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建昌、苗吉友｜“后理论”是什么
“后理论”是什么
作者：邢建昌、苗吉友
文章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2011）
2000年以来，“后理论”（Post theory or After theory）和“理论之后”（After theory）逐渐成为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2003年，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After Theory 出版后，学界便积极地展开了对“后理论” 和“理论之后”的讨论。经过几年的喧嚣之后，“后理论”这一概念本所蕴含的意义应该浮出水面了。
“后理论”这一概念究竟产生于什么时期，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如果单从“after theory”这一词组的使用情况来看，早在1990年，托马斯·道切蒂（Thomas Docherty发表的After Theory：postmodernism/postmarxism就使用了“After Theory”。
由于伊格尔顿在中国理论界的巨大影响，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解读“After Theory”。但是，伊格尔顿这本书的标题以及行文中的晦涩表达很容易让人误解，以至于有的学者便把这本书与不绝于耳的理论的终结或者“理论的死亡”联系在一起：
毋庸置疑，在伊格尔顿敲响丧钟之前，丧钟已为理论响起。理论不仅已经告别自己辉煌的过去,还要失去自己的将来。目前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不再只是那些保守主义的教授,或者说,那些老套的人文主义学者在抵制文化研究,就连学生也开始厌倦了那些枯燥和狂躁的理论。他们不满为什么课堂里阿尔都塞要比莎士比亚更重要;他们怀疑那些眼花缭乱的理论课程不过是陈旧货色的新包装。他们希望了解伟大的作品本身而不是那些三流的理论写作。[1]
这一段话说的是理论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尴尬状况：“理论就这么死掉了。”[2]理论死亡的原因，在作者开来，是理论家的自负和理论学理的内伤，理论家写的东西内行都看不懂，更不用提外行。理论在逻辑上的漏洞致使自身失去了创造力，理论的圈子化使自己固步自封，内讧不断，越来越走向极端，这种状况导致理论敲响了自己的丧钟。这是对理论命运的另一种描述，但是却与After Theory无关。其实，只要认真阅读伊格尔顿的这部《After Theory》，其中的旨意还是不难理解的：After Theory决不是一本“向理论说再见”，或者宣布“理论的终结”的书。在伊格尔顿看来，“如果理论意味着对我们指导性的假设进行一番顺理成章的思索，那么它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可或缺。”（[英] 特里·伊格尔顿著，商正译：《理论之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页，以下出自本书只注页码。）如此看来，理论不仅没有终结，也许正在行使着自己的反思、探究、设计的功能呢！
一 “后理论”不是理论的终结
的确，《理论之后》的开篇就谈到：
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雅克·拉康、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的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有了几十年。R.威廉斯、L.伊利格瑞、皮埃尔·布迪厄、茱莉亚·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H.稀克苏、F.杰姆逊、E.赛义德早期开创性著作也成为明日黄花。从那时起可与那些开山鼻祖的雄心大志和新颖独独创相颉颃的著作寥寥无几。他们有些人已经倒下。命运使得罗兰·巴特丧生于巴黎的洗衣火货车之下，让米歇尔·福柯感染了艾滋，命运找回了卡康、威廉斯、布迪厄、并把路易·阿尔都塞因谋杀妻子打发进了精神病院。（第1页）
但是这一段话不应该成为断言伊格尔顿宣判“理论的终结”的佐证。因为，很清楚，伊格尔顿在这里明确表达的是“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而不是“理论的终结”。如果硬要加上一个“终结”的字样，通读全书不难发现，终结的也不是“理论”，毋宁说是一种基于特定时期的、有着后现代主义底蕴的、曾经红极一时的“文化理论”。
实际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伊格尔顿这部《After Theory》，正是针对文化理论的种种问题而展开的。这里没有对理论终结悲伤的悼词，相反，有的是对理论的未来种种可能性的憧憬和召唤。
《理论之后》提到的“文化理论”，主要指以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化理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发生在1965至1980年间。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这十五年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十五年。这期间，一些文化理论大师，例如雅克·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巴特等分别创作出了他们的开山之作。各种理论流派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产生的数量和更迭的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种族批评、身份政治等批评流派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一时期文化理论因为勇敢地提出了某些根本性的问题，那些人们会愿意得到某些回答的问题而赢得人们普遍关注。
