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浦｜回到起点：恶魔还是福音——大众文化30年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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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起点：恶魔还是福音
——大众文化30年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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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元浦
文章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刊》（2009年卷）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的大众文化研究是一个与它自身形态相匹配的聚讼多多，争辩不已的场域，争辩的核心是，当代大众文化究竟是降临我们时代的恶魔，还是新世纪的福音。随着改革开放，大众文化成了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有人将之视为乾坤颠倒，群魔乱舞的秀场，也有人欢呼雀跃，身体力行，成为大众文化的骄子，流行文化的玩家，通俗文化的拥趸。
何以如此？
十几年前，一家报纸的编辑约我写一篇关于大众文化的文章，我急急忙忙草就一篇短文，讨论什么是大众文化，曾罗列了关于大众文化的十多种含义或说法：
什么是大众文化？什么是流行文化？什么是通俗文化？后现代讲一切都没有边界，怎么都行，可我还是鬼使神差地写下了“定义大众文化”的题目。也许是出于职业的习惯，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不是要划定什么，只是想看看人家的说法，也给自己一个说法。
英语中文化的定义有260多种，据说是英语词汇中意义最丰富的二、三个词之一。大众文化虽多了“大众”的限定，其含义仍然多得惊人。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理论家都曾对大众流行文化定过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伯明翰学派霍加特、威廉姆斯、霍尔、汤普森从张扬大众文化起家，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奠基人；英美理论家杰姆逊、费斯克以及法国学者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尔等也对当代大众流行文化说了不少观点不同，意义却都十分深刻的话，还有一大批媒介通俗流行文化理论家批评家，他们的理解与思考构成了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另类”。
先找找有关大众文化的主要说法吧。
定义一，广受欢迎或者众人喜好的文化；威廉姆斯在《关键词》一书中界定大众文化的四种含义，第一种就是“众人喜好的文化”。广受欢迎或者众人喜好的关键在受欢迎的程度，在达到一定的量的指标。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反证随手就有，比如唱遍世界的“三高”演唱会是高雅文化还是大众文化？
定义二，一切来自广场而非庙堂的民间的文化，所谓“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化”；发端于巴赫金的平民主义狂欢节理论，流布于世界变革于中国。比如刚刚过去的申办奥运之夜狂欢节或者XX歌迷会什么的。
定义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普及的、面向工农兵的大众文化；毛泽东提出或集中代表的“大众化”及“化大众”的革命文化理论与实践；
定义四，资产阶级的国家意识形态，一种以标准化、陈腐老套、保守主义、虚伪、满足浮华幻想的、受操纵的文化工业产品为标志的文化。致力于劳动阶级的非政治化，维护社会的统治权威，制造大众的虚假的需求，是欺骗群众的统治工具。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等人的理论。
定义五，次标准文化或剩余文化，即去除了高雅文化之后剩余的那部分文化。高雅文化有没有标准或共识，如果有，那么凡是低于高雅文化标准的文化作品或文化产品与文化实践就是大众文化。无疑，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确存在着差别，但区别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由谁来定，又由谁来评判。谁立法，谁起诉，谁判决，谁执行？
定义六，商业消费文化，即那种用于大量消费的，为商业目的“有意迎合大众口味”而大批量生产的消费品，是“商人雇佣技术人员创造的”。大众文化与商业自然有着无法也毋庸避讳的关系，这从肥皂剧卖肥皂，文化明星做广告时就开始了。问题是，它究竟是文化呢还是商业？文化在其中居于何种地位？明星做广告是卖“明星”还是卖货物？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定义七，美国通俗艺术的意识形态或美国文化的代名词。欧洲人说大众文化，那往往是指“美国特有”的“不安分守己”的通俗文化，是从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文化。绅士英国的“约翰牛”总是轻蔑地指斥牛仔美国的汤姆大叔会有什么“文化”？——美国是大众文化的“家园”，在所有大众文化中“规模最大”，它向世界“预示”了老态龙钟的贵族文化的“消亡”。
定义八，社会统治集团通过精神和道德领导的手段赢得被统治群体赞同而形成和产生的文化；源自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或文化领导权的理论。采用这种“新葛兰西主义霸权理论观点的人，将大众文化视为社会被统治群体的反抗力量与社会统治集团的“兼并”力量之间斗争的场所。这里的大众文化既不是自上而下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制文化，也不是与之对立的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人民”文化，而是两者交战的场所，是以反抗与兼并为标志的领域，是葛兰西所称的“折衷平衡”的内运动。
