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南劳动教养集中营
浙南劳动教养集中营
杨世元
“适可而止”对应磨难
1958年初，浙南（当时的温台）在龙泉开办了一个“河村农场”，这是对外称呼，其实际性质就是浙南劳动教养所。这之后，各地陆续把劳动教养的人员都往此处送。这里是一片荒山野岭，劳教的囚房由劳教人员自己建造，建好了再把自己关在里面。
我是1957年8月19日被指名批判，划为右派分子的，1958年3月8日被送往龙泉河村劳动教养。从浙南各地送到这里实施劳动教养的人员，老少皆有，只要当地部门的领导认为要送的就送，最多请示县老爷点个头就是，无需通过法律程序申办手续。
我在河村农场蒙难期间，遇到的有白发苍苍年过花甲的老人，也有刚上初级小学的不满10岁的孩子。被送劳教当时叫“收容劳动教养”，听来似乎是很宽松的，可到现场实地一看，你就心惊肉跳：周围是高高的围墙，还添加铁丝网，一个个岗亭比邻相望，高度均在屋顶以上，站在岗亭上，全场劳教囚犯的宿舍，全在其监控之下。这些民警——不，是武警，是全副武装的警察，荷枪实弹，使整个农场显得警备森严，与关押重犯的监狱毫无分别。
河村农场占地上千亩，离龙泉县城仅10余华里，到底关押了多少人，我无从证实，但估计总有上千人。场内按劳动工种设队，分为：农业队、蔬菜队、砖瓦队、砍柴队、工业队、化工厂，每个队都配有队长、指导员、管理员，具体管理各队劳教囚犯的劳动生产、思想改造。白天布置繁重的劳动，把人折磨得筋疲力尽，晚上两个小时的洗脑学习，雷打不动。开始时我被分配在农业队，农业队的任务是种植水稻、麦子、蕃薯，花生等农作物。
刚到农场时，有一件事在我记忆中很深刻。那时我刚来还没几天，遇见了一个武警，是我云和的老乡，不过我们原来并不认识。他听到我讲云和话，知道我是云和人，就问我：“你们前几天云和一共来了几个人？”我说：“5人。”他说：“你叫他们都到我岗亭下来，我有话要对你们说。”我就回寝室告诉同来的难友，我们一起到岗亭下听班长训话（上面规定对武警一律称呼班长）。这位班长为人很和蔼，用云和话对大家说：“我们都是云和人，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农场的制度、规矩，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他在介绍规章制度中暗示了一下，说，既然是被送来劳动教养的，就要通过劳动改造来接受教育，通过劳动来养活自己。劳动是每日每时的经常性任务，是长期的，各人都要适可而止。这个提醒虽然各人领会不同，我内心却深受感动。
孩子也蒙难
农场不知从啥时起，来了一批少年劳教犯，年龄都在8-14岁之间。这一批孩子，年少无知，真的不知天高地厚，武警的高压手段，对他们似乎收效甚微。可能农场指导员看我年纪较轻，又当过教师，就指名叫我去少年劳教组里当老师，实际上相当于大组长。我受管理员的委托，对这批犯事的小孩子进行管教。我的任务是叫他们乖乖地听话、接受教育，参加劳动，遵守劳教场所规章制度。
我到少年劳教组以后，通过两天的体验，开讨论会，由大家民主推选出3个小组长。对这批孩子，我就当他们是我的学生，或者是顽皮学生。大家相处还是挺和谐的，他们有啥说啥。这些孩子除温州来的有几个是小偷，有几个因打架、骂人犯了流氓殴斗罪之外，大部分都是“政治”问题：有的阶级成分不好，家庭都是黑五类；有的有“反动言论”，骂了地方干部；有的属于“世仇分子”，父母被关押，被枪毙。共产党把这批孩子都定为“阶级敌人”。由于他们还未成年，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就都被集中送来劳动教养。