那么，“黄金时期”的文化理论到底取得了哪些值得肯定的成就？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首先，研究对象范围的突破：性别和性欲成为具有紧迫政治意义的话题、成为研究的合法对象；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理论的焦点；生活在悲惨状况之中的贫困阶层为后殖民研究所关注。其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再也不囿于某一种解读文本的模式了。文化理论提醒我们“解释艺术作品只有一种正确方法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第92页），有许多因素参与艺术作品的创作。第三，强调文化的政治批判作用。文化理论提醒我们，在一个肉体、感官日益被商品化的社会中，通过不断地反观自己，文化能够使我们坚守自己作为独特个体的权利。
在伊格尔顿看来，这一时期文化理论之所以如此繁荣是因为：第一，这段时期“左派”政治短暂地处于强势地位。新的文化观念萌芽于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阵线、反战、反核运动、妇女运动的兴起以及文化解放的鼎盛时期。第二，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第三，文化此刻在资本主义中日益变得重要。而这以前文化却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因为文化“讨论的是价值而不是价格，是道德而不是物质，是高尚情操而不是平庸市侩”（第25页）。在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为一些价值和活力提供了一个藏身之所，伦理和神话，感官与情感在这里受到较好的庇护。
然而，文化理论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却日益远离它发生之初的宗旨，特别是背离了文化理论发生之初所秉持的激进的政治批判锋芒，在日益体制化的运作和消费化的过程中泯灭了自己的个性，逃进学术自恋的象牙塔里而不能自拔。伊格尔顿写道：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类似的种种主义已经风光不再。相反，吸引人的是性。在一批略显狂野的学者身上，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已经让位于对法国式接吻的迷恋。在某些文化圈里手淫的政治远远比中东政治来得更令人着迷。社会主义已彻底输给了施虐受虐狂。在研读文化的学生那里，人体是非常时髦的话题，不过通常是色情肉体，而不是饥饿的身体。对交欢的人体兴趣盎然，对劳作的身体兴趣索然。讲话轻声细语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们在图书馆里扎成一堆，勤奋地研究着像吸血鬼迷信、挖眼睛、电子人、淫秽电影这样耸人听闻的题目。（第4页）
显然，这时期的文化理论已经不再是黄金时期的文化理论，文化理论已经提不起精神关注凝聚在文化上的阶级、种族、身份等，也对诸如德行、正义、伦理等人类一些基本价值准则失去了兴趣，而追逐快乐、放纵、色情、肉欲，最大限度肉身化了。这正是伊格尔顿对文化理论痛心疾首而欲置之于死地的原因。
由此看来，“后理论”意义上被人们误读的所谓理论的终结，其实是有特定内涵的，它指的是曾经盛极一时的文化理论的终结，而决不是什么“理论的终结”。为了防止读者对这本书的误解，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开篇就谈到：“如果这本书的书名表明‘理论’已经终结，我们可以坦然回到前理论的天真时代，本书的读者将会感到失望。”伊格尔顿依然坚持认为理论自有其价值：“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p213） 而伊格尔顿在接受采访时也重申自己并不主张理论终结：“我并没有论证理论已经终结，或者说理论最终会走向终结，但是我认为，这么说吧，高端理论（high theory）在很久以前已经完结，这并不是从人们不再从它那里获取一些东西或者使用它的意义上而言，而是就高端理论作为一种现象而论。”[3]正是在文化理论的“终结”处，伊格尔顿开始了对理论在新的时代所遭遇问题的思考。
二 “后理论”不是对理论的抵制
从“抵制理论”（resistance to theory）或“反对理论”（against theory）、理论终结再到时下的“后理论”，我们似乎可以理出一条关于理论的反思线索。其实，“后理论”并非是“抵制理论”或“反对理论”的延续，早在伊格尔顿出版《理论之后》之前，抵制理论或反对理论的声音已经不绝于耳。实际上，抵制理论或反对理论与后理论其实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学界有些人不过是想当然地误解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罢了。
