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从文学到视觉文化 ——与周宪教授的访谈
周宪教授
从文学到视觉文化
——与周宪教授的访谈
受访专家：周宪
提问整理：殷曼亭
文章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通讯》2013年第1期
殷曼亭：周老师，今天很高兴有机会采访您。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生长环境，也有自己的学术发展路径，形成自己的学术研究品格。您在文学理论、美学和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有所建树，我想请您谈谈您的求学和治学经历，好吗？
周宪：我是文革后进入大学的那一代，所谓“78级”。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文革十年，在最需要学习知识的时候，我们却失去了学习机会。我自己连高中都没有上过，文革中只在中学待了两年就进了工厂当工人，一待就是八年。一直到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我考入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大学四年，我从文学到批评再到理论，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兴趣。在大三和大四时，我分别在《文学评论》和《文艺研究》上发表了两篇习作，这对我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是很大的鼓舞。本科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三年，1985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师从著名美学家叶朗先生。现在想来80年代真的令人怀念。那时既没有什么课题，也没有科研经费，但人人都对学术有一种发自心底的热情，研究什么完全出自个人兴趣，和今天的情况大不同。北大三年研究生的学术训练把我带上了更高的平台。一方面，我有幸遇到了一大批很棒的老师，听了许多不同的课程，学术视野有了很大的拓展；另一方面，北大图书馆是一个巨大的宝库，特别是西文藏书极丰富，如饥似渴甚至囫囵吞枣式的疯狂阅读，让人知识结构和储备有了极大的改观。说实话， 那时读了很多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方面的经典著述，不知不觉中培育了一种“越界”的学术冲动，就是不断地越出现有学科的边界，探究其他学科的进展，用今天时髦的语言来说，就是“跨学科研究”。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后来又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和戏剧专家董健教授。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叙事剧理论及其与中国当代戏剧的复杂关系。论文后来获得了教育部高等院校优博论文。回顾我自己的求学道路，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我有幸碰到了不少好老师，现在怀有一种感恩心理，打心底里感激给我以教诲的许多前辈和老师。我本科从文学入手，硕士进入美学和哲学，博士又转向戏剧，学术领域的拓展和变化既在不断地挑战自己，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知识结构。我的体会是，在知识生产爆炸性增长的今天，在学术研究多学科和跨学科高度整合的今天，一个学者只有持续不断地自我更新才不至于落伍。
殷曼亭：您在国内学界率先倡导文化研究、审美现代性研究的学者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您的《超越文学》、《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现代性的张力》、《崎岖的思路》、《思想的碎片》、《审美现代性批判》，《视觉文化的转向》等著作，以及您参与主编的一系列译丛，有力了推动了国内文化研究及审美现代性研究方面的发展。不过我注意到，您最早的学术兴趣是在艺术心理学方面，比如您在1991年翻译了瓦伦丁的《美的实验心理学》一书、1992年出版了专著《走向创造的境界》，而在您的《超越文学》亦有很明显的艺术心理学的影响。是什么促使您从艺术心理学转向了文化研究以及审美现代性？
周宪：回顾我的学术发展，大约可以这样来概括，起初是从文学和美学研究进入学术界，然后形成了几步拓展。第一步是涉足文艺心理学，因为80年代文艺心理学很热闹，文艺学研究者大多希望通过文艺心理学来推进文艺学研究，尤其是文学创作和欣赏问题。第二步是文化研究，它比文艺心理学更为广阔也更加跨学科，更具现实关怀和社会批判性。文化研究对我来说也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另一个则是比较具体的视觉文化研究。第三步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它把文化研究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西方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性的关系及其比较研究是一个重要问题，而现代性内部的审美现代性与其他现代性的张力关系则是另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也许是文艺心理学不足以满足研究的兴趣，或者说一些我感兴趣的新问题超出了文艺心理学范畴，所以走出文艺心理学不可避免。当然，文艺心理学打开了一扇别的学科视野看问题的窗户，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走向创造的境界》就是关于文艺心理学的。总体上说，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始终是我研究的核心，以此核心打开了心理学、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三个扇面，进而形成多学科的研究格局。也许是因为早期比较偏重于研究方法论的导向，我一直比较关注国外学术界的发展动向，在自己的研究和阅读之余，发现了不少值得译介的西学著述。所以自90年代末以来，我和一些朋友陆续主编了几套译丛，意在借他山之石来攻本土之玉，推进中西学术的互动。尽管主编这些译丛耗去了我很多精力，但是看到可以推进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心里是很宽慰的。
