校生，进入大学之前，已经接受了也许并不系统、但肯定很新潮的许多文学观念。对文学的归属性或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命题、学说，极易不屑一顾：西方早就将独立性赋予文学了！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全社会都处于拨乱反正、清除极左思潮的大背景之中，这种情绪在青年学子里尤其普遍。那时常见的情形，就是以西方艺术独立理论、为艺术而艺术理论，以及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理论为据，反对或批驳文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等等的密切联系。尽管当时的人们或许没有意识到、或许是在刻意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大家彼时正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自然包括文学理论，来铲除极左政治、推行改革开放的新政治。其间频频得到引用、堪称经典的，就是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施克洛夫斯基的名言：“艺术总是独立于生活，在它的颜色里永远不会反映出飘扬在城堡上那面旗帜的颜色。”[15]
从那时起，高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过程中，就存在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教材的编著者、讲授者下了大力气的文学意识形态性质部分，在学生那里总是难以获得像文学理论其他内容那样的青睐。甚至谁说文学具有意识形态性质，谁就有点保守了……围绕着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争论，往往也与此相关。其实，与其面红耳赤地与人争辩，强调文学意识形态色彩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或苦口婆心地劝说青年学生接受这种观点（还不能较真地检查效果），不如看看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同时代乃至之后的西方学者还说过什么。
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于1930年以伏罗申洛夫的名义发表，内中称语言为意识形态符号，后现代思潮中的许多问题即由此而出：凡用语言表述的东西，背后皆有意识形态内涵，没有纯粹的知识、真理。巴赫金还有个著名的“君为臣纲”公式：意识形态为君，符号系统为臣，意识形态大于符号系统。[16]
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路易·阿尔都塞在当代西方哲学界无人不知，他的论战性文字《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欧美学界造成了划时代影响”。阿尔都塞将国家机器划分为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两大类，前者指政府部门、军警、法庭、监狱等等，简称利萨司（英文缩写RSAs），后者包括教会、学校、工会、文化传媒等等，简称意萨司（英文缩写ISAs）。这两套机器软硬交替、互为补充：“利萨司以暴力为后盾，维护意萨司活动。后者则以隐秘柔软方式，透过日常训练、奖惩考核，造就人们对资本主义秩序的长久服从。”[17]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其功能恰如宗教信仰、道德准则：保证公民对社会秩序的自觉遵守。通过阿尔都塞的揭露，“那些远离政治的社会机构，诸如文艺、家庭、教育等，纷纷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18]
意识形态的影响实际上无处不在，或者说法力无边。由此令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热潮。抽象说来，人的目的确实就是人自身，然而在实际的存在境遇里，人没法脱离“无形之手”的制约。因此，主体是被主体化的、被建构的、被统治的。福柯对此做了详细的论证：主体即人被标准化的过程。个人在认识、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因掌握了知识而被规训为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标准化的正常人，具体说来，就是成为符合社会标准的“说话的主体”、“劳动的主体”、“生活的主体。”[19]
然而，后现代的锋芒所向，并未到此为止，它不仅要揭露意萨司、主体等身上被中立自由色彩所遮盖的意识形态性质，更要揭露语言、符号、话语、真理、知识等所具有的双重性：科学性与规范性。也就是说，后现代思想家，如罗兰·巴特、德里达、福柯等人，是要揭露语言、符号、话语、真理、知识等身上被中立自由色彩所遮盖的意识形态性质。
后现代的这种理论视角，虽然不无偏激，但用于观察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却是非常实在的，特别是在联系我国文学教育的现状时。当代学者王岳川曾提及令他深感不安的一次经历：在中国国际广播公司举办的一个各国电台台长和汉语主播的研讨会上，与会人士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试题，所给出的答案令人深思：请根据个人喜好，在四位中国名人的名字——孔子、苏东坡、鲁迅、李小龙——下面站队，18位主持人和台长，有16个站到李小龙的名字下面；《老子》、《论语》、《红楼梦》、金庸小说，请选出最喜欢的，结果几乎全都站在金庸门下；请在西施、杨贵妃、林黛玉、巩俐四个美女下面站队，也是16人站在巩俐面前。[20]如果在国内青少年中作类似调查，结果不见得比上面的事例有多大的区别。美国的“三片”——好莱坞大片、麦当劳薯片、微软的芯片——对我国青少年的影响，与中华传统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孰优孰劣，一下子还真不好说清楚。
除此之外，还有更值得警醒的：根据英国人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披露，迄今恐怕仍在令无数国人追捧的当代西方艺术标准，其主宰者其实并非从事艺术创造的艺术家，而是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的巨额收购资金！这些资金来源于名目繁多的各种基金，而这些基金又是曲里拐弯地经由中情局源于美国国库。以这种方式，古典的和现代的经典艺术被摧毁，随之而来的众望所归，则是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中情局的行动站。中情局有人甚至直接露底：“说到抽象表现主义，……它是中央情报局的发明创造”；美国其实并非没有文化部和宣传部，而是“潜伏”在中情局里面呢：“中央情报局实际上是在起着一个文化部的作用。”[21]
在文学的独立性与归属性问题上，类似这样的活生生事例，说明艺术独立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西方人自己却非常出色地发挥了文学的归属性功能，为推行他们的价值观在全世界流行，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实促使并加速了人们对文学与社会关系认识的大轮回，当然，这种轮回，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以社会变化、认识深化为基础的升华，是文学理论教育功能回归的前提。
