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峻｜学术史视角的引入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重要意义
学术史视角的引入对当代马克思主义
文论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者：泓峻
文章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2011）
最近十来年时间，文艺学学科先后出现了多部学术史论著，比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1999）、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2001）、毛庆耆、董学文、杨福生主编的《中国文艺理论百年教程》（2004）、程正民、程凯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构建——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2005）、童庆炳主编的《新时期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调查报告》（2006）、董学文、金永兵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2008）等。对于文艺学学术史的写作而言，无论是谈论20世纪的学者、学术研究方法，还是理论研究的进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方法指导下的研究成果，都不仅无法绕开，而且在多数时间里还应该是话题的核心。上述著作，当涉及“左联”时期、延安时期、建国初期、“新时期”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几个关节点上出现的文论思潮、文论家及历史事件时，也的确相当着力，时时有新的见解提出，已经构成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领域重要的学术成果。
文艺学学术史的写作，实际上是对近年来整个人文领域学术史研究热潮的呼应。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人文学界曾有过一场关于“思想与学术”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陈平原等学者开始倡导学术史研究。之后，便有一批文学、哲学、史学方面的学术史著作出现，同时还出现了几部类似《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这样的宏观学术史著作。
其实，学术史研究倡导者的本意，并不仅仅在于要写出几部整个人文学科或者是人文学科某个领域的学术研究通史或断代史。他们更希望借学术史这种在“与先辈对话”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自己的立场与方法”，“通过触模传统、反省传统来思考当今的生存处境与发展策略”的学术研究，使中国的人文学者，在“直接引进新的思想观念或研究范式”，或“别无依傍，独创新说”等习惯的学术方法之外，寻找到一种更为扎实沉潜的学术路径。[1]因此，他们对一些学术史写作中表现出的“好大喜功、华而不实，话越说越多，书越写越厚，可见识却越来越少”的倾向表现出了充分的警惕，认为这样恰恰有违借学术史研究转变当代学术研究风气的初衷，从而更提倡那种带着明确问题意识，切入到某一具体问题当中进行局部观照，“引领读者进入某一已相当充盈的‘学术角’”的研究方式[2]。倡导学术研究的学者认为，学术史研究与其它研究的最大区别应当是始终遵循“史实是第一要素”的治学原则，“不要用推理的方法，而要坚持实证的方法”[3]去接近问题真相，得出自己的结论。
如果从这个层面出发去理解学术史研究的内涵，那么我们便能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发现更多的受学术史研究视角影响的学术倾向。而且，这一研究视角的引入，的确对于校正之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存在的偏颇，提升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围绕具体的文本、具体的学者（理论家）、具体的学术事件进行的专题研究，以及文本、学者、学术事件背后的学术体制研究，是当代中国学术史研究与写作的几种主要范式。这几种范式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都有体现。
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品格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文本，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关注的重心。从讲话发表到上世纪70年代，其权威性是不容怀疑的，因此国内学者这一时间段内对讲话的研究，带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研究者学术阐释的空间十分有限。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一些急于摆脱政治束缚、寻求文学独立的理论家，又往往把此前种种制约文学发展的观念与作法和《讲话》直接联系起来，对其进行全盘否定。这一时期也有继续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权威的学者，从正面对《讲话》进行着新的理论阐释。上述研究尽管立场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价值取向太过明显，冷静的学理分析不足。而近年来一些从学术史研究角度切入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章，则基本上采取了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与此前的研究风格形成鲜明对比。比如，有学者采用学术史研究中最常用的版本考证的方法，考证了50年间（从1942年5月座谈会召开当月到1991年《毛泽东选集》最新一个版本面世）《讲话》的六个版本，通过不同时期不同版本在本文、注释上异同的比较，展示了《讲话》作者、编辑者、注释者对一些具体问题、具体观点、甚至是具体语句、具体措辞的修正过程。这种研究看似琐屑，但于细微处见出的恰恰是随着时代与政治语境的变化，人们对《讲话》接受与理解的变化过程，展示了《讲话》作为一个经典文本与时代精神之间微妙的关联。[4]有学者则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被译成50余种语言，介绍到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几十个国家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分析了不同类型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对《讲话》的不同理解与不同的评价，为学界充分认识《讲话》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参照。[5]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其它一些著名篇目，一些学者通过学术史考察得出的结论也是富有启发的。比如，有学者对瞿秋白1933年4月发表于《现代》杂志上的著名文章《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进行研究时，就把这篇从俄文编译改写的文章与前苏联《文学遗产》杂志上的俄文原文进行了对比，试图从中发现中国学者与俄国学术界不同的理论兴趣。另外，这篇研究文章对1930年代初《文学遗产》这本刊物理论倾向的介绍，以及对1930年代初国内左翼与右翼理论家之间争夺现实主义理论解释权情况的介绍，对读者全面理解瞿秋白这篇文章写作与发表的动机，以及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形成的背景，都有重要启发。[6]类似这些研究，可算作围绕文本进行的学术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在具体的理论家研究以及学术事件研究方面，学术史视角更是有着很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对历史当事人的日记、书信、传记、口述历史、回忆录的利用，以及对其它第一手历史资料，比如记述有关历史人物活动、发表有关理论家文章、报道有关历史事件的报刊的发掘、整理与细读，这些学术史研究中经典的方法，常常会使这方面的研究产生意想不到的突破性进展。