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理想的光芒与不懈的追求——李衍柱先生访谈
李衍柱教授
理想的光芒与不懈的追求
——李衍柱先生访谈
受访专家：李衍柱
提问整理：杨子彦
文章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通讯》2013年第1期
杨子彦：李老师您好！看到您年逾古稀，依然老当益壮，还像我在读研究生时看到的那样精神矍铄，不断有大作问世，真使我们这些做学生的感到高兴和骄傲。在中国学术界，您是我们敬重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我对于您一直既钦敬又好奇，今天借此机会向您当面请教：是什么让您始终以饱满的学术激情，执着于文艺学研究？您又有过怎样的经历呢？
李衍柱：这个问题要说的话很多，我只能简略地谈一谈。我生于一个群山环抱的青岛市崂山县的小村庄。父亲是我生命历程中第一个启蒙老师。从我记事起他就教我识字、写字，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及《唐诗三百首》、《论语》、《孟子》等古诗文。父亲在家乡干了一辈子小学教师（开始时是教私塾），一向助人为乐，每年春节，都要为乡亲们写春联。父亲写春联时都要把我拉到身旁，帮他磨墨、按纸。记得父亲写得最多的一幅对联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十个字，深深地印在脑海中，流贯在血液里，伴随着我的生命旅程。我的童年是在战乱年代度过的，家境十分困难。母亲整天带着姐姐、我和弟弟上山拾草、挖野菜。在当时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父母还是千方百计要供儿子上学。13 岁那年，我考上了青岛师范学校初中部。1950 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取青岛师范后师部，1952年7月毕业后，留校任教，兼做少先队、共青团工作。1956年，考入当时的山东师范学院。上大学时，成绩一直很优秀，并在《山东文学》正式发表过学术论文，属于又红又专的“好苗子”。因此，1960年毕业时，就被留在了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任助教。从此，也就正式成了文艺理论家族的成员。1961年7月经过推荐考试，我被录取为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研究生班(简称“人大文研班”) 的研究生，1964年7月毕业。这三年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是我永生难忘的一段美好时光。正是这三年，使我这个来自“山窝窝”的穷孩子，从崂山—泉城—北京，走向了全国，看到了世界。曾为我们“文研班”上课的宗白华、蔡仪、缪朗山、何其芳、余冠英、冯至、丁玲、叶秀山、冯其镛等著名学者、诗人、作家，引导我走进了中国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学术殿堂。
杨子彦：记得您在纪念蔡仪先生诞辰100周年的学术会上曾说，您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蔡仪先生亲自指导的，蔡仪先生是中国20世纪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这对您的学术发展有什么影响吗？
李衍柱：“人大文研班”最后一年是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我选的题目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中的典型问题》，这也是我关注典型问题的开端。当得知我的论文由蔡先生指导时，既有点紧张，又很高兴。紧张的是蔡先生治学严谨，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严格；高兴的是蔡仪先生给我们上课就讲过典型问题，会更有助于我的论文写作。后来，正是在蔡先生支持、鼓励与悉心指导下，我顺利完成了论文，蔡先生也给予了“优秀”的评价。蔡先生对我的指导，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关于学风和学术规范问题。严谨、求实、创新，是蔡先生治学一贯坚持的原则，同时也是他多次告诫我应注意的问题。他要求我尽量找原始文献，一般不要转引，论据一定要可靠，要站得住；再一点就是不要抄袭别人的东西，引用别人的观点可以，但一定要注明出处。一篇论文，总要提出点自己的新看法，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
第二，研究应有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他赞成我抓住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典型问题，深入研究下去。他要我首先应弄清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联系他们论述的作家作品，阐明他们提出的理论问题；同时他又要我注意研究当代理论界关于典型问题研究的实际，有针对性地说明问题。凡事一定要独立思考，科学研究应当有怀疑精神，不要盲目地去跟什么风，崇拜什么人。
第三，在方法上，他强调对典型问题研究，既要进行历史的分析，又要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应将历史的与逻辑的研究统一起来，将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他对我的论文结构，也多次提出修改意见，要我注意论文结构的严密性和有机统一性。他对我论文中涉及到的作品人物，也非常认真地提出他的一些看法，强调理论观点一定要和作品的实际结合，要以作家的创作实践来加以印证、检验和说明。在蔡先生的教诲和影响下，我抓住典型、理想、范畴问题不放，努力在为自己掘一口学术之井，直到把它打出水来。我自己体会，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抓住一点，触类旁通，联系实际，深入系统地进行研究，不失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的方法。
蔡先生的这些指导意见，对我可以说是受益终生，不仅坚定了我后来进一步研究典型问题的信心，也使我在学术历程中，少走了许多弯路。