“抵制理论”源于美国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家保罗·德曼的一篇文章。在《对理论的抵制》一文中，保罗·德曼提出“文学理论的什么东西这么吓人？以至于激起如此强烈的抵制与攻击？”答案可以是“它由于揭示出意识形态的运转机制，而颠覆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它反对美学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强大哲学传统；它瓦解了文学作品的既定的经典，模糊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4]。德曼认为这些答案还不足以构成抵制理论的理由，或许我们得转换一下思考问题的角度，“文学理论的真正症结，不在于同论敌的论争，而在与同自己的方法论上的种种假设和可能性的论争，与其发问文学理论为什么吓人，也许毋宁去问它：为什么在从事自己的事业中这么艰难，它为什么这么容易地要么陷入自我确证和自我辩护的语言，再不然就是完全代之以一种欣快的、乌托邦式的理论。”[5]当文学理论演变成了某种“大理论”时，理论内部的抵制理论的声音也就格外清晰。在这个意义上，抵制理论其实是理论“自我作对”功能的体现。
对理论的抵制是什么？德曼认为是一种“对使用关于语言的语言的抵制。因而也是对语言本身的抵制，或者是对于语言蕴含着无法简约为直觉的因素或功能这种可能性的抵制”[6]，对理论的抵制，是对技巧性的“阅读的抵制”。并且“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克服对于理论的抵制，因为理论本身就是这种抵制，文学理论的目标愈高尚，方法愈完美，它就愈加变得不可能”[7]，“但是，对于理论的抵制并不能导致理论死亡，因为理论总是能突破自身的缺陷，而且理论“愈是受到抵制，它就愈是兴盛”。[8]这些可以看做是保罗德曼解构主义式地阐释“抵制理论”思想的特色之所在。
实际上，伊格尔顿不但不抵制理论，相反，这位以《文学理论导论》而著名的理论家非常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没有某些先入之见，我们压根儿辨认不熟何为艺术品。没有可供我们任意使用的某种批评性语言，我们压根不知道该探讨什么，正如如果没有表达我们内心世界的词汇，我们连反思都不可能一样，对一作品完全客观地批评，若不是从某一特定角度切入，就会难以理解。” (第91页）伊格尔顿对那些笼统地“反理论”的观点非常不满，《理论之后》的第三章探讨了出现在美国的有关“反理论”的话题，例如针对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认为理论蛮横地肯定了男性的智力的说法，伊格尔顿嘲笑道：“反理论家就像是个医生，给你讲述复杂的医学道理，就要你能尽量多吞食垃圾食品，或者像个神学家给你提供和别人通奸的辩驳不倒的论据。”（第53页）针对有些反理论家认为“理论就是如何试着证明自己的生活方式正确，理论是你解释你行为的根本理由”，伊格尔顿认为上述观点“表明我们的文化没有坚实的基础……我们只不过碰巧诞生于倾慕那种价值的体系里”（第55页），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文化真的没有坚实的基础吗？答案是否定的，文化既不是漂浮不定的也不是稳固不移的，文化像船一样“只有能被锚泊的东西才能被描绘成自由漂浮……文化只不过看起来漂浮，是因为我们曾一度认为被铆牢在坚实的地方，如上帝、自然或理性。”（p56）伊格尔顿认为，我们不需要跳出文化之外来审视自己的信仰，因为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类能够反思、反省。“后理论”便是人类进行自我反省的一个阶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理论之后》中的主张与“反理论”、“抵制理论”并没有瓜葛。“反理论”或“抵制理论”其实是在“元理论”维度上对理论的思考。
三 理论之后是后理论时代的来临吗
国内有学者在回应伊格尔顿After Theory的基础上，提出了 “后理论时代”（Post theoretic Era）来临的主张，认为“后理论时代”：
已经具有了不同于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的一些新的特色，也即文学理论由于受到各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的影响，已经逐步演变成了一种范围更广的文化理论，或曰批评理论，或在中文的语境下简称为文论；文化理论再也不像以往那样被人们期待能够解释当今社会的所有问题；……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已经没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不同的理论思潮争奇斗艳，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各领风骚，各显特色，共同形成了“后理论时代”一道独特的景观[9]。
作者认为2003年到2004年间，西方理论界发生了三个对其后的理论思潮走向有着直接影响的事件，其一是后殖民理论大师爱德华·赛义德的去世，给后殖民理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其二是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出版，“为已有的‘理论的终结’或‘理论的死亡’之噪音推波助澜”[10]。其三是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辞世，这一事件标志了解构主义的终结，我们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Post theoretic Era）或“后德里达时代”（Post Derridian Era）。