西方20世纪以来的各种文学理论，无不以对文学的理性剖析为特长，无不以文学为阐释理论观点的具体佐证材料。这种思路，经过几十年的规训，已为我国文学理论完全接受。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教材中，除了逐步将“文学欣赏”请出课堂、以接受美学取而代之外，还有直接以“艺术生产”命名的。实事求是地说，受西方影响的文学理论，多有如黑格尔等人那样，充溢着思想的魅力和理性的光辉，但却难见文学本身的踪影，因为文学被降解为知识生产车间的材料仓库了。如此实施的文学教育，如果没能消灭、还能保住“理想读者”，倒是要令人感到惊诧了。
“把文学当作文学”之所以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精义，因为它本身就以精美的形态呈现于世，尤其是它的主要概念、范畴，都饱含着活生生的审美意蕴。这一点目前学不了、也无法学，除非增设此类知识生产的“订单”。
文学始终是以活生生的整体而“怎么样”的，把文学当作文学，其实就是指不能把文学当作外在于人的对象和干巴巴的材料，一切理性的分析，都以保全而不是肢解鲜活的文学整体世界为前提。被静悄悄礼送出境的“文学欣赏”，应当大张旗鼓地请回来，这是把文学当作文学的最基本前提，也是目前召回文学理论教育功能的具体方式。
至于如何像传统文学理论那样，以精美的理论形态，突出文学的魅力和光辉，这是当代文学理论纠正西方思维影响的缺陷而独立发展的世纪难题。解决的关键，从根本上说在于转向主客相融的思维方式：人类与天地万物、宇宙自然不是彼此外在的，而是相融为一的整体。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仔细体味，就可发现其中都包含着万物有灵、万物有情、万物有言的意蕴。人类一直追求的最高理想，其实就是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万物共生共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学是人类为自己建造的精神家园，她精心培育并呵护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最美好理想，柔韧地抵制由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带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执着而有成效地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指出前进方向。
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到今天，所形成的偏重知识生产态势，具有无法避免的必然性。尽管产生了不把文学当作文学的后果，但在开拓视野、提升思维能力等方面，于国民素质又功莫大焉！现在提出召回文学理论的教育功能，并非要以抛弃知识生产功能为前提，两者是可以并重而非如现在这样偏废的。
注 释：
[1] 吴晓东：《文学的诗性之灯》，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
[2] 笔者始终记得读研究生时的一件事：1985年秋季开学不久，在北大五四操场旁边三教的一楼大教室，季羡林先生到场向中文系及外文系的老师和研究生交流关于方法论的某个国际学术会议的信息，其间先生有点喃喃自语似地说到，这种方法、那种方法，怎没听说用文学的方法研究文学？也许，把文学当作文学看待就是研究文学的的文学方法？
[3] [元] 姚燧《阳春曲》：笔头风月时时过，眼前儿曹渐渐多。有人问我事如何？人海阔，无日不风波。
[4] [宋] 蒋捷：《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黎明。
[5]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3页。
[6] [德]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0-71页。
[7] [德] 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5页。
[8] 赵一凡：《从卢卡奇到萨义德—西方文论讲稿续编》，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78-679。赵先生学风谨严且精通外语，特地标明：此处要义“参阅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4、245、359诸页，以及495页译者对于存在一词的讨论”。
[9] 赵一凡：《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西方文论讲稿》，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2、170页。
[10] 参见作者署名为“本书编写组”编写的《文学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3编：文学活动的构成。
[11] 参见陈永国编译《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块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161页。
[12] 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导言，第361页。
[13] [英] 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14] [苏联] 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王坤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34、177、406、409页。
[15] 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80页。
[16] 赵一凡：《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西方文论讲稿》，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74-275页。
[17] 赵一凡：《从卢卡奇到萨义德—西方文论讲稿续编》，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64页。
[18]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编：《西方文论关键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词条，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773页。
[19] 参见高宣扬《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页。
[20] 参见王岳川《大国文化创新与国家文化安全》，《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
[21] [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93、142页。
王坤（1957— ），湖北蕲春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广东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转折时代的美学与批评》、《符号学与戏剧理论》（译著）、《艺术文本的结构》等。发表论文《单元人生价值观与多元人生价值观——高加林与董康形象性格内核的比较分析》、《艺术文本的功能——洛特曼符号学美学思想述评》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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