我在少年劳教组，劳动是比较轻松一些，我的工作侧重于管理。我和这群孩子相处的日子里，感到他们天真活泼、聪明好学，从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反动言论”、什么“反动思想”；看得出来，他们内心最主要的思想活动是担忧和恐惧。他们小小年纪，却大多沉默寡言，在社会上本来就是一个弱势群体，那些罪名都是当政者强加给他们的。仅仅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阶级成份，就把他们打成“反动分子”，强加莫须有的罪名，我不知道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幸福还是可悲！
搞运输的日子
几个月以后，那批牢头狱卒，看看这批少年劳教很宁静，管教也轻松了，队部就把我调回农业队，发配到运输组当学习组长。运输组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组里有一部大车、六部小车：大车一人把扛、四人背绳；小车甲级劳力一人一车；乙级劳力二人一车：一人把扛，一人背绳。甲级劳力享受甲级饭量标准，乙级劳力就只能吃乙级饭。我不是强劳力，当然是乙级，也是无话可说。每天早晨天未亮我们就去厨房领饭，三下五除二的吃了早饭，天亮马上出发。我们的任务是把农产品拉出去，把肥料拉回来，每天晚上都必须预先和各个农田生产管理组联系，了解要送龙泉的农副产品的品种和数量。
农场在龙泉办了一个农贸产品供应站。我们从田管组将农副产品过秤领出来，装上车，送往龙泉供应站，由供应站人员过秤验收；下午全组集体行动，分头从龙泉的积肥点装肥料，一起把肥料运回农场，送到田间管理组指定的地点卸下。每天早晨黑洞洞的，我们就得起床；晚上刚回来，天也就黑了，才吃晚饭。我们早晚用餐都是在电灯光下，这么高强度的劳动，都是为了“赎罪”和每个月的4块零用钱。
白天的劳动已经够累了，可是每天晚上两个小时的洗脑学习是雷打不动的。
130多名难友葬身火窟
1959年的一个晚秋，我们运输组照常上午运送农贸产品去龙泉，下午拉回肥料。返回农场时，半路上，我们碰到一个老大妈，向我们问道：“在你们农场的方向，是否发生过什么火灾？”我忽然心里一动，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说：“不知道。”回到农场，平时我们运输组卸完肥料，车辆都是放在田间管理组，大家走回宿舍，值日的再去领饭，按组安排用餐；可是今天我们刚到田间管理组就接到通知，说是指导员要运输组全体人员到那里去开会，有紧急任务。
大家正在猜测是否真的发生了火灾？一到管理组，指导员一开口就说：“农场这次遭遇特大火灾，各组都有伤亡，农业队只有运输组是平安的，完好无损。为了做好火灾善后工作，场部下达运输组一个突击任务：运输组全体人员今晚要加班到天亮，必须保证完成这项任务！”说透了就是要连夜把被火灾烧死的难友尸首全部埋葬完毕。运尸体不能用车辆，埋尸体也没有挖掘机，只能用农业队的锄头、铁铲、毛竹杠、簸箕。埋葬地点不在公路旁，而是离劳教人员宿舍3里多的一个小坳沟里。公安处指令不准集体混埋，必须把每个遭难者分别埋葬，插上姓名木牌，以便辨认。这样，将来死难者家属来查问，可以有个交代。
这个意外的事故使我们又悲痛又惊慌。接受了指导员的任务，我们就走进农业队的宿舍区。一片惨象立刻呈现在我们眼前：门前一片狼藉，死者大都集中在门口的通道上。囚房宿舍是长条形的，一排12间，建造时虽然中间各有四个门户通道，但为了武警管理方便，只留朝岗亭山墙的一个1.5米宽的山墙门，供人们出入，其余的门全部加锁，严密封闭。这次火灾起于厨房烟囱。入秋以来长久未下雨，我们这些囚房宿舍又都是茅草房，从烟囱飘出火花随风吹向西边的公厕屋顶，公厕上的茅草过于干燥，一触即燃，很快就腾起烈焰，火势迅速漫延开来，蔬菜队、农业一、二队宿舍全都燃成了一片火海，以致酿成这样严重的死伤。