他认为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开篇对理论辉煌时期已经结束的论述表明了理论的衰落和虚弱已经成了无法挽回的事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伊格尔顿这位曾在某种程度上借助于编写文学理论教科书而蜚声世界文学理论界的理论家来宣布理论的衰落甚至‘终结’确实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赛义德和德里达的相继去世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伊格尔顿的预言。”[11]值得注意的是，在作者看来，After Theory也即是Post theoretic Era的来临。作者从后殖民理论与少数人的话语，流散写作和文学史的重新写作，全球化与文化的理论建构，生态批评与环境伦理学的建构，文化研究的重新思考与定位，女性同性恋和怪异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语像时代的来临和文学批评后的图像转折等八个方面对后理论时代理论研究的转向作了概括。作者认为这八个方面是“后理论时代”西方人文学术关切的几个主要方面。其实，作者所描述的后理论时代西方人文学术的这几种主要思潮，绝不是发生在2003年伊格尔顿写出《理论之后》之后的几年里，在这之前，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已经使西方人文学术的研究范围、关切焦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后理论时代”的上限，绝不始于2003年。“后理论时代”充其量是对一个特定时期西方人文学术理论走向的一个模糊的概括，真正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呈现出来。Post theoretic Era”理论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作者写道：
后理论时代的来临绝不意味着理论的终结，而是从另一个方面对理论的“无所不在性”进行了必要的限制，使之既不可能无限制地用于解释一切现象，同时又必须有效地用于解释当今的所有文学和文化现象。因此，理论的功能必须转变，理论的“普世性”也应当得到限制：它来自西方，并且成为东西方学者共同使用的工具，但它在用于非西方语境时必须经历某种“本土化”的变异，这也许是理论之所以有价值的一个重要原因之所在吧。最后，“后理论时代”的来临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为东方，或更具体说，为中国的文化理论工作者建构自己的理论并将其输出到国际学术理论界提供了一个与国际同行进行切磋和对话的平台。
显然，Post theoretic Era已经溢出了伊格尔顿After Theory的范畴，成了作者自己描述理论的最新发展和跨文化比较的一个工具。作者虽然认为伊格尔顿After Theory不是理论的终结，但他没有回应伊格尔顿在《After Theory》里提出的问题，特别是没有涉及伊格尔顿所谓的“理论“究竟何谓，以及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为什么早已过去的问题，而是从自己的理论范式和兴趣期待出发提出了一种理论转折的主张，这可看作是对伊格尔顿After Theory有意无意误读的一个结果。有学者已经指出，这种从“理论之后”的讨论中推导出的文学研究的“后理论时代”来临的观念，基本上没有太多根据。因为“理论的研究乃至理论的生命本身并不是那么容易消亡的，理论作为一种记录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理性思考方式，不会轻易地随着一两种不同主张和观念的分歧而寿终正寝。”那些大师的离世，并不必然带来学术的低迷，因为，人文学术总是在积累中发展的，不可能有一个明显的“断代”。而且，当关于“理论之后”的言说被上升为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性“理论之后”观念的时候，其理论命名中的局限和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12]所以，与其说“后理论转折时代”的来临，不如说“后理论”仍在过程中。
四 “后理论”是理论的反思
既然“后理论”不是“理论的终结”，不是“抵制理论”，也不意味着“后理论时代”的来临，那么“后理论”意味着什么？我们认为，后理论其实就是对理论的反思。这要从“after theory”个术语以及它在相关著作中的含义入手开始探讨。
上文提到Thomas Docherty 的著作After Theory：Postmodernism /Postmaxism，此书所探讨的话题主要围绕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和有关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而展开的。它试图在传统批评和这些争论的范围内呼唤一种觉醒——理论的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妨碍了理论自身的主张。
伊格尔顿在谈到“After Theory”曾经说过，这一标题的命名有点遗憾，一些正在努力将文学理论引进到课堂上的年轻大学教师对此标题也不满意。那么，对这一标题该如何理解呢？伊格尔顿讲应该是“理论”之后（After “Theory”），“Theory的第一个字母应该大写并且加上引号”[13]，这里的Theory就是“文化理论”，不仅包括结构—解构主义的“高端理论”（high theory），也包括了后来由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少数族裔主义等参合在一起的“文化研究”。