殷曼亭：您与《超越文学》同年出版的还有《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我发现这本书是您转向文化研究的一个较明显的讯号，以我个人的理解来看，您这本书的标题就鲜明地体现出了您的现实关怀与您的学术转型的密切关系。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及文化亦发生了重大转型，您觉得这一转型为美学提出了哪些问题呢？
周宪：其实这两本书写于不同时期，《超越文学》早已完稿，由于90年代是学术出版的艰难时世，所以拖了好几年才面世，这就导致了两本书同一年出版。90年代中期我就比较多地关心当代文化研究，由于当时集中阅读了一些社会理论和文化社会学方面的著作，特别是韦伯、齐美尔、帕森斯、威廉斯、鲍曼和布尔迪厄等人著作，觉得很受启发，完全颠覆了过去形成的那些文学和美学观念。加之中国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也提出许多挑战性的问题，于是我就开始对文化研究投入了较多关注。其实，这个转变也是当时国内文艺学和美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转向，文化研究的兴起彻底改变了学术版图，为学者和知识分子更多地介入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摆脱经院式的研究范式提供了新的路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也引发了国内学界的热烈的争论，文化研究能否可以取代文学研究？或者说文学研究的范式是否过时？抑或说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两者是否相容？这些问题至今仍未有定论。我以为，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更多的是相容相交关系，至少应该是平行关系。但它们在基本观念、研究方法和理论资源上有很多差别，好比是两扇不同的窗户所看到的不同的风景。如果说一扇窗户看到的风景有所局限的话，那么两扇窗户也就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文艺的途径。我发现，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文学研究者与文化研究者通常是一拨人，但他们的学术品格和气质却有所不同，理想的状态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殷曼亭：当您在上世纪90年代末倡导带有跨学科特征的文化研究与审美现代性研究时，是否感受上一些压力？世纪之交，中国美学界曾出现到美学危机与美学学科有效性方面的争论，您怎样看待十余年前的那场争论？您在去年曾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学的危机或复兴？》的文章，这是否暗示着当下的美学危机依然存在？
周宪：在我看来，跨学科研究就是越出了原有学科的边界。学科这个词的西文涵义一方面是指知识的门类或范畴，另一方面又特指训练或纪律。在福柯的意义上就是所谓的“规训”。所以，如果说有什么压力的话，就是当你越界时总不如呆在原有学科内安全。许多争议与其说观点的纷争，不如说是原有学科规训与跨学科探索之间的差别所造成的。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用伊瑟尔的术语来说，前者是软理论，后者是硬理论；或用库恩的话来描述，人文学科容许多种解释，而自然科学通常只有一种正确的解释。这就意味着人文学科出现不同解释或争论是在所难免。因此主张传统的美学研究范式，与主张文化研究范式，两者间爆发论争是很自然的。据我所知，这一论争不但在中国学界存在，在西方学界亦复如此。我那篇文章讨论了美学研究中与上述问题相近的两种范式的冲突：即审美中心范式和审美政治范式的博弈。时至今日，这一博弈仍存在，它反映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对美学研究的深刻影响。无论是从前一种观点来看，还是从后一种立场来看，美学显然都处在深刻的危机中。但问题在于，如何走出这样二元对立的困境，这才是复兴的意义所在。晚近无论中西学界，似都有一个回归审美的潮流，人们开始厌倦了动辄政治解读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激进主义，开始把注意力指向审美，或重新考量审美在功能。朗西埃的近著《美学及其不满》一书的标题很能说明问题。还有人以“审美的复仇”为书的标题来说明这一转变。不过，反向的抵抗也很有势力。但我想强调指出，回归审美决不是简单重归传统的无功利或唯美主义的美学范式，经过美学政治化的洗礼，重提审美一定有许多新的变化和理解。这就是美学复兴的契机。
殷曼亭：十几年来，国内审美现代性方面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持续的热点，您如何看待当下的审美现代性研究，您有什么想说的建议吗？
周宪：审美现代性作为一个热点问题，在西学背景中呈现为现代性的张力，即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之间的紧张，也有称之为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抵牾。这种看法实质上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冲突论的传统，亦即从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内发现作为发展动因的内在矛盾。同源于启蒙精神的两种现代性最终走向彼此对抗是耐人寻味的，我以为审美现代性只有从这个角度加以审视，才能有效地解释现代文化和艺术中许多看似匪夷所思的现象。但中国情况有所不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程中，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化一直保持着某种同一性关系，始终服务于启蒙、变法、革命等宏大叙事。或者说，中国的审美现代性从来都是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晚近西方学界热议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或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实际上就是要讨论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其他现代性，我想中国的审美现代性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独特现象。它一方面与外部社会实践关系复杂，另一方面它自身也有抵牾冲突的不同力量。另外，和现代商业文化密切相关的另一种文化现代性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特别是以上海摩登为表征的都市文化现代性。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正在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消费文化的崛起和资本对文化艺术的深度浸淫已经改变了中国审美现代性的走向。