我们农业运输组16人，平日劳动虽苦还能应付，这天一个通宵加班下来，个个都己筋疲力尽了。我们用两只簸箕，口对口拼成一套，两人抬一个尸体至山坳沟，挖个小沟，放下尸体，盖上泥土。木工房做了很多木牌，尸体能认得清的就写个名字插上，不认识的就让它空着。由于这次火势太猛，人体经大火一烧，全成了黑焦炭，大多很难辨认，只好让木牌空着。据后来场部统计，大火烧掉茅草房3幢，死难人数约130多人，其中蔬菜队30多人，农业1队100多人，农业2队1人。农业2队宿舍位于最后面，多数难友先后逃离火海，免于死难，烧死一人却是我们云和老乡。这位老乡是原任云和县中心小学总务主任，叶滕老师。肃反时审定他是历史反革命，都快60岁的老人啦，当了一辈子的教师，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年老体弱，行动迟钝，因此葬身火海！
农业1队是重灾区，宿舍位于火灾区的中心，因此死亡人数最多。据死里逃生的难友介绍：起火正值午后休息时间，当时发现厕所起火，室内有少数人走向门口看望，准备逃离，却遭武警暴力阻挡，凶狠训骂。数分钟后，农业1队宿舍拦腰起火，部分劳教人员不顾武警阻拦，冲出岗亭，逃向后山，保住性命；可是对多数人来说，为时已晚，逃不出来了。出入口只有一个1.5米宽的门，最多可容3个人一排进出，火灾时人们惊慌失措，涌到门口的，是几十、上百人，逃在前面的，侥幸逃出去了，力气小的跌倒在地，后面的人就踩着他们的身体跑出去，因此伤亡惨重。
起火时武警如果还有点人性，本来应该协助救人，退一步说，至少不应当横加阻拦。如果他们不这样残暴，死伤人数一定可以大大减少。可是这些平时惯于欺压囚犯的恶棍，已经完全失去人性，他们根本不把人当人，死几百人只当是死一堆蚂蚁，这才酿成如此重大的惊天悲剧。这些遇难者实际上是被这些地狱里的恶魔杀害的！
灾后的现场惨不忍睹。堆在门边的一层层的尸体，面目全非，烧得黑炭似的，手足缩成一团。我发现房屋中间窗外有一具尸体，跪倒在地上被烧死。看来他是打破了窗栅，冲出屋外的，但已来不及了，被疾卷而来的大火扑倒在地，活活烧死。还有一个幸存者是我的老乡，我问他怎么逃出来的，他说:“如果我决心不大，必死无疑。我眼看门口挤满了人，挤出去是不可能了。宿舍的木床是上下铺的，我看到门边一张床的上铺顶上还有空处，我就爬到上铺钻出，踩着人头逃了出来。”他是凭自己临机应变，才逃离火海的。还有一个葬身火海的难友，是瑞安中学的钱善德老师，1957年被屈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往河村农场劳动教养，好像也50多岁了。他知道自己年老体弱，挤不过人家，就索性躺在床上等死。当我清理宿舍时，发现他手中还捧着一个玻璃瓶子。此情此景，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今天我虽已老迈，还能记得清清楚楚。
这场火灾是人为的惊天大祸。从囚犯宿舍的建筑设计到封死所有安全出口，再加上武警阻止人们逃生，都是酿成大祸的原因。当时劳教所规定不准议论，严禁消息外传，违者按反改造论处。龙泉劳动教养所大火吞没130多条生命，死亡的真相一直隐瞒至今。
饥荒中的死亡