定义九，来自于人民的文化；人民群众积极创造的他们所需要的一种民间文化。新大众文化论的代表人物费斯克等不同意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观。对他们先前的否定论文化批评重新进行了审视和批判。费斯克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的控制的观点，不同意把大众只看作被动受控的客体，而认为大众文化中也隐含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力量。他提出重新理解大众文化，重新审视大众传媒，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大众文化的启蒙性和反叛性。他认为大众文化就是“关于快乐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些快乐的形式是对权利集团控制的严密的技术主义体系的反抗。他认为，民间文化是从下面长出来的，是人们自发的土生土长的表达，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出来的，“几乎没有得到高雅文化的益处”。通俗文化是地地道道的人民的文化，是为人民服务的文化，作为工人阶级的文化是现代资本主义内部象征性反抗的主要表现形式。那么，问题是，谁有资格列入“人民”的范畴，资格由谁来确定？霍尔说，大众文化就是一个争论和确定关于“人民”的政治构成以及他们与权力集团关系的场所。在这里，他们有可能团结起来，组成相对于权力集团的人民。
定义十，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出现而产生的城市工业文化；威廉姆斯说，这是一个早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就已经进入了英国人思想的文化。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与大众文化有关的各种关系。其实，大众文化发展到后工业时代后，越发展现了其当代城市娱乐文化与产业文化的特征。
定义十一，以当代电子高新科技为传播媒介的，在时间和事件上同步的，全球化的文化。传统的神话已经远去，今天的神话是以电子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赛博文化。
定义十二，大众文化是不断变换、风行一时的时尚潮流，它常常背离传统，不断求新求异，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波浪式起伏的一种青年亚文化。
定义十三，在后现代消弭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差异之后形成的当代文化形式。这是一种不再区分高雅与通俗差异的文化。原先意义上的精英文化将走向终结，代之而起的是经济、政治、科技、商业与文化的全面渗透或互相交融所产生的新型文化。
定义十四，……
十几年过去了，回顾30年来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大众文化的定义史，既包含了西方与中国对大众文化的不同理解，又包含了一段大众文化内涵不断变换的历史；既包含了我国大众文化的不断丰富、复杂、多样化的发展历程，又包含了对这一变化的不同批评的争论、提升、逻辑化的过程；既包含了众声喧哗的新形态文化的普遍实践，也呼唤更具有高度的理论概括与思考。但是，和当年一样的是，面对大众文化这样一个巨大的题目，我的这支拙笔实在很难说清楚如此复杂的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许多先哲一直在寻找答案。
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理论家都曾对大众流行文化进行过深入批判；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伯明翰学派霍加特、威廉姆斯、霍尔、汤普森主张文化唯物主义，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奠基人；英美西马理论家杰姆逊、费斯克以及法国学者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尔、英国学者费瑟斯通等也对当代大众流行文化特别是对电视等新的传播媒体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他们的理解与思考构成了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五色土”。
自50年代起，上述理论家就致力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并把这一研究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使之成为活跃的跨学科的理论探索的新的知识空间。这种研究将对制度和日常行为进行的批判分析看作是题中应有之意。并且它已经逐步进入当代意识形态，成为建构当代意识形态的主要动力和机制。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是体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业产品，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垄断性权力，大众是纯粹被动的文化消费者，是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会成员，他们注定无法自己解放自己。在阿多诺他们看来，文化工业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欺瞒、压抑大众的主要方式，他们利用了千百万大众的意识与无意识，大众只是他们算计的对象，是机器的附属物，而从来没有成为文化的主体。
60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其代表人物霍加特、威廉姆斯以及汤普森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修正，提出文化唯物主义的主张，强调文化主体与文化生产在当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将大众传媒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威廉姆斯和另一个代表人物霍尔对贬损、混淆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进行了分析，认为以传媒为载体的低级庸俗文化形式并不只是由工人阶级消费的，这些文化形式也不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创造的。从这里出发，他们对传统的精英文化保持了一种持续的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