殷曼亭：您近期的学术焦点集中在了视觉文化方面。不过从您的研究成果来看，其实您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注意到了视觉文化问题。在您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已经向我们揭示了影像产生对传统审美趣味的冲击，讨论了视觉文化中重要的“仿像”现象，关注到本雅明、鲍德里亚、拉什等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理论贡献。您当时是怎么定位视觉文化的呢？因为我注意到，其实在这本书里，你的主要视域还是在文化研究、消费社会、传媒理论、美学。而后来出版的《视觉文化的转向》（2008）中，您亦说到“最初，我以为视觉文化研究不过是运用现有的文化研究方法进入视觉问题而已，其实不然！”这一陈述很明显地体现出您在十年间有关视觉文化立场上的变化。请您就此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周宪：文化研究和视觉文化研究有某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文化研究包含了视觉文化研究；另一种看法是视觉文化研究与文化研究全然不同。我认为没有必要过于清晰地划出两者的边界，因为它们都是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和包容性。视觉形象一直是我关注的领域，很难设想文化研究可以排除视觉形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当然就是视觉文化研究。我们要注意到两个事实：其一，从文化的历史发展形态来看，视觉文化是与大众文化、媒介文化和电子文化等兴起相关联的，尤其是90年代以来，视觉文化的凸显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新景观；其二，一种感性娱乐的消费文化的兴起推动了视觉文化异军突起，快感首先源自视觉愉悦及其视觉体验。虽然我早已注意到视觉形象，但是作为一个专题研究的视觉文化，应说是在90年代末，是我前一段文化研究的进一步聚焦，是对中国当代文化现实发展的一个理论回应。当然，视觉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有一些来源于其他学科或知识系统的理论资源（比如图像学、符号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它强调和传统的视觉艺术研究（艺术史、建筑与城市研究，电影研究，传媒文化研究等）结合，因而发展出一种整合性的视觉研究，形成了独特的方法论，这些都是得视觉文化研究不同于一般（尤其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的地方。所以说，视觉文化并不是把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简单地用于视觉现象。西方的视觉文化研究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些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当下的视觉文化研究来说，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方法，乃是下一阶段的重要课题。随着中国视觉文化自身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不少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于是，对应于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就需要有相应的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法。
殷曼亭：就我所知，您非常欣赏米切尔强调视觉文化研究要关注“视觉的社会建构”与“社会的视觉建构”，而从您的视觉文化研究来看，您也有一个从前者向这一辩证关系逐步深入的发展过程，比如您在2005年的《视觉文化的三个问题》这篇文章里主要还是关注于“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即看的方式的社会建构问题。能否请您谈谈这一转变过程？
周宪：是的，米歇尔所提出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理解视觉文化研究有所启发。其实，“视觉的社会建构”和“社会的视觉建构”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前者强调视觉的社会性，换言之，人的视觉活动不是在真空中，也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看也就意味着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后者则突出了社会现实中的视觉性，把视觉本身的重要地位凸显出来了。社会是通过或主要是通过视觉来建构的，这就意味着较之于其他感官方式，视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先性和重要性。记得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做过一个经典实验，让被试通过读报、听广播和看电视等不同方式来接受同一信息。麦克卢汉经过比较分析后发现，看电视的效果远胜于阅读和听广播。这就表明，视觉性在社会关系和文化意义的生产、传播和接受中远比其他感觉来得重要。“社会的视觉建构”还强调一个观念，那就是视觉性不是自然的、中立的和偶然的，而是社会性的。视觉性是一个社会范畴，看什么、怎么看和看到什么，以及对所看之物的理解等，都是社会地决定的。于是，“社会的视觉建构”最终又和“视觉的社会建构”关联起来了。但是，强调视觉性应该是视觉文化以及有别于其他文化研究的一个关节点，而这一点在中国当下的视觉文化研究中恰恰是比较忽略的。
殷曼亭：目前城市空间研究也是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无论是从个人经验来看，还是从当下的一些研究成果来看，在当代社会里视觉与城市空间都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如果从视觉文化视角切入城市空间的讨论？
