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冠青｜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影响
作者：戴冠青
文章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2011）
崛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一种富有时代特征的当代西方文艺和美学理论，以卢卡契、葛兰西、马舍雷、戈德曼、伊格尔顿，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最活跃的法兰克福学派中的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和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一批欧美理论家力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阐释、复兴、发展马克思主义，全面批判现代资本主义而形成的一种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理论体系。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各个流派都承认社会历史、经济基础决定文学创造这个命题，但不同的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更多的是文化和文艺学领域，“一个接一个的思想家在这个领域里以历史唯物主义前所未有的丰富想象力和严谨研究而名声显赫”[1]。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内部派别纷呈，其研究侧重点和理论倾向也有很大差异，但也显示出一些共通的理论特征。其中最鲜明的理论特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将文学艺术视为人的解放与审美救赎的武器，试图从中寻求文化出路，由此，他们认为文学艺术是人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况下复归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另一个理论特征是，他们在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善于用西方现代文艺观对自身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展现出一种“综合”性的理论特点，由此为传统的思考方向增加了许多新鲜的增长点。还有一个理论特征是，他们善于根据社会变化不断地调整其理论视角使之更具“现代化”，进一步强化了现代艺术所应具有的反抗社会、拯救人类、解放人类的职能，从而使其理论对现代社会起到更有力的批判作用。由此可见，这些理论视角给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注入了一股新鲜而强劲的血液。
可以说，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十分重要的一股有着磅礴力量、广泛影响的国际思想理论潮流。“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其他人的，其关注的中心，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全面异化，他们往往希冀通过文学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或减少异化，求得人的全面（包括心灵）的解放。”[2]它自身独特的魅力与价值，吸引着世界学者的目光。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与发展，适合西方理论成长的语境不断被开拓，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于是将眼光投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20世纪80年代，哲学家徐崇温先生最先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介绍进中国，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译介和研究。此后，学者们从不间断对包括批判理论、大众文化研究、意识形态理论和审美解放论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基础理论的研究，以及对其各个流派及思想观点的研究，再到探索其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价值和意义的研究，试图发掘其身上更有时代意义的理论价值、更新的批评视野，更有活力的理论力量，由此进一步充实我国当代文论的理论建构，推动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紧密跟进当代社会建设的发展，促进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建设。但对比我国文论界对于其他西方当代文论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新时期我国文论建设的影响研究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因此本文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和探讨。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接受过程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于20世纪80年初被介绍到我国之后，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成为新时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的重要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从开始的基本否定到一定程度上的肯定，再到视它为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这是一个曲折的接受过程，也是我国学术界的学术态度走向开放和进步的表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对于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处在当代社会转型期的现实语境中的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这一庞杂的体系大约于80年代初在中国学术界粉墨登场。学者徐友渔认为中国理论界正式接触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始于70年代末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但最初的接触则可以追溯到60年代，当时卢卡契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是被当作反面教材内部引进的。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式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后，很快就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极大兴趣，但此时这种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仍带有纯粹批判的性质，真正在平等对话基础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而富于成效的研究则是从90年代开始。[3]但其实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的一些学者已经将目光投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个别理论家的思想，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翻译与介绍，不过还未出现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系统译介。例如，我国最早对卢卡契思想的部分翻译介绍，应是1935年在《译文》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的卢卡契的《左拉与现实主义》，接着1936年在《小说家》上发表了卢卡契《小说理论》的第一部分，1940年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论现实主义》，同年12月吕荧翻译的《叙述和描写》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第六集一、二期合刊上。此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仅仅像“星星之火”，但这些“星星之火”对当时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也为后来我国出现的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流派来认识与研究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接下来学术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不断高涨，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进行研究的论文或著作被大量翻译与介绍进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葛兰西的《论文学》（吕同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弗洛姆的《逃避自由》（陈学明等译，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审美之维》（李小兵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和《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卢卡契的《小说理论》（张亮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弗洛姆的《爱的艺术》（李建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的“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中的部分丛书等等。