杨子彦：您讲的这些对我很有启发。我们都知道，在文艺学研究领域，您取得了许多很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对文学典型问题的研究。您那本《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是国内第一本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专著。后来又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这部著作，曾被教育部指定为研究生教材。从您刚才所讲来看，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典型问题了。您是怎样对典型问题感兴趣的？为什么会抓住这一问题不放？
李衍柱：在阅读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时，尤其是叙事性作品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那些引人入胜的作品，一定会有许多个性鲜明、有着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物在你眼前走动，且会终生难忘，如哈姆雷特、于连、林黛玉、贾宝玉、王熙凤、奥勃摩洛夫、安娜.卡列尼娜、阿Q等等。从中外文学史上看，许多作品，也正是得益于这样一些具有永久性艺术魅力的人物而不朽的。经典作家、理论家对这样的文学人物都极为重视，别林斯基称之为“熟悉的陌生人”，恩格斯称之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想，正是透过这样的人物形象，我们可进一步看清文学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学与人生、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如何？应该怎样评价文学作品的价值？文学创作有何奥秘？究竟有哪些规律可寻？等等。这些，就是我对“典型”问题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也正是对这些相关理论问题的思考，给了我不懈探索研究的动力。
“文革”结束后，当我继续思考文学典型问题时，就是按蔡先生当年的教导，在潜心研读经典著作的基础上，于1978撰写了《试论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一文，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创刊号上。此文同年年底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典型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得到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的首肯和赞誉。1983年，我重新将研究生毕业论文加以增删修改，写成了一部26万余字的《马克思典型学说概述》，由山东文艺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1987年6月经国家教育委员会组织专家评议，该书被列为国家“七·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计划。根据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对该书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将书名改为《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由山东文艺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当时，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等16家报刊先后发表过简介和书评，1991年获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专著一等奖、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2002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评审，该书又被推荐为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 200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再版。
现在，在中国文论界，已很少有人关注这一问题了。实际上，这问题仍然十分重要。在我看来，中国新时期文学虽然成就辉煌，但总感到有一个缺憾：还没有哪位作家写出能与林黛玉、阿Q这样一类深入人心、并在读者中产生强烈共鸣和深远影响的“典型人物”，这就势必减弱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作用，以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杨子彦：李老师您的这些看法，我是非常赞同的。至少对叙事性作品来说，写不好人物，就说不上成功。我们当代的许多作品，虽也不错，但在人物个性、丰富性、灵魂深度等方面，总感到有所欠缺。您的那部《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我读研究生时就认真读过。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您还出版了一部由启功先生题签的精装本的《文学理想论》，同样也得到学界的好评。您是不是谈谈文学理想与文学典型是何关系？研究意义又主要在哪些方面？
李衍柱：你说的那本《文学理想论》，是1992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它是我那本《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的姊妹篇，是对文学典型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也是在我国首次提出和研究文学理想问题的学术专著。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重新着手研究文学典型问题的时候起，一直有两个字在我的眼前闪耀，这就是“理想”。翻阅中外美学、文艺学论著，时常可以发现有关“理想”的论述，特别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历史文献中，“理想”几乎成了一个无人不谈的核心范畴。然而在我们的文学理论著作和报刊论文中，文学理想问题却谈得很少，偶尔涉及也仅是从社会理想、道德理想角度提出问题。相反，典型问题却谈得很多，有的学者甚至把典型与理想等同起来。那么，典型是否等于“理想”？文学理想与社会理想、人生理想有什么联系与区别？中外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理想的内涵和特征是什么？文学理想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文学理想与文学批评、鉴赏的关系，文学理想问题的研究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关系，等等。这一串串问题的产生和提出，促使自己在平日的学习中，注意搜集有关资料，并从不同的视角和方面，结合我国新时期的文学活动实践，陆续进行了一些探索和思考。这种探索和思考的初步成果，就是现在这部《文学理想论》。