周宪：你说得很对！城市空间研究的确是视觉文化研究（当然不限于视觉文化）重镇之一。因为道理很简单，当代视觉文化主要就是由都市空间种种视觉表征所构成的。城市的空间生产一定程度上就是形象的生产，它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目前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形象如何构成，包括城市形象形成的一般模式的建构，城市的物质环境和主观印象之间的关系，城市如何在媒体上呈现出城市文本，城市之间的互文性关系等。城市视觉文化的空间正义问题也十分突出，从城市公共空间中视觉表征权益的公平性，到城市空间分布的空间资源社会分配的公平性。今天，我们的城市空间里视觉表征受到了政治权力和资本力量的合谋与宰制。不同社会阶层的表征权益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草根形象和弱势群体形象表征权益被完全边缘化了。城市中心商业区和金融区的扩张对传统民居区的挤压，集中体现了资本和权力共谋的强权逻辑。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或断裂，城市历史和文化记忆的维系与失忆，城市空间视觉体验的幸福感与痛苦感等，都是城市空间生产的难题。城市表征与城市运动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不可小觑问题。
殷曼亭：如果我让概括一下您的研究格局，大致可以说是以文学和美学研究为重心，以文艺心理学、文化研究和审美现代性研究为外围领域。我很好奇的是，这些不同的研究是各自为阵呢？还是彼此关联互动？
周宪：这个问题问得好。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一个学者的研究通常是随着兴趣的转移而转移。历时地看，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学术兴奋点和关注点；从共时上说，这些不同点之间又始终存在着或隐或现的内在逻辑关联。我以为，一个学者的研究应该有前后两个院子。后院是他的自留地，是一个自己比较擅长且长期连续耕耘的园地；前庭则是对一些公共话题或特定时期重要的文化现实的关注，它们往往有有阶段性的特征。我的后院就是文学和美学研究，而前庭则是文艺心理学、文化（视觉文化）研究和审美现代性研究等。前庭是后院合乎逻辑的拓展和延伸，对我来说，一方面我努力把文学理论和美学这些传统知识，与哲学、社会理论、心理学、文化社会学等其他知识系统打通，实现罗兰•巴特所说的跨学科研究首先要在一个学者身上实现；另一方面，这些拓展和延伸的实践也使我深切地感悟到，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引入新的理路和观念。当你在其他领域里闯荡再回到你原来的自留地，你会发现原来的一切都变了。就像一个人远游回到故里对家乡的看法也随之改变了一样。对我来说，目前的研究还有一个转变，即从理论导向向问题导向的转变。也许是因为做理论研究的缘故，很容易形成某种理论先行或理论导向的研究，即采用某种现成的理论来阐释当下的特定问题。更理想的范式应该是从当下问题出发去建构新的理论。曾有学者戏言，如果你告诉我你的理论旗号，在你分析具体文本之前我就可以知道你将得出什么结论。这话听起来有点让人沮丧，但却点出了理论先行的知名弱点。所以，如何从问题出发，由此建构合适的有效理论和方法，也许是我们人文学科研究有所突破的难题所在。
殷曼亭：在本次采访即将结束时，或许我们可以谈谈一些更加个人化些的话题。您觉得治学三十多年来，印象最深的有些什么呢？
周宪：呵呵！印象深刻的事太多了！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作为亲历这一转变的人，我们庆幸能参与到这一伟大变革之中，并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关联起来。我们是被这一伟大变革所塑造的对象，也是介入并推动这一伟大变革的主体。就我个人而言，很是怀念80年代的学术氛围，我是在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那时的研究完全是兴趣导向的，既没有课题申报和团队作业，也没有绩效考评和其他种种诱惑，是一种比较纯粹的学术研究状态。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高度体制化了，科学研究也相当体制化了，体制中生存的困境就像是带着镣铐跳舞，太多的限制和外因诱导。这种境况使我想起来韦伯的判断：现代化就是一个不断理性化和科层化的过程，是越来越多的规章对人的统治。如果我们重温萨义德关于“专业态度”的说法会体会更深。他认为，今天对知识分子最具威胁是一种所谓的“专业态度”，即“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梁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今天，虽然人文学者获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好的研究条件，但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观念却少得可怜。也许萨义德的诊断是有道理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业余的”。如何从“专业态度”回到“业余状态”，也许是未来人文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殷曼亭：周老师，您的研究成果很丰富，主编的丛书也很多。但那些都属于过去了，请问你未来有哪些研究设想？有哪些具体的研究计划？
周宪：谈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现在有的一些想法可能过几年就变了。不那么好说！往往是“计划没有变化快”。目前，我正在主持一个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主题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视觉文化研究”。这一课题估计要有用三年时间来完成。同时，我也在编写一本大学本科的文学理论教材，想在文学理论的教学理念和知识体系方面做一些探索性的工作。至于手头这些工作完成后再做些什么，现在还没有系统的规划。但有一个想法是明确的，那就是想对自己有浓厚兴趣的问题做一些研讨，写一些也许与当下科研体制或项目无关的东西，回归一种比较单纯的学术状态。当然，萨义德所提醒的“业余态度”也是不容忽略的。我想，纯粹兴趣和业余态度的结合大抵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境界。
周宪（1954— ），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美学学会会长、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曾赴韩国、新加坡等国讲学，赴意大利作合作研究。研究方向：美学、文艺学理论、文化研究等。著有《超越文学》、《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现代性的张力》、《崎岖的思路》、《思想的碎片》、《审美现代性批判》，《视觉文化的转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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