70年代，在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后，文化研究中出现一部分“新葛兰西主义霸权理论”观点的学人，他们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结合起来，与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展开了论战。他们不同意阿尔都塞割裂文化形式文化经验与社会阶级之间紧密联系的观点，也不同意将复杂的社会政经文化关系仅仅归结为文本符码与力必多冲动。他们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或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出发，认为大众文化是社会统治集团通过精神和道德领导的手段赢得被统治群体赞同而形成和产生的文化；他们将大众文化视为社会被统治群体的反抗力量与社会统治集团的“兼并” 力量之间斗争的场所。这里的大众文化既不是自上而下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制文化，也不是与之对立的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人民”文化，而是两者交战的场所，是以反抗与兼并为标志的领域，是葛兰西所称的“折衷平衡”的内运动。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持有新大众文化论的代表人物费斯克不同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精英主义的大众文化观。对他们先前的否定论文化批评重新进行了审视和批判。他们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的控制的观点，不同意把大众只看作被动受控的客体，而认为大众文化中也隐含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力量。他提出重新理解大众文化，重新审视大众传媒，肯定了大众文化自身的反叛性。他们提出，大众文化是来自于人民的文化；人民群众积极创造的他们所需要的一种民间文化。他认为大众文化就是“关于快乐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些快乐的形式是对权利集团控制的严密的技术主义体系的反抗，也是大众以符号形式对权利的抵抗，一反抗和削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他认为，民间文化是从下面长出来的，是人们自发的土生土长的表达，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出来的，“几乎没有得到高雅文化的益处”。通俗大众文化是地地道道的人民的文化。霍尔说，大众文化就是一个争论和确定关于“人民”的政治构成以及他们与权力集团关系的场所。在这里，他们有可能团结起来，组成相对于权力集团的人民。
大众文化的发展史，既包含了西方与中国对大众文化的不同理解，又包含了一段大众文化内涵不断变换的历史；既包含了大众文化的不断丰富、复杂、多样化的发展历程，又包含了对这一变化的不同批评的争论、提升、逻辑化的过程；既包含了众声喧哗的新形态文化的普遍实践，也呼唤更具有高度的理论概括与思考。批判地借鉴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使我们有了一个借以发展的基础和较高的起点，对建立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研究方法和批评话语，具有重要意义。
无疑，西方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也对中国现实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有其自身发展的语境和路线。离开了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实际境况，我们的讨论就会变成空中楼阁。
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当代数字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浪潮化运营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相对发展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的结果，是有史以来人类最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
在我国，“文化研究”实际上早已开始。90年代兴起的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是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的。它与我国当前意识形态的变革和价值观念的转型有着深刻的关联。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主要倾向于批判大众文化的否定面，忽视了大众文化与现代媒介革命、现代数字高科技和现代市场化消费时尚生活的密切联系。