文学理想与文学典型，是两个不同的文艺理论范畴。文学典型主要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文学理想则是人类所特有的理想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以感性观照的方式、以语言、网络为媒介，显示出人的生命活动和本质力量的完美形态和最高境界。具体可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理解：广义上，它是审美主体对文学活动系统各个方面（包括世界、作家、作品、读者）所期望达到的最高境界；狭义上，它是审美主体以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所创造的产品（包括抒情、叙事、戏剧等各类文学作品）所达到的完美形态和最高境界。文学理想追求的不是科学理想的真，但它又以真为基础；不是道德理想的善，但它又以善为内在意蕴；不是生活理想的功利与实用，也不是宗教理想的“神”，但它又以具体的“有”显示出深邃的“无”，以有意味的“形”显示出无限的“神韵”和魅力。真、善、美在在文学中，是以具体的、感性的形式给人以永久性的审美享受。文学理想与社会理想、科学理想、道德理想、宗教理想、生活理想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文学理想的对象是人。如同康德所说，“只有‘人’才独能具有美的理想，像人类尽在他的人格里面那样；他作为睿智，能在世界一些事物中独具完满性的理想。”热爱美，追求美的生活，按照“美的规律”，塑造“美的形象”，创造一个美的世界，这是作家、艺术家从事各种文学艺术活动追求的崇高目标和理想境界。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的历史表明：没有理想，就没有真正的文学艺术；没有理想，就没有真正的艺术美。一个没有理想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没有理想的艺术家，是一个鼠目寸光只知爬行的“艺术家 ”。
文学理想与文学典型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别性。关于二者的同一性，朱光潜先生从词源学上考察：“典型”（Tupos）在希腊文中与Idea为同义词。由这个词派生出来的Ideal就是“理想”。在西方文艺理论著作里，“典型”这个词在近代才比较流行，过去比较流行的是“理想”；即使在近代，这两个词也常被互换使用。过去许多关于艺术理想的言论实际上也就是关于典型的（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95页。）在德国古典美学中普遍使用的是“理想”，黑格尔《美学》以较大篇幅论述的艺术理想和理想性格，实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典型和典型性格。到19世纪巴尔扎克、雨果那里，则把塑造典型人物看作是叙事文学、主要是小说创作的理想追求和伟大使命。但文学理想又与文学典型又有明显的差异。文学理想的内涵大于文学典型。文学理想贯穿在文学活动发展的不同阶段，体现在构成文学活动的各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之中，它是文学活动的灵魂和动力，是照耀作家、艺术家不断追求、不断探索、不断登攀艺术高峰的总光源。通常说的文学典型指的是文学作品中塑造成功的典型人物。在唐诗、宋词的那些千古绝唱的抒情诗中，读者看到的则是以隐喻、象征和创造的意境，显示出作者的文学理想，但并没有什么典型人物。因此，我们只能说文学理想与文学典型仅在叙事文学中才具有同一层面上的含义。
探讨文学理想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中的共同特征，研究创造理想的艺术美的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是文艺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研究文学理想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不同种类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不同形态，今天看来，更为重要和迫切。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不同种类（如抒情、叙事、戏剧、影视、说唱文学等）的文学作品，不同风格流派作家的文学作品，对于艺术美的理想追求都是有差异的，因而其表现形态也绝不会千篇一律。如果只承认文学理想的共同性，而否认其特殊性，或以普遍取代特殊，以特殊代替普遍，都是错误的。
杨子彦：您曾在《文学评论》发表《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长篇论文，是中国首位向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米勒等人的“文学终结论”说“不”的文论家，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您能谈谈写此文的动机和您对信息时代中国文艺学发展前景的看法吗？
李衍柱：关于文学艺术的“终结”，在西方已争论了几十年，到20世纪最后年代，可能与流行的“世纪末情结”有关，这个问题又突出地提了出来。雅克·德里达公开宣称：“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参见 [美]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作为德里达的信奉者J·希利斯·米勒于2000年秋在中国语言文化大学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直言不讳地赞扬德里达的“文学终结”论。听到米勒的发言，我脑中立即出现了一个大问号：“文学真的会消亡吗？”回校后我曾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带着一种为文学请命的激情，结合世界文学史的历史与现状，具体分析了黑格尔、德里达、米勒提出的论据，写出《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正面论说了文学不会“终结”的理由，发出了一点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