与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在同一年出版的德里达著的《生活·理论·之后》（“following theory”, Life.After. Theory）这部文集，德里达认为就这一著作的名字而言，一开始他并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理解它的意思，他认为“after”一词，“在…之后”这一状态可能意味着你试图并且确实是与你处在之后的东西保持一致。德里达并不十分赞同life.after.theory使用“theory”这一词，而是想用 “philosophy”， “deconstruction”和“literature”等来代替它，他说理论自身有一种“必然性”驱使着他去写作、去表达自己的思想，产生这种必然性的原因是不存在一种他所希望的“纯正存在”，这种“纯正存在”的缺席又使“希望”变得不可能，所以他试图去清晰地描述这种不一致状态，从这一方面说，After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前缀“后”（post），即“随之而来的”；其二是“after”即“依据…”（according to）[14]。而拉曼·塞尔登、彼德·威德森和彼德·布鲁克著，刘象愚译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则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了post-theory”和“after Theory”。[15]
结合以上几位理论家对“aftertheory”的解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看法：“after theory”，即“理论之后”是 “在高端理论（以后现代理论为代表）之后”，after可以理解为追随、依据，theory的首字母应该大写，after Theory的另一含义即“post-theory”，指的是用一种探索的姿态反思理论的现状并考虑理论黄金时期过去以后的理论问题。
可以看出，“后理论”并非是一种成体系的新的理论，也不仅仅是理论之后的理论的来临，“后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理论的反思。
讨论“后理论是什么”，应该先看“理论是什么”，而后再回过头来看“后理论”。讨论“理论是什么”，一个绕不开的学术资源是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一书对理论的界定。在威廉斯看来，“理论”一词的一个基本的方面是“在theory与speculation（思索、推测），theoretic（al）与speculative（思索的、推测的）两组词里，均可以相互替代，它们具有同样的词根意涵。”[16]也就是说理论是与推测有关的，是与“思索”相通的，最重要的是理论不仅能思索一些诸如“本源”、“本质”一类的问题，而且能够反思自身，也就是乔纳森·卡勒所说的“理论具有反思性（reflexive），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17]。
1986年，《社会文本》杂志刊登了安德鲁·马丁和佩特里斯·彼得罗合写的《伊格尔顿访谈录》，在谈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时，伊格尔顿认为在某一学科的历史上，理论并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会出现的。不论由于什么历史原因，理论的出现一般是那个学科需要自我反思的时刻，例如它的传统的理论基础遭到破坏而需要某种新的理论基础的时刻——这时它就需要与自身拉开一定的距离。如果它那样做，如果它进行自我反思，不再接受通常公认的看法，而是以某种方式疏远他们，那么它就可能像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那样，产生两种作用中的一种。一方面，理论可以简单地重新确认那些实践，使它们有一种更坚实的基础（例如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其他时髦的法国理论在英美的某些模仿）；另一方面，你可以用某种疏远那些常规实践的方式，把理论问题提高到改变他们的程度。
关于“后理论”的相关著作正是在理论自身需要反思的时候出现的。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正是作为理论的文化理论发生危机，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的时刻写就的。伊格尔顿正是要与文化理论保持一定的距离来思考理论的现状及其未来走向的。伊格尔顿写道：
在西方，人们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认识到文化理论的高潮已经过去近二十年。虽然人们感觉上不是这样，但实际上德里达、巴迪欧等理论家的主要著作离当今社会至少有二十年之久，……我在书中试图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目前谈论理论，实际上是在谈论历史现象；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理论的兴起同西方左派的上升紧密相关。应该说20世纪60、70年代是一个乐观的时期。如果你注意一下具体时间，各种主要的理论都产生在这一个时期。本书是在那些永恒的东西和变化了的现实之间寻找一种平衡。[18]