在理论研究领域，大众文化曾一度被正统文艺学或文化学特别是传统的学院研究放逐在理论研究的边缘，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低俗文艺形式，不具备理论研究的价值。或者囿于传统的学科划分和原有的学科界限，固守文学种类与体裁的藩篱，不敢越雷池一步。实际上，当代文学文化在实践中已大大突破原有的边界，向综合的交叉的新的文艺/文化方式推进。它与其他文艺形式和现代传媒结合，创造出了远远超过以往的大众文艺的新的文类与体裁，也借助现代高科技，创造出了新的更为普遍的传播方式。同时，电视文艺、大众音像、流行歌曲、综艺报刊文化和网络多媒体文艺等大众文艺形式实际上已占据当代文化的重要地位，在现实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当代文化研究必须对此做出理论上的概括与总结，打破传统精英主义对大众文化的固有偏见，重新认识、理解和解释当代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时尚文化，以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兴起的30年，作为中国世俗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方面，具有开放的、变革的意义。正是大众文化，实际地改变着中国当代的意识形态，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领域上，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改革开放开始兴起的中国大众文化是一场解神圣化的世俗化运动。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整体变革的一部分，它表明了市民社会对自身文化利益的普遍肯定，表明了小康时代大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合理性，以及它处于上升期的内在动力与相应的批判意识。它在建立初期所表现出来的非政治、非道德价值、非艺术、甚至非审美的某些现象特征正是它对过去时代极端的政治价值观的反拨和对先前政治-伦理一元价值结构的冲击。在变革政治一体化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上，它具有看似漫漶实则相当坚定的力量。它在结束大半个世纪以来文化作为“附皮之毛”完全依附于政治的传统格局与运作方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改变了文化与政治的主仆关系，而出现了文化面对经济和政治的“两主一仆”的现实景观。从某种程度上，帮助开辟了当代文化与经济、政治三极并立获得相对独立的社会与制度定位，并对当代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与制约的可能道路。
大众文化的形成是中国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公民）社会成长的伴生物。它开辟了迥异于单位所属制的政治等级空间和家族血缘伦理关系网的另一自由交往的公共文化空间。从歌迷会、球迷会……直到网络上的博客、播客、MSN、QQ群、微博和开心网。它提供了文化的个人空间和个性表达方式。提供了个人在公共空间特别是媒体空间拓展想象、选择趣味、虚拟地实现个人情感生活的某种可能。
大众文化不仅对于改革开放前的僵化意识形态有冲击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当代大众文化的主体是大众，它本能地具有一种依托大众的、趋向民主的品格，指向开放的双向交往的多元化的意识形式。大众文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化资源分配方式，进行了文化资源的再分配。它开辟或创建了新的公共文化场域，建立了大量新的文化资本及其积累与运作方式，大大改变了原有的单一政治文化资本的拥有方式（不需要经过政治的特许）或独享（专有）方式，创建了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等级的文化消费空间和消费方式，使大多数人可以更自由方便快捷地获得自己喜爱的文化资源。大众文化还创建了大众的新的文化时尚与公共文化话题。从一部流行的电视剧，一部MP3,或者一场足球比赛，到服饰、旅游、家居装修，它日用而不察地形塑着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并进而进入一种制度形态。
依托于现代电子媒介的大众文化必然是跨国的、全球的、世界的，又是本土的、民族的、地缘的和社群的。作为公共空间，它是不同意识形态汇集、交流、沟通、共享、对立、冲突的公共场域，又是社群特别是弱势群体和边缘话语的表达场域。文化研究一直致力于关注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批判、解构精英主义的文化概念，重新审视文化转型期大众弱势群体在不平等社会现实中的地位变迁。这样，文化研究就发展出了一种尝试重新发现与评价被忽视边缘群体的文化的研究机制。由此决定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它坚持审美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和分析方式，不追逐所谓永恒、中立的形而上价值关怀，相反它更关注充满压抑、压迫和对立的生活实践，关注现实语境，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制度形态进行了严肃的不妥协的批判。在文化研究的初期，这种立场表现为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与形式的关注，而后来的大众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等等也都坚持了这一从边缘颠覆中心的立场与策略。可以说，对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的关注以及对于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否定和超越，是大众文化研究保持其持久生命力的原动力。
十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最大众的大众文化》，提出电视是当时在中国乃至世界最大众的大众文化。而今天，信息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成果不断地融入到人类的生存活动之中，从传统文化传播方式（报刊、电视等）到互联网再到手机，人类的文化交流传播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真正的新大众文化时代正在来临。
网络与数字化的生存方式已经越来越深入地主宰着当今人类的文化生活。社会学家卡斯特尔曾指出，由于历史演变与技术变迁的汇聚，我们已进入社会互动和社会组织的纯文化模式之中。正是由于网络技术与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我们今天的的文化形态不断经历着创新与扩容。正是网络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单向性的主流媒体文化，它与今天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相适应，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