文学不会消亡，文学理论并未过时。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伊始，中国文艺学的确出现了新的危机。这种危机恰恰是新的理论范式出现的前提条件。
杨子彦：美国当代著名学者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次在世界思想史上提出了“范式革命”的问题，您也曾结合中国的实际研究过中国文艺学的范式转换问题，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李衍柱：当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急剧的转型期。这是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不停地转换和变化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突破传统的发展模式，产生新的范式和范畴，全面地向一种新的形态转变，是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总的特点。作为“历史科学”的文艺学，毫无例外地同样打上了这个鲜明的时代烙印。文艺学的这种转型和产生、形成新范式过程，我们称之为范式革命。我曾写过一篇《范式革命与文艺学转型》，收入葛红兵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论》。我认为在20世纪直接影响中国文艺学建设的主要有六种基本范式：一是“中体西用”范式；二是“全盘西化论”范式；三是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范式；四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全面专政论”范式； 五是“西体中用”范式； 六是“综合创新”范式。在中国首倡“综合创新论”的是张岱年先生。他说：“我反对‘中体西用论’、国粹主义，更反对‘全盘西化论’，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历史是最好的镜子。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曲折、反复的社会实践的检验表明：综合创新是适应时代要求、有益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范式。
杨子彦：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思想家、理论家和人民都对未来给予希望，提出种种预测，做着种种美好的梦。您对文艺学、美学在新的世纪发展的基本态势和走向是怎么看呢？
李衍柱：站在新世纪伊始的门槛上，面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考虑到时代挑战，社会的转型与发展的机遇，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包括文艺学、美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主导多元，综合创新。1998年在北京参加《文学评论》创刊4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首次提出了这一观点。历史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化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和价值取向的文化整体。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之所以出现主导多元发展态势，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从空间来讲，中国的主体即大陆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和香港、澳门地区，则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港、澳、台文化的多元性与体现不同性质、不同价值观念的文化形态和文艺理论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从时间上讲，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一直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必然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主导多元的形态。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主导多元文化不断的双向互动综合创新的过程。各种不同文化和各种不同理论学派之间是在百家争鸣、优胜劣汰、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只有那些适应时代要求和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而又被实践证明的合乎真理的理论观点和学说，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生机与活力。那些背离人民的需要、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学说、观点和成分，自然将逐渐被历史所抛弃。《主导多元综合创新——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是我2004年8月参加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召开的“首届中国学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并在会上宣读。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我结合急剧变革时代出现的社会革命、科技革命、媒介革命、绿色革命给文艺学、美学研究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特点，围绕“信息时代的中国文艺学”这个总题目，连续写了十几篇论文，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联系中外文艺发展的实际，具体阐释了信息时代引起的文艺学、美学的范式革命和范式转换出现的历史必然性；鲜明地论说了中国文艺学、美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态势和走向 ；具体分析了信息时代由数与美绘制的文学镜像 ，并对网络文学 、生态美 、艺术生产链等文艺学美学的新范畴提出了新的界说；从理论上批评和回答了某些西方学者鼓吹的“历史终结论”、“文学终结论”；总结中国现代文艺学、美学建设的历史经验，概括地提出传统与现代转换的三条不同路径：朱光潜的“移花接木论”；宗白华的“东西古今”、“融会贯通论”；钱钟书的“打通论”和“阐释之循环”。 我提出的这样一些理论见解，有益于中国特色的文艺学建设，得到学界的认同，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创新性。
