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放｜关于文化政治
关于文化政治
作者：姚文放
文章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2011）
“文化政治”这一概念上世纪末在欧美开始流行，由于理论传播的时间差，国内学界对于这一概念至今还相对陌生，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在笔者看来，“文化政治”概念的内涵非常丰富，从时间上说，它是一种后现代政治；就其表现形态而言，它是一种具体政治；就其重要性而言，它是一种边缘政治；从其世俗性来说，它是一种日常生活政治；就其学理性质而言，它是一种学术政治；就其心理特点而言，它是一种欲望政治；从传统观念看来，它是一种非常规政治；从正统观念看来，它是一种非正式政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此复杂纷纭的内涵，展示了极其开阔的研究空间。本文拟从后阶级政治/阶级政治、微观政治/宏观政治、审美政治/实践政治等三个维度对其进行探讨，在每一个维度上，“文化政治”概念的内涵都可以在与社会政治概念的相互参照中得到揭示。
一、后阶级政治/阶级政治
将文化政治称为“后阶级政治”（post-classpolitics），而与作为“阶级政治”（class politics）的传统社会政治相对应，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特里·伊格尔顿的首创。[1]伊格尔顿此说呼应着冷战之后的全球政治格局与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所引发的新社会运动，后者认为当今社会矛盾主要并不表现为阶级对抗，而是表现为文化挑战，主张以多元文化抗争取代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提倡政治的宽容性和中性化。
伊格尔顿对于文化政治的认定是从发现“肉体政治”的重要性开始的，而且此事与关于美学本质的认识直接相关。他认为，鲍姆加通当年创立“aesthetic”这一新学科，旨在开辟一个有别于形而上学的“感性学”，但后来人们的注意力大都只是集中在感觉和知觉等认识活动方面，恰恰忘却了人的肉体和感官等生物性、生理性的领域。他指出：“那个领域就是我们全部的感性生活——诸如下列之类：爱慕和厌恶，外部世界如何刺激肉体的感官表层，令人过目不忘、刻骨铭心的现象，源于人类最平常的生物性活动对世界影响的各种情况。”[2]这一发现给了他极大的震撼，他觉得“对肉体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从而要为这一“时髦的主题”进行辩护并“试图通过美学这个中介范畴把肉体的观念与国家、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这样一些更为传统的政治主题重新联系起来”[3]，从而在“阶级政治/后阶级政治”的维度上寻求文化政治的意义。当然这里伊格尔顿所说的“肉体”并非仅指人的原始动物性方面，而是指那些经由文化陶铸的生理性、遗传性因素，包括性别、性取向、躯体、种族、族裔等等，而这些东西是传统的阶级政治不予重视甚至不屑一顾的。但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进行考量的话，那么它们恰恰意义重大，像男人/女人、白人/黑人、富人/穷人、精英/草根、西方人/东方人、城里人/乡下人、青年人/老辈人的对立，无不显示着文化身份之别且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它们引发的种种矛盾、冲突和对抗正是“文化政治”的重要问题。
基于这一认识，伊格尔顿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这个词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正从一个相对古典和自律的概念变成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概念：“简而言之，文化已经由解决办法的组成部分一跃而成了问题的组成部分。文化不再是解决政治争端的一种途径，……而是政治冲突辞典本身的组成部分”，“对于过去几十年间支配全球议事日程的激进政治的三种形式——革命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和种族斗争，作为符号、形象、意义、价值、身份、团结和自我表达的文化，正好是政治斗争的通货，而不是其威严的选择对象。”[4]由此可见，革命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和种族斗争，作为文化政治的主要形式和样本，它们所展开的政治较量属于文化权力之争而非阶级利益之争，已经越出了“阶级政治”的范畴而带有“后阶级政治”的性质。
晚近以来“文化”概念向政治靠拢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以1968年5月法国巴黎爆发的“五月风暴”为标志，西方社会的历史发生了断裂，同时思想也发生了崩裂。“五月风暴”也可以说是一个哲学事件，它张扬了一种怀疑精神和叛逆精神，使得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人们不再用以往的方式来看待、思考和讨论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于，人们不再将种种文化矛盾和对抗简单地归结为阶级压迫和剥削，不再将文化政治放在阶级斗争的刻度上进行衡量。女性主义运动、性解放运动、争取有色人种权利斗争、土著居民争取平等权力运动、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新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导致了性别政治、性政治、躯体政治、种族政治、地域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阶级政治”的兴起，有力地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二、微观政治/宏观政治
后现代理论在法国学者手中得到最早的确立，得风气之先者有德里达、福柯、德勒兹、鲍德里亚、利奥塔德等人，他们在20世纪下半叶不约而同提交了一批后现代理论的奠基之作，如德里达的《人文科学语言中的结构、符号及游戏》（1966），福柯的《知识考古学》（1969），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分析》（1969），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1975），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1979）等，这批论著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带有消解文化的特点，对于启蒙运动以来知识领域恪守的中心论、总体性和同一性进行解构，转而崇尚边缘性、片断性和差异性。正如论者所说：“后现代理论批判了诸如再现、真理、理性、体系、基础、确定性、一致性以及主体、意义和因果关系等现代理论的核心概念。正如哈桑所指出的，后现代理论是一种‘消解’文化中的一部分，这种消解文化的原则包括‘非创造’、解体、解构、非中心化、置换、差异、非连续性、离散、消散、分解、非定义、去神秘化、非总体化、去合法化。”[5]