近年来胡风、周扬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文艺思想研究的深入，就得益于许多相关传记、回忆录、日记的陆续出版。1998年1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胡风夫人梅志亲自撰写的《胡风传》。由于传记作者与传主的特殊关系，使得这部传记作品在胡风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其对国内胡风研究已经产生与将要产生的影响，恐怕是任何一篇胡风研究的博士论文或者理论专著都难以企及的。近年来周扬研究的进展，研究者对周扬文化性格复杂性、丰富性的认识，也与有关传记材料、回忆材料大量公开发表有关。而对周扬文化性格复杂性的认识，反过来又加深了人们对其文艺立场、文艺讲话与文艺著作内涵的理解。况且，进入理论家的精神世界，破解理论家的文化人格，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题中之义。另外，在学术史研究视角的影响下，有学者还有计划地对一些亲历了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过程的老学者进行采访，以访谈录的形式记录下一些珍贵的历史记忆。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是李世涛根据对刘纲纪、徐中玉、钱谷融、张文勋、胡经之、刘宁、鲁枢元、毛崇杰等十几位当代著名学者的采访而写下的系列访谈录。在这些访谈录中，我们不仅对被访者本人的学术经历、学术立场、学术成果产生的过程有了更具体感性的认识，而且还通过他们的讲述，对他们的上一代学人，比如蔡仪、朱光潜、周扬等人，以及他们曾经亲历的一些重要的文学史事件，比如1950年代的批判胡风运动、苏联文艺学专家在中国的讲学、1960年代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新时期”文学主体性论争等等，有了更加具体感性的认识。近年来，围绕《文艺报》与中国当代文学人物、文学运动、文艺政策、文艺观念之间关系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不仅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而且有多篇博士论文、论著以及一些国家课题结项成果问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触及到许多关键的理论问题，为人们直观地接触与认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历史，尤其是1950—1960年代那段历史，开启了一扇窗户。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学界就启动了对现代文学史上报刊的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工作。近年来，随着学术史研究的深入，这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绩。通过当时一些被发掘整理出来的报刊资料，人们对“左联”时期、抗战时期、延安时期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命题展开的过程，左翼与右翼之间、左翼内部理论家之间理论论争的真相，以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具体情境，有了远比以往真切深入的了解与把握。
大学文艺学学科的形成与内在机制、中共文艺政策的发展变化对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等问题，也引起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董学文、童庆炳等学者就提出，为了弄清楚文艺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应当对20世纪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与引进，尤其是对1930年代以后出现的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指导编写的文学理论教材，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总结。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仅出版的论著就有毛庆耆、董学文、杨福生主编的《中国文艺理论百年教程》、童庆炳主编的《新时期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调查报告》、张清民撰写的以1940年代文艺学教材为考察对象的《话语与秩序》等等。另外，几部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著作，对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情况也多有论述，有些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设置专门章节，如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董学文、金永兵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都是这样处理的。程正民、程凯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构建——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一书，则将文艺学教材与文艺学教学活动同时作为考察对象。此书用很大篇幅介绍了建国初期高校文艺学教学大讨论，苏联专家在北大、北师大、人大开设研修班，以及从苏联引进文艺学教材的情况，分析了这些事件对之后中国文艺学教材的编写体例、文艺学教学与学术研究队伍的形成、学者的学术背景与知识结构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影响。中国文学理论教学中的苏联模式及其影响，以及如何超越这一理论模式，吸纳中国古典文论中的一些合理成分与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是文艺学教材与教学体制研究者着力探讨的问题。由孟繁华撰写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在论述1950—1960年代的历史时，则引入了对新中国形成的独特的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的考察，以及对一些重要学术会议影响的分析，并注意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学者社会地位与精神地位之间的矛盾与反差。这种研究，无论是研究思路，还是具体结论，对中国文艺学研究而言，都很新颖，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思路，你可以说多多少少地与来自福科的“知识考古学”、格林布拉特等人的“新历史主义”有关，而实际上，它与中国古代的“乾嘉学派”之间的渊源关系却更为直接。“乾嘉学派”的学术传统在20世纪初期曾经被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胡适等人吸收改造，运用于包括文学史在内的历史研究。也正是在这一学术传统影响下，形成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学术史研究的高潮。建国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史学”对旧史学的批判，就包含了对旧的学术方法的批判。于是，这条以考证与归纳为主，强调证据、强调“论从史出”的学术传统，基本上被人文学科主流的研究者抛在了一边。这不仅给史学研究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新史学“以论带史”、将某种外来的历史发展模式硬套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去的做法，产生了许多问题；而且文学、哲学等学科同样受到影响：在这些学术领域，外来的学说、观点往往被不同时期的研究者当成普适的理论引入中国，到上世纪80年代，新旧思想与学说之间的更替如同走马灯一般。与此同时，学者的学术话语往往带着浪漫的“启蒙”色彩与主观的独断色彩，多数人不但没有兴趣与耐心做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甚至没有耐心对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行学理上的充分论证。在追求前卫与创造新思想的冲动面前，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被弃置不顾，学者的浮躁心态日益严重。90年代初学界关于“思想与学术”问题的讨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一些学者这时候对学术史研究的倡导，就是试图借此接通远至“乾嘉学派”，近至梁启超等人的学术传统，以校正中国当代学术研究存在的上述弊端。