人们不再只是从书本上被动地接受由特定的传播者“制造”的信息，阅读文学，只要掌握简单的操作技术，人人都可以成为亲历事件的文化传播者，参与者，对话者和作者。这种深刻的变化不仅在传播领域影响着人们的信息方式，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文化艺术等诸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数字化的媒体方式征服了包括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在内的“数字一代”。然而，所有这些都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方式、消费方式，我们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经受着冲击，文学、书信、面对面的人际交流、传播的权威性与可信度等，都促使我们从文化的更深层次进行思考。
而更令我们震惊的是，手机文化的大众性和它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往时代的任何一种文化。国际电讯联盟在2009年底最新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手机是人类历史上被接受最快的技术产品。全球已经拥有了46亿手机用户。而中国则已经有6亿人拥有手机。手机文化是当今世界最大众的大众文化。智能手机的迅速发展已经使几年前对手机革命的各种预言成为现实，手机将把人们包装成一个超级信息体，无所不能：手机短信、手机视频、手机音乐、手机广播、手机阅读、手机摄影、手机摄像、手机文学、手机动漫、手机游戏……人们的公共空间早已脱离了最初的空间概念，我们掌中的手机屏幕成为人类交往的一个新的“界面”，而这一“界面”在时空中的自由存在使得我们的话语权和社会身份变得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利用手机微博发布“本博最新消息”，你也同样可以“发明制造”出“贾君鹏，你妈叫你回家吃饭”这样“JUN”的流行文化用语。
手机作为“第五媒体”在诸多方面已逐渐成为当代社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度最高的一种文化形式。它不仅延续了“第四媒体”互联网互动传播的特征，而且让这种互动可以弥漫在共时的每一个空间当中，其随身性使它成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它病毒式的扩散速度使得它在公共文化交流上可以起到关键的作用；它与网络的结合又使它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得力助手；更不用说我们已经用习惯了的短信、照相、摄像、录音、词典等功能……凡此种种，一方面延拓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可以摆脱点与线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浓缩了我们的时间，可以在重叠的情境中完成不同的任务。
无论你是否承认，数字文化已经包围了你。人类的文化交流传播范式将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不得不更加关注网络文化和手机文化，关注手机媒体的发展将把我们的文化生活带向何方。
毫无疑问，当代大众文化既是福音又是恶魔。大众文化研究从实践来看，其意义是无庸置疑的，但当代大众文化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与其正面功能同样强大的负面影响。比如与文化民主化同时产生的文化的无政府化、电脑黑客、病毒制造、暴力与色情倾向等等以及趣味低下、格调庸俗、追求感官刺激、艺术形式模式化、雷同化等众多问题，存在着与严肃艺术、高雅艺术和主流艺术的诸多矛盾甚至冲突。如何指导和规范大众文化的操作，引导它向更加健康更加高尚的方向发展，向更富艺术意韵的层次提升，是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它也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予以回答：人类是否还需要对自身命运与精神的终极关怀？
然而，不管大众文化是恶魔还是福音，它都是20世纪冷战结束后人类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存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与这一阶段的人类最重大的变革——如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变革、媒体革命、高科技与互联网、新经济浪潮与当代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存在是形构当代社会体系与生活实践甚至制度构架的重要方面。
中国大众文化的理论和实践，其实才刚刚开始……
金元浦（1951— ），浙江浦江人，文学博士。现任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教育部文化部动漫类教材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传媒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博导。出版专著《文学解释学——文学的审美阐释与意义生成》、《接受反应文论》、《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大美无言》等，译著《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走向接受美学》、《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编有《跨越世纪的文化变革——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研究报告》、《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中国文化概论》、《文艺心理学》等，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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