更确切地说，《理论之后》是在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的历史时刻写就的。在伊格尔顿看来，那些由雅克·拉康、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有了几十年，R.威廉斯、L.依利格瑞、皮埃尔·布迪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H.西克苏、F.杰姆逊、E.赛义德等为旗帜书写的某种大理论，其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现实不允许我们简单地回到那些理论中去，有一些问题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理论之后》这本书的核心理念就是“重新思考 （re-think） ”[19]——重新思考，正是理论行使反思性功能的一种形式。
伊格尔顿“重新思考”了理论的哪些方面，从这本书的逻辑构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产生那些辉煌时期理论的政治环境，对理论最具破坏作用的，正是对这一政治环境的遗忘，这会导致诸多当代文化理论概念歪曲变形。表面看，文化理论席卷了语言学、哲学、政治学、艺术、人类学等等各个领域，它一路前行，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成了图书馆编目人员的噩梦。它越想覆盖各个领域，越无法超越自身。他重申对文化批评的政治维度的强调，希望理论之后重新思考真理的客观性性问题，以求建立理论革新的基础；社会政治环境中的革命、基础和基要主义者；我们这一时代的道德状况；如何面临死亡、邪恶与非存在等等。伊格尔顿想通过批判后现代主义关于真理、人类本质、德性的相对主义观点，把文化理论从日益衰弱的正统观念中解救出来。[20]这种反思的姿态，其实也是后现代语境下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西方人文学科的一个基本特点。[21]
注 释：
[1] 张箭飞:《文化理论在西方的死亡》,《学术研究》2005年第9期。
[2] 张箭飞:《文化理论在西方的死亡》,《学术研究》2005年第9期。
[3] Matthew Jarvis and Liz Oakley-Brown, “Talking After Theory: An Interview withTerry Eagleton”, English，Vol.53,No.207（Autumn 2004）.
[4] [美] 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5] [美] 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6] [美] 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7] [美] 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8] [美] 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9] 王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
[10] 王宁：《全球化、文化研究和当代批评理论的走向》，《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11] 王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12] 段吉方：《“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期望及其发展方向——基于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反思与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年5月11日。
[13] Matthew Jarvis and Liz Oakley-Brown, “Talking After Theory: An Interview withTerry Eagleton”, English. Vol. 53, No. 207 （Autumn 2004）.
[14] Jacque Derrida, “following theory”, inLife.After.Theory, edited by MichaelPayne and John Schad, Continuum: New York,2003.
[15] [英] 拉曼·塞尔登、彼德·威德森和彼德·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第326页。
[16] [英]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87页。
[17] [美]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18] 王杰、徐方斌：《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文艺研究》2008年第12期。
[19] 王杰、徐方斌：《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文艺研究》2008年第12期。
[20] Elaine Showalter, “A Champion of Cultural Theory?”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50, Issue 20,(January2004)：9.
[21] 参见邢建昌《文学理论的自觉：走向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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