此外，国外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被翻译过来，如安德森（英）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朱塞佩·费奥里（意）《葛兰西传》（吴高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戈雅（前苏联）《批判存在主义对辩证法的理解》（车铭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艾耶尔（英）《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得特勒夫·霍尔斯特（德）的《哈贝马斯传》（章国锋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尤尔根·哈贝马斯和米夏·埃尔哈勒（德）合著的《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对话》（章国锋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还有弗朗西斯·马尔赫恩（英）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
可以看出，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一新鲜血液，学界对其各流派的文艺、美学思想和理论观点，以及各主要理论家及其著作进行了大量的、实事求是的翻译和介绍，并力等图在此基础上做出准确评价，这对我们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了解西方五花八门、不断更替的文艺思潮有很大的裨益，许多新鲜的理论视野如文化批判、公共场域、交往理论等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具有独特的借鉴意义。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被大量译介并得到广泛传播的基础上，中国学术界随之对其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虽然在这期间，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曾因为种种原因遭到批判，但有关研究却从未间断过，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有学者认为我国大陆学术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开始至今大致经历了1935年—1980年的萌芽阶段、1980年—1995年的发展阶段以及1995年至今的深化阶段。在萌芽阶段，虽还未涉及文论、美学方面的研究，但此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当成“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卢卡契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被否定，这一状况持续到了80年代初，而萌芽阶段的研究虽然起步早，但总体上看比较单调且不成熟，理论探究也只局限于个别人物的简单介绍。到了发展阶段，随着1982年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的出版，并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被视为我国学术界系统评述和研究的开端，之后便引起了广泛的研讨与有力的推进。80年代中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逐渐受到文论家们的关注和重视，1988年12月在四川成都首次召开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学术讨论会”，会后国内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热潮。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论界注意在“平等对话、沟通理解”的基础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解读、批判、借鉴和吸收，其研究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中国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深化，文论界不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方式，更加深入地对其理论根源、理论特征及其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而且把其理论视野作为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当代的文学和文化形态，研究的内容和范围都在不断扩展，出现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如董学文的《马克思与美学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现代美学新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陆梅林选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四川大学出版社），《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出版社）,《布莱希特论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张翼星的《理论视角的大转移：“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观》（重庆出版社），俞吾金的《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衣俊卿的《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欧力同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重庆出版社），张一兵的《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陈学明等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名著提要（上、中、下三卷）》（重庆出版社），朱立元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黄鸣奋《艺术交往论》（文化艺术出版社）、许明的《新意识形态批评》（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姜哲军、刘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马驰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等。
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给予我国当代文论界的影响和启发作了具有深度的阐发，许多观点富有理论建设意义。如陈学明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大致可分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浪漫主义文艺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文艺理论，英美威廉斯、伊格尔顿、詹姆逊的文艺理论等。而最有创意的应属法兰克福学派。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艺术的性质和功能是对于现实的否定和超越，提出人类必须走艺术革命、艺术解放的道路，对文化工业、大众文化展开了尖锐的批判。[4]陈厚诚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概括为艺术创作原则和艺术创作方法问题、艺术与意识形态问题、文艺理论的“语言学转向”问题、艺术和审美的文化内涵问题等五个方面。[5]俞吾金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语言学转向，他认为这一转向主要通过本雅明、哈贝马斯等人的思考和著述中体现出来，本雅明的“三种语言”理论涉及到“语言学转向”，由此拉开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语言学转向”的序幕，哈贝马斯则运用普通语用学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6]姜哲军、刘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充分注意跨学科研究和发展的趋势，对乔治·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者以批判为己任的美学观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和探讨，揭示了其对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的启发。胡亚敏的《后现代社会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詹姆逊：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研究》、《詹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意识形态叙事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30年》、《詹姆逊与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当代价值》等一系列论文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提出了立足本土又合理吸收西方文学批评研究成果为我所用的思考。黄鸣奋的《艺术交往心理学》、《艺术交往论》、《需要理论与艺术批评》等著作在深入研究哈贝马斯 “交往合理化”理论的基础上，从发生学的角度出发，对艺术交往的发生、特征、动机、功能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建构了自己的艺术交往理论。许明的《新意识形态批评》一书则以当代视野与前沿意识观照意识形态批评的历史话语、流变话语与比照话语，在对其做出历史反思性探讨的同时提出重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宏伟目标。总之，中国文论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范畴虽有着不同层面的看法，但都以一种严谨认真的研究态度在各自理解的基础上对其理论特征进行多维度的把握和富有深度的阐释，并力图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