杨子彦：您的学术视野十分开阔，不仅对“文学典型”、“文学理想”这样的理论范畴下过大力气研究，对西方文论、西方美学、中国传统文化、当代文学创作，都倾注了很多心血。您那本《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导读》，写得也很扎实深入。我发现，您还发表过关于“聊斋”版本及“思孟学派”美学思想的长篇论文，写过关于《大秦帝国》、莫言的《蛙》等不少文学评论文章。能不能谈谈您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情况？
李衍柱：我对“思孟学派”美学思想发生兴趣，这与参加筹备“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关系。2006年在访美期间，我去哈佛大学拜访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先生。出我意料之外的是杜先生主动提出一个动议：由哈佛燕京学社与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一个“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电话与学校领导联系，当即得到赞同的回答，并要我与杜先生议一议会议筹备的一些具体事宜，回校再做具体研究。为了准备会议论文，我先是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有关文献，回校后又用了三个多月时间才写出《思孟学派与中国美学》（全文35000余字）。该文是国内外第一篇较比系统地论述“ 思孟学派 ”美学思想及其在世界美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长篇论文。我采用王国维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依据《中庸》、《孟子》等历史文献和地下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书》，提出和论证了“思孟学派”关于美学的研究对象 、思维方式、审美形态和它在美学史上地位影响等问题。这与美学界已有的分散的个别的研究成果相比，该论文具有更大的原创性、综合性、创新性。2008年6月正式发表在《国学研究》第二十一卷，收入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编的《儒家思孟学派论集》（齐鲁书社，2008）。
杨子彦：您的思孟学派美学思想研究和前面谈的您关于文学理想与文学典型、文艺学范式转换问题的研究，还有那本在养病期间写成的文学批评专著：《<大秦帝国>论稿——走向新世纪文艺复兴的绿色信号》，已引起社会积极的反响。您那种排除各种干扰和冲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对文学理想—典型问题研究、坚持对文艺学、美学前沿问题的研究的执着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去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全世界读者的目光转向了中国文学。您能结合莫言的的创作与获奖，谈谈它对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和文艺学美学研究的意义吗？
李衍柱：2011年9月25日，在莫言获诺贝尔奖前，参加莫言家乡高密市举办的关于《蛙》的学术研讨会，我以《文学的生命与生命的文学》为题做了一个发言。我认为《蛙》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一部谱写人的生命的喜与悲、善与恶、美与丑、负罪与救赎的文学奇葩。小说中作家艺术地诠释了文学与生命这一极富哲学意味的美学课题，生动地塑造了万心（姑姑）这个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新的东方女性的艺术典型。《蛙》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作家在向世界文学峰巅攀登上又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新的世纪，毫无疑问我们应依据新的文学实践提出新的诗学原则和审美理想。世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深厚的生活沃土的基础上，继承传统，博采世界文学的众家之长，以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现实主义创作，推进艺术创新，圆了中国文学艺术界百年来的一个“文学梦”。在莫言的审美理想和文学观中，“典型人物”依然是一个核心范畴。2012年12月28日，莫言在获奖后回答《新民周刊》的访谈时，明确地说：写人生，写人的命运，塑造文学画廊里面有一席或半席之地的典型人物形象，这是小说家的最高追求。莫言在有关的论述中，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完全摒弃了从上个世纪广为流行的阶级典型论，本质典型论和政治化、理性化、模式化、意识形态化的典型理论。他对作家塑造典型人物所面对的对象——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作了全面而又新颖的诠释。不论写什么，还是怎么样写，他都以艺术家的睿智与勇气，突破了传统的观念和手法，充分显示出莫言式的东方现实主义和典型论的强大生命力。文学艺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美的规律”是无国界的。莫言的文学理想和创作实践，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中国作家更加自觉地去实现自己的文学梦，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杨子彦：李老师，您不仅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丰硕，作为山东师大文艺学学科的带头人，您对年轻学者的关心与扶持，对学科建设所做的种种努力和奉献，我也不断听到同行们的赞誉。在这方面，您做了哪些工作，有些什么经验和心得？