其中利奥塔德关于“宏大叙事”/“微小叙事”的论述值得注意。他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指出，人类的知识状态正在发生一个重要的转折，如果说以往的知识状态用“现代”来加以标示的话，那么今天的知识状态则可以用“后现代”来进行界定。他对“后现代”给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的界说：“后现代”就是对于元叙事的质疑。这一定义抓住了后现代的解构本质。“现代”的知识状态凭借元话语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这种元话语总是表现为宏大叙事，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或劳动主体的解放，或财富创造的理论。这种宏大叙事属于启蒙叙事，一代知识英雄藉此追求理想的伦理、政治目标，仰望宇宙的和谐和安宁。而“后现代”知识状态则对上述元话语表示怀疑，认为其叙事功能正在失去其种种要件，包括崇高伟大的主角，生死交关的险情，波澜壮阔的航程，宏阔辉煌的目标等。它们已经分崩离析，消散在各种具体叙事的迷乱星空中，为异质性、多元性、边缘性、局部性所统摄。总之，史上最发达社会亦即后工业社会的知识状态恰恰表现为宏大叙事被微小叙事所取代、推崇总体性被倡言片断性所置换的后现代转向，导致了一种新的原则的崛起，那就是“局部决定论”。[6]
这一变故也是后现代政治的天命，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微观政治”/“宏观政治”的概念，指出以往那种总体性、普遍性、宏大性的政治已经弥散于具体的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渗透在性别、性、身体、种族、民族、族裔、年龄等微小的局部事项之中。
总的说来，“微观政治”主要包含以下内涵：首先，微观政治带有后现代性质，是一种后现代政治，它反对宏观政治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总体性、同质性、统一性把握，而主张大力阐扬事物的片断性、异质性和多元性，因此可以首肯这一判断：“‘后现代政治’——一种建立在局部性基础上的微观政治”。[7]其次，微观政治之为“微观”，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局部、片断、零星，已如上述；二是指具体、感性、平常，人们的消费行为、娱乐活动、视觉冲击、官能享受、审美经验、形式快感等均属此列，它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世俗化、人间化、平常化的，但凡它们与权力相关，便都具有了政治意味，只不过它们不那么强制和刚性，而是相对宽容和柔性罢了。因此微观政治说到底就是一种日常生活政治。再次，微观政治更多对于个体的垂顾，更切近个体的人生、生命和生活，更关心个人的命运遭际，更多倾听人的悲欢和歌哭，比起宏观政治来，更多对于人本身的体贴和担当。进而言之，既然发现了人，那么势必发现人的内心，发现人内心的欲望、意愿和情感。所谓“微观”，也是指解构历史理性而个体欲望的传统对立，将个体欲望的表达也归入政治的范畴，重视它在躯体、性、交往、话语、生活风格等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表现形式。从而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欲望政治学”的概念，认为必须对欲望进行重新估价，不是按照黑格尔、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方式将欲望理解为匮乏性的需要，只具消极的、负面的、否定的性质，毋宁说人的欲望恰恰是积极的、正面的、肯定的，在本质上是生产性、创造性、革命性的心理动力。虽然它往往只是在日常生活细节中表现出来，但却不乏重大的社会意义，成为创造社会历史现实的原动力，包括经济活动也植根于其中，虽然个体欲望显得感性、日常、局部、零散，但它却能产生爆炸性的后果，导致对于总体性、全局性的历史理性的质疑。第四，“欲望政治学”并不排斥阶级政治，因为后者与欲望政治并不矛盾，它原本就必须具备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诉诸革命的强烈欲望。不过，阶级斗争并不能穷尽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特别是那些与文化身份的悬殊和个体欲望的碰撞而引发的政治较量。
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微观政治替代了以往作为主导的宏观政治，在后冷战时代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下得以流行，成为种种新社会运动的理论支撑，在由文化身份和个体欲望的对抗而引起的政治博弈中大显身手。正如有论者指出：“（人们）转而拥抱微观政治学，把它视为真正的政治斗争领域。……后现代理论家们因此把注意力转向了诸如女性主义、生态学团体及同性恋组织等政治运动。这些新兴的社会运动都是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诸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等有害意识形态给社会和个人生活带来的压迫性后果的反应。”[8]
三、审美政治/实践政治
自从康德将审美判断力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区分开来，审美活动与伦理实践、政治实践的相互疏离、相互隔绝便成为一种常态，审美成为自律的、封闭的、不及物的，它无关乎伦理实践，更无关乎政治行为。这一状况被现代主义推向了极致。现代主义以荒诞、晦涩、神秘、杂乱、扭曲的形式表达了对于商品社会、金钱世界的大拒绝，它以反审美、反形式的方式抗拒一切来自经济资本、市场机制的收买和招安，远离污浊的势利心和铜臭气，以保证艺术的本真、质朴和纯洁，可见现代主义极端的自律性恰恰成为反叛和抗击商品社会的正统秩序和流行风尚的利器。因此不妨说，现代主义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在当时语境中它否定一切、拒绝一切。而这种否定的立场毋宁说更是一种政治态度，因此特里·伊格尔顿说：“审美的自律性成为一种否定性政治”。他指出：“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艺术努力转向自律性，这是商品化状态所迫，以便超越残酷的必然性。艺术是在使人厌烦而毫无社会功能意义上，在一种更富于创造力的意义上被扭曲为自律性的：艺术故意转向自身，成为一种抵抗社会秩序的缄默的姿态，用阿多诺的话来说，这是用枪口对着自己的脑袋。”这样，现代主义便用极端的自律性超越了康德倡导的美学现代性，它不是把审美活动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相互割裂开来，而是“把审美与其他两个系统合拢起来，努力把艺术与社会实践重新挂起钩来。”[9]同理，现代主义开启了一种审美政治，通过极端的自律性将审美与政治实践重新挂起钩来。