同时国内的研究形态也在不断丰富和扩展，例如许多高校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讲授和探讨，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支撑。国内学者们还经常举办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讨会，并多次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认真考察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现状，与国内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进行对比与交流，扬长补短，由此促进我国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这些研究，对于破除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教条式的理解,反思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经验和教训,从而科学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应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民众思想的禁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僵化教条的理解，以及当时的文学批评所呈现的对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主要思想、主旋律等方面作刻板的意识形态理解的倾向使人们十分反感。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将文艺从政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有力地纠正了文艺创作中长期存在的忽视艺术本质和规律的风气，大大地拓展了文学艺术的表现空间”[7]。而改革开放的政策也打开了中国的窗户，一时间异彩纷呈的西方文艺思想纷纷涌进，并迎合了我国批评界在传统批评观念被否定之后一时处于缺失状态的批评心态，对中国的当代文学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此后中国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态势，与20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崛起的时代环境相似，这又促使文论界对文学与社会时代的关系重新进行反思，于是重视社会——历史文艺批评方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就适应了中国文艺批评现实的需要，得到了广泛的借鉴与应用，也因此极大地影响了许多批评家的批评视野和批评方法。
首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社会——历史文艺批评方法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应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的理论家，例如卢卡契、葛兰西等，侧重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尤其重视在“异化”的社会现实中，通过文学艺术来呼唤人性的复归。而人道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们十分关注的核心问题，他们主张用艺术来维护和解放人的主体性。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思路，特别是改革开放早期对鲁迅、巴金、矛盾等大家作品以及写作方式的重新推崇就基于这一思路。批评界认为他们的作品总是在现实中找到对人性的关注，对人道主义的肯定，因此他们的作品一直被视为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这种思路也一直影响到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如刘锡诚在联系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实际时探讨了人道主义问题，认为新时期文学创作中人的主题出现于“伤痕文学”潮流兴起之后，从关注人的尊严和人格始，后扩展到关注人的价值、人性和异化等问题，这是我国当代文学中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全面发展。[8]可以看出，这一批评其实就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社会——历史文艺批评的影响。安琼在《从人性的压抑到生命的搏斗》一文中对电影《芙蓉镇》的批评也是如此，认为谢晋导演的《芙蓉镇》歌颂人性,歌颂人道主义,歌颂生命搏斗，影片通过人物从人性的压抑到生命的搏斗的浮沉起落、大喜大悲的人生历程展现,塑造了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从而多侧面、立体化地展示了畸形时代中小人物的生命追求。[9]同样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关注人道主义问题，关注人的主体性这一批评视角的影响。
其次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中社会文化批判的视野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应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科技水平不断提高，高度工业化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使我们的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与20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崛起时的时代境遇有些类似。当年阿多诺提出 “文化工业”的理论，认为在这样的“生产”中，文学艺术品被不断地“机械复制”，文学艺术品在“合理化”、“图式化”中被“批量生产”出来。[10]而在本雅明看来，“现代艺术生产力的提高有着积极意义，是艺术手段和技巧进步的结果，电影、广播、电视等面向大众的传播技术，决定性地改变着当代的艺术生产和艺术接受”。[11]在这样的科技进步下，艺术品的复制技术空前提高，艺术的机械复制使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的全部功能颠倒了过来，传统艺术的那种起源于宗教崇拜的“光晕”被复制艺术所打破。复制艺术或者说文化工业粉碎了凝结在传统艺术“光晕”中的商品拜物教的异化意识，也打破了贵族阶级独占艺术的一统天下。所以，他们认为，以电影等为代表的现代机械复制艺术的诞生，使传统艺术的“光晕”（类似于“诗意”、“韵味”）消失，它把艺术品从“对礼仪的寄生中解放了出来”[12]，使艺术成为大众的东西，艺术的功能、价值以及接受都随之改变。
而处在社会变革转型期的当今中国，也面临着“文化工业”的时代，以电影、电视、广播、广告等为代表的，在现代科技手段下被大量复制与传播的大众传播媒介越来越深入民众生活，为占领大众文化市场，其娱乐作用越来越凸显，也越来越被强调，从而在潜移默化下对大众意识形态产生影响，使中国文化呈现出某种世俗化的转型，也促使了大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民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不再与一种神圣的精神价值相关联，人们不再到生活之外去寻找生活的合法化依据”[13]的“解神圣化”的思路，对解构中国那种准宗教性的，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极左意识形态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特别是其大众文化批评的理论直接顺应了我国当代的大众文化批评，其中戴锦华、陶东风、王一川、衣俊卿、高小康、王晓明、金元浦等学者在大众文化批评理论的引进和应用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例如陶东风在探讨了后革命时代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出现的“部分革命文化传统、经过改造的革命意识形态，与新出现的消费主义、大众娱乐文化、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混合、并存”[14]的文化特点后，认为王朔的所谓“痞子文学”通过戏仿式的对话，“既有对于当下现实（如吃公款、要回扣）的揭露批判，也有对于过去革命年代的政治符号、政治话语、政治机构（如“巴黎公社”、“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等）的挪用、并置、拼贴与戏仿，更有对于那段曾经是神圣的历史的调侃。于是，把一切关于革命与崇高、神圣与伟大的主流文化神话变成了供人调笑的材料与滑稽模仿的对象”，“这种对待革命文化的戏仿态度”，彻底解构了革命文化的神圣。而且他还认为2000年以后出现的“大话文学”就是继承了王朔小说开创的这个传统。大话文学的突出特征就是对于经典文学/文化文本的滑稽模仿，这里既有对于中国古典名著的滑稽模仿（比如《大话西游》之模仿《西游记》），也有对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的模仿（比如《Q版语文》之模仿格林童话、鲁迅作品、朱自清作品等）。而中国现代、当代的革命文化（文学）同样一直是“大话文化”戏仿的重要对象。[15]这一批评可以明显看出批评家对于当代文学中的大众文化视野与力图解构经典及其叙事话语的表现方式的关注和欣赏，看出批评家试图通过把握当代中国的某种“去经典化”“去革命化”的文化形态来揭示其在社会批判中的独特意义的用心所在，由此我们不难把握到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中社会文化批判的视野在其中的应用与影响。