李衍柱：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我们国家与国际接轨、恢复建立学位制度以后，我的一个重要学术目标和理想追求就是力争使我所在的文艺学学科获取硕士、博士的授予权。我个人是把学科建设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回过头来看，有几件事对提高学科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1、建立年龄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设法培养和引进人才，使每个方向都有1、2名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教授或副教授作为带头人。2、提出以文艺学范畴研究作为学科的主攻研究方向，以形成学科特色。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出版的这方面的著作有《文艺学范畴论》、《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文学理想论》、《文学意象论》、《艺术想象论》、《艺术境界论》、《生态批评研究》、《文学语言哲学研究》、《审美乌托邦研究》、《文学张力论》等。这样就使我们学科，在全国同类学科中，有了一定影响。3、尽力与全国文艺界、美学界建立学习、互动的友好关系，以提升我们自身的学术能力与学术素质。如1995年8月，在经济条件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学科全力以赴、尽最大的努力协助钱中文先生筹备、组织，成功召开了“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成立大会及第一届国际性的学术年会。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们的学科，有了大幅度的发展。已由原来只4人的小小群体。壮大为一个十多人的教学科研团队。1991年被评为省级重点学科，2000年获博士点授予权，2001年被批准为省级强化重点学科，2011年被批准为省级特色重点学科。
杨子彦：在您的学术历程中，有哪些独特体验，特别是有哪些治学方面的经验，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李衍柱：我的体会是，在学术研究中，很重要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方法与选取什么研究对象。方法是对象的相似物，它是打开未知世界大门的钥匙。科学方法的运用，直接牵扯到“我能够做什么”的问题。我开始选择学术研究对象时，是从一个点开始的，即从叙事文学中所写的最成功的人物开始的。后来发现中外文学史上写得最成功的人物，美学、文艺学中称之为典型人物。由于文学典型问题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文学界和学术界争论的热点，于是这个问题也就成了我步入学术殿堂关注的聚焦点。从抓一点开始，然后由点到面，由个别到一般，这是我采取的最基本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在美学史上从一个点研究入手，揭示出美的规律的最成功的范例是莱辛的《拉奥孔》。在这部还未写完的美学历史文献中，莱辛从深入剖析古希腊的一座雕像拉奥孔入手，揭示出了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不同的特点和规律。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个别之中蕴含着一般的胚胎及其生成发展的全部奥秘。我正是从文学典型问题这一点开始，逐步扩展到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史以至美学史、哲学史、人类思想史、人类文明史的学习与思考。进而又从文学典型到文学理想，再到文学活动与文艺学的范畴体系的研究。
杨子彦：听说老师您五卷本的文集《林涛海韵丛话》即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当是您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向您祝贺！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您一直把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看作是自己生命的组成部分，而且成果卓著。最后，您是不是向我们这些青年学子说几句人生感悟的话？
李衍柱：我想说的是三句话：人的心中要有光，理想就是人生旅途的总光源；我崇拜的是真理，不崇拜任何偶像，踏着巨人的肩膀探索，践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爱是生命的永恒。谢谢！
李衍柱（1933— ），山东青岛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山东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全国马列文论学会理事。研究领域涉及文艺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西方文论研究。著有《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文学理想论》等，编有《文艺理论简明辞典》、《文艺范畴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与传播》等。
中外文论
把握时代文艺发展方向，推广优秀文艺研究成果
学会微信群：“中外文论学会”是学会各位专家学者进行交流的微信平台，欢迎您的加入！
学会刊物：《中外文论》旨在刊发国内学者优秀研究成果，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发表平台，期待各位专家学者惠赐稿件，也欢迎学界同仁对本刊提出宝贵意见。投稿邮箱：zgwenyililun@126.com。
公众平台：本公众号旨在把握时代文艺发展方向，推广优秀文艺研究成果，欢迎学会各位专家学者惠赐稿件，我们为您大力推广。投稿邮箱：1947512014@qq.com。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获得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