关于审美政治的存在方式，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又译詹明信）也有很好的论述。他认为，对于艺术作品，最终还是必须做出政治上的判断，他说：“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人们说在布莱希特的作品里，无论何处，要是你一开始碰到的是政治，那么在结尾你所面对的一定是审美；而如果你一开始看到的是审美，那么你后面遇到的一定是政治。我想这种分析的韵律更令人满意。不过这也使我的立场在某些人看来颇为暧昧，因为他们急不可待地要求政治信号，而我却更愿意穿越种种形式的、美学的问题而最终达致某种政治的判断。”[10]布莱希特创作了许多政治题材的戏剧作品，寄寓着他对于种种社会问题的政治思考，如《马哈哥尼城的兴衰》、《三分钱歌剧》、《卡拉尔大娘的枪》、《伽利略传》、《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等。然而布莱希特的政治自觉始终是与美学追求结合在一起的，那就是通过创建“史诗剧”这一剧种和确立“间离效应”原则而实现的艺术革新。他说：“现在是尝试对这种戏剧（按指“史诗剧”）在美学中的地位进行检验的时候了，至少要为这样一种戏剧勾勒一个可以设想的美学草案。离开美学来描述间离论，大约是非常困难的。”[11]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布莱希特的剧作中可以看到政治通往审美，而审美又通往政治的回环往复运动，二者总是表现出相摩相荡的“韵律”。这种“韵律”恰恰就是审美政治的常态和最佳境界，审美活动的政治功效可谓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那种在政治诉求上直奔主题而无视审美形式的急功近利态度最后总是欲速而不达。
不过，肯定对于艺术作品最终势必在政治上作出判断，并不意味着这种政治判断是以现实的、直观的模样现身，它往往是以隐秘的、抽象的形式潜入人类群体的心灵底层，凝结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以文学艺术和大众文化的象征形式得到表达并继续发挥作用。詹姆逊将其称为“政治无意识”，认为一切文学“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无意识，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詹姆逊用诺思罗普·弗莱的“原型说”来说明之，弗莱认为在诗的背后终究是“原型”在起作用，一种经常出现的意象、情节和题材，背后可能就有一个潜在的原型，因此可将文学作品划分为四重图式，即直义的和描写的；形式的；神话的或原型的；神秘解释的。詹姆逊认为只有在第三个层面，即在神话的或原型的层面“才达到真正的阐释”。[12]譬如对于现代主义的自律倾向和精英立场就可以作如是观：“在现代主义主流文本中正如在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表象世界上一样不再明晰可见，并被累积的物化无情地赶入地下的政治，最终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无意识。”[13]这一阐释也适用于后现代审美景观，一旦条件具备，这种“政治无意识”便会从民族、人种、族裔、地域、身份、性别、年龄等各种领域和路径浮出海面，升华为一种象征性的审美文本。如今族裔文学在西方发达国家异军突起，生态批评在发达工业社会成为显学，我国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女性主义文学独树一帜，以“80后写作”为代表的青年文学取得骄人的市场效益等，都说明这种“政治无意识”一旦升华为审美政治，便会对于现实生活发挥特殊的实际效用，而这恰恰为一般实践政治所不及。
注 释：
[1] [英]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导言》第8页。
[2] [英]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3] [英]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导言》第7—8页。
[4] [英] 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5] [美] 道格拉斯 ·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330页。
[6] 见[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赵一凡译，王岳川等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6页。
[7] [美] 道格拉斯 ·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8] [美] 道格拉斯 ·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9] [英] 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369页。
[10] [美]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11] [德]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戏剧小工具篇》，《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5—86页。
[12]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9页。
[13]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67页。
姚文放（1949—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评论》杂志编委，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与教学，著有《现代文艺社会学》、《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美学文艺学本体论》、《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史》、《审美文化学导论》等，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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