还有许多学者将大众文化批评理论运用于深受“文化工业”时代影响的电影本文分析中，例如徐贲的《影视观众理论和大众文化批评》（《当代电影》1996年第4期）、尹鸿的《世纪转型：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时代》（《电影艺术》1997年第1期）、李奕明《大众传播媒介：理论与批评》（《电影艺术》1990年第6期）、戴锦华、高秀芹的《无影之影：——吸血鬼流行文化的分析》（《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等等。这些文章分析了一些中国电影的复制、平面化等“生产性”特征，分析了这些电影作品与大众的相互关系，揭示了电影的机械化、标准化生产模式对个人化情感经验的“消解”，暗示了这些电影作品在当下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而一些批评者则将戈德曼的“有意义的结构”、布莱希特的“间离化”、阿多诺的“艺术的批判和拯救功能”、弗洛姆的“生产性的爱”、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化”等视角引入批评文本，如刘立善《论志贺直哉《学徒的神仙》与人道之爱的艺术性》（《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张海华《让爱穿越文化的障碍——论福斯特《印度之行》的文化意义》（《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欧阳文风《批判，却无法拯救——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看王跃文的官场小说》（欧阳文风的博客http：// blog.sina.com.cn / ouyangwenfeng 2011-01-31）、张忠宇《意义与结构——《龙脊》解析》（张忠宇的博客 http：// blog.sina.com.cn/ casgsc 2009-08-17）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文艺批评中的应用，又进一步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影响，促进了中国当代文论界对其理论观点的理解与接受。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意义与价值
当今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文化转型期，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所导致的人的异化问题，全球化媒介和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所产生的新文化现象，都影响了人们对技术、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关系、对自我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权利的关系、对文学与社会时代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因此也需要某些新的视角来研究这些问题对文论与美学所产生的新的影响。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几乎涉猎了工业及后工业时代所有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其理论包含了许多真知灼见，其中许多具有实践性意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研究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线索和研究路径，对我们思考当代文化形态富有启发意义，对我国的文学理论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丰富发展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具有生命力的学说有着世界性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三种基本范式和当代形态。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主要还是沿着在前苏联影响下而形成的文论体系和理论观点发展，重在阐释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论述和观点，也偏向对美的本质等问题作哲学本体论层面的探究，整个研究视角和方法运用基本是单一的，如经济决定论的方法、社会阶级分析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往往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和机械套用，导致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受到很大局限。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进，从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都促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产生了转变，其中有关对人的异化问题的研究、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和批判、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视角、伊戈尔顿对艺术生产的强调、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方法等等，都注意从文化层面来进行研究，不仅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21世纪以来我国方兴未艾的审美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也极大地丰富和拓宽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内涵和视野。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继承与发扬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础上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如文化批判、审美救赎、交往理论等重新解释文学，也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以极大的丰富与补充。再者，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研究的时间大大超过我国文论界，其客观、科学，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薄弱环节敢于进行深入批判和否定的学术态度，以及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代社会进行卓有成效的社会和文化批判的批判精神，都给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独特的启发，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术精神。因此，如果说从3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主要还是在借鉴前苏联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探索的话,那么自80年代始到现在,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明显地转向在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对原先的理论观点提出反思、批判并进行超越性的建设。
（二）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视野
美国知名文艺理论家韦勒克在其为《20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撰写的“文学批评”条目中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心理分析、神话批评三足鼎立，为当今世界上“真正具有国际性的文学批评”[16]。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在继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基础上，突破了单一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的模式，其诸如人道主义、现代批判、大众文化、审美救赎、交往合理化等批评视角，更加强调二者关系的复杂性，更加关注文学艺术本身的社会历史变革的功能，这些都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域限，开启了我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新视野。因此，中国学术界许多批评家将目光投向西马，就是希冀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视角和批评方法，与我国原有的批评理论相融合，拓宽批评路径，进行更符合我国现代艺术生产实际的文学批评。