文艺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直是一个理性思辨色彩很浓厚的学科。研究者往往需要面对文学的写实性与工具性、阶级性与人性、主观性与客观性、典型性与个性等问题，进行抽象的思考，通过逻辑演绎得出自己的结论，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既使在这样一个学科内，理论家也不可能完全站在学术传统之外，不借助之前的理论成果进行思考；许多时候，理论思考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以往的理论观点进行取舍与整合的过程。因此，没有对本学科学术历史的了解，没有对前人理论观点的参考，凭空产生的“新思想”、“新理论”大多是不可靠的，没有太大学术价值的。
实际上，创立新体系、产生新思想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重要目标，却并不是其研究工作的全部。与其它学科一样，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同样需要有人专门地从事学术史的发掘整理工作。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领域对学术史研究的呼应，并不是要追赶新的学术时尚，它与中国学者在世纪之交反思国内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之前几十年走过的路程的愿望，以及寻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建设突破口的努力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要想在以后的工作中，提高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水平，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就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理清自己的家底，对中国学者在过去几十年研究中的创造性贡献与理论失误有一个清醒、客观的认识。而这种总结与清理工作，是需要由学术史研究，甚至是专门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方面的学术史研究专家去承担的。
而且，当代学术史研究视角的引入，对于纠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风气的作用，也是值得肯定的。在学术史研究的视角下，研究者面对学术传统的态度与以建构新理论为目标的学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试图建构新理论的学者更多地会把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中产生的多种理论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比较，将那些自认为合理的、有启发性的理论纳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当中，最后形成自己的理论认识；在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时，他人的理论观点往往会成为证明自己观点的正面或反面的论据。学术史研究者则总是试图去还原理论产生的历史语境，发现理论生产的内在机制与外在条件，以及理论与理论之间、理论家与理论家之间的传承关系，研究者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推导出新的理论，而是为了对已经存在的理论的来龙去脉进行说明。这既是一种学术研究工作，也是一种学术态度的训练。一个学科理论的发展与创新，需要建立在许多默默无闻的学者所做的大量基础研究工作之上；一个优秀学者的学术创造，同样需要建立在扎实的知识积淀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之上。因此，学术史研究虽然不能取代理论体系的建构与思想的创新，却是新体系、新思想产生的基础与必要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学术史视角的引入，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关系重大。
另外，当我们谈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时，“中国化”一直是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以往，我们总以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标志，就是把中国古典文论以及中国当代的理论成果融入到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当中去。其实，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引入学术史研究这种相当中国化的视角与方法，也应该算作中国学者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一个独特贡献，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成就。
注 释：
[1] 陈平原：《学术史研究及其它——答秦山问》，《中华读书报》1996年9月6日。
[2] 陈平原：《立足反省的学术史》，《中华读书报》2002年9日18日。
[3]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撰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4] 金宏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版本与修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
[5] 刘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外的译介与评价》，中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6] 杨慧：《“现实”的诞生——再论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3期。
张红军（1966— ），笔名泓峻，河南郑州人，文艺学博士。现任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理事、山东省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汉语言文学专业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威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人文的美学视点》、《共生与互动——20世纪前期的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文学修辞批评》、《文学缀思录》、《汉语文学的文本形态》、《莫言新论》，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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