另一方面，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前现代化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文学批评也必然要面对和回答社会转型期间社会与文化关系的许多突出问题，如现代化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文化艺术的生产和消费、艺术的文化目的、现代主义艺术与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历史变革功能等等。而崛起于西方现代社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这些问题都有比较丰富的思考，并展示出其充满现代性的理论视野。特别是二战后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社会角色发生变化，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讨论纯粹的文学，而是谋求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术思潮对话的基础上的文学研究，或者是通过文学研究来实现社会批判的理论批评模式，如戈德曼横跨社会学和结构主义的发生结构主义、马舍雷关于本文构成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在文学本文中窥探意识形态内涵的“科学”批评、伊格尔顿把文学艺术看成商品的艺术生产理论、阿多诺对艺术的否定性本质的揭示和马尔库塞的人本主义的社会批判意识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丰富了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现代理论视角和社会批判精神。因此，如果说“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入主要还是处于打破文艺的封闭和僵化以及文艺理论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单一化的需要的话，那么，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市场经济的建立、大众文化的兴起以及人文价值的失落，现实地召唤社会文化批判，而西方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批判意识及其深切的人文关怀正契合了时代的需要，从而为学术界所接受，为知识分子审视时代文化精神拓展了批评视野，提供了批判武器”[17]。而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正是现代性的独特表现，所以也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视野的开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促进中国文论的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界在吸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新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反思和建设，至今已基本上实现了现代转型，呈现出一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共生的良好态势，在基本理论研究与思维方法上均有新的扩展，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这一现代转型中起到了独特的促进作用。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在建设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但受到前苏联文论的影响，一度甚至以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哲学基础，将文学与文艺现象简单地看作客观事物的反映和再现，这样机械唯物论的视角严重制约了我国文论的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与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再加上影视文化、大众文化、网络文化等大众传播文化的迅猛发展，有力地冲击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些现实都促使我国当代文论从较早面对这些问题并强调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理论力量和研究方向。例如有学者考察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中国文论建设的意义，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建立于对当代社会生活密切关注基础之上的一系列理论观点贡献与失误共存，借鉴法兰克福学派经验建设中国当代文论应该充分吸收其诸如批判精神、原创意识和学派力量等有益的部分，剔除其偏颇之处，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活生生的审美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进行的新的理论创造。[18]还有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理论”和现代主义文论观、阿多诺寻求用“否定性文论”来救赎的“救赎美学”、弗洛姆的新精神分析美学以及哈贝马斯通向“交往合理化”的新文论等等，都突破了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启发并改变了我们审视当代文学与文化的视角，推动了文学批评方法的现代化革新，对我国当代文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中国文论界也希望在借用“外力”推进我国文论建设中保持科学辨证的态度，促使中西文学理论“共生”与“对话”，在交叉与融通中大胆创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体系。可以说，这些方面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的表现所在。
注 释：
[1] 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2]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 徐友渔：《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读书》1998年第1期 。
[4] 陈学明：《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美学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5] 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6] 俞吾金：《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语言学转向》，《河北学刊》2003年第6期。
[7] 杜玉芳：《胡乔木敢于否定毛泽东》，《党史纵横》2005年第1期。
[8] 刘锡诚：《谈新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
[9] 安琼：《从人性的压抑到生命的搏斗——再谈电影〈芙蓉镇〉对人的历史的探询》，《电影评介》2007年第21期，第62-63页。
[10] 赵勇：《何谓“文化工业”——解读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1期。
[11] 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176页。
[12] 本雅明：《机械复制艺术》，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13] 陶东风：《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CCTV电视批判·专家文章》。
[14] 陶东风：《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当代文坛》2006年第3期。
[15] 陶东风：《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当代文坛》2006年第3期。
[16] 陶水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兼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晋阳学刊》1993年第6期。
[17] 孙士聪：《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视域下西马意识形态批评研究》,中国知网。http：// dlib. cnki. net /kns50/ detail. aspx ?dbname = CDFD 2007 & filename = 2007168482.nh.
[18] 於贤德：《论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文论建设的意义》，《汕头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戴冠青（1951— ），福建莆田人，复旦大学文艺学美学博士。现任泉州师范学院文艺学研究所所长，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福建省写作学会副会长、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和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文艺美学构想论》、《文本解读与艺术阐释》、小说集《梦幻咖啡屋》，编有《诗海探骊》、《积淀·融合·互动》、《文学写作教程》等，发表论文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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