自从大火之后，农场不再盖茅草房了。过去建的农场总部、干部宿舍都是“洋房”，采用砖木结构（砖墙瓦屋顶）、水泥地面。而劳教人员的宿舍囚房全部是泥墙茅草房。还有工业厂房、武警宿舍、农场仓库等，大部分也只是泥木结构、瓦片盖顶的。虽然农场从建场以来就有砖瓦窑、砖瓦队、砍柴队，批量的砖瓦都以市场价出售。砖瓦是农场的重要收入，火灾给农场造成了损失，给劳教囚犯制造了沉痛的灾难，让100多人丧生。
农场死人的事还不仅限于火灾中丧生的100多条人命，毛泽东搞大跃进造成了三年大饥荒，农场也饿死了不少人。被关押在劳改农场里面的人，谁都不知道外面的真实情况。他们不知道，生产粮食的农民家里已断粮挨饿，外面已经到处在闹饥荒了。
农场变成了地狱，但谁也走不出去。这里的医生都是从各地送来劳动教养的医务人员，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谁还敢说句实话呢？明明是长期饥饿造成死亡的病例，还要说是暴饮暴食致病，或说是旧病复发、身体虚弱、自己不保养所致。对浮肿严重的病人，也只是配给一包糠粉，用开水冲服。巧妇难为无米炊，遇上发高烧、浮肿休克的病人，按医务常规本来完全可以抢救的病人，只因缺药缺粮，良医也束手无策。医务室的医生，只能眼睁睁看着难友们一个接一个慢慢地死去。
饥饿愈来愈严重了。农场里年老体弱的人，确实很难支撑。这些人往往死得最早。场里的伙食定量日益减少，人们天天遭受饥饿的折磨。名义上每人每日还有多少粮食定量，实际上真正能装到饭盒里的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等到有一天早上起床时感到疲倦，感到无力，死亡就临近了。但你病倒了，场里的干部还会说你装死；真不行了再让你去医务室，可到那时你就是死路一条。
人的身体还是要自己保护，即自爱。我常记着那位好心的警察老乡的指点：劳动应“适可而止”，渡过难关。我在劳动上历来认输，承认自己力气小，从不争高；而运输队个个都是劳动高手，相比之下更看得出我不适应拉车。当年深秋以后，我就被调回农业队去搞田间管理。管理员派我去番薯地值夜班，任务是看管大片番薯地，防止被人偷窃。
我们在地旁边用茅草搭了一间小棚，每人配置一把特光手电筒、一根木棍、几根绳索。我们每天都是天黑后上班，到天亮下班；每两人一组，从秋天一直到冬天。
在这段日子里，虽然野外蚊子很多，不胜其扰，但劳动还是很轻松的，主要就是熬夜。我们只需慢慢走动走动，日子一长就习惯了。可是我们的工作也不完全是平静无事，偷挖番薯花生的事常有发生。不过只要我们人一到，手电筒一亮，偷盗者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有一次，我遇到一件奇事。一个小偷，潜入农场挖出两块番薯，正想慢慢享受，却被我们发现了。两把特光手电筒一齐对准那个黑影追过去，但此人却一动不动。我们走近一看，竟是一个中年农民，身影瘦小，见有人前来抓他，立即跪地求饶，连声说：“请你们救救我，请你们救救我，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啦！让我吃一块番薯吧！吃一块番薯吧！”
我们见他确实可怜，可是还怕他逃走，两人分别从东西两方挡住去路。他却不想逃，跪在地上慢慢地啃着番薯。我们告诉他：“这是农场的粮食，我们上千人的口粮啊，你偷了是要被抓起来的！”他反复恳求说：“只要有得吃，只要有得吃，抓了我也不怕！”当我们走近他身边时，他却主动的边站起来，边说：“把我捆起来送到农场去吧！”低下头等着我们捆绑。我们两人无言地面面相觑，是在征求对方意见，到底该怎么办。抓他么，我们于心不忍。沉默了片刻，我们两人竟不约而同地对那人说：“到番薯棚里去，等天亮再说吧！”慢慢地天亮了，我们带着那位偷番薯的农民，一起下班归队交差。管理员却让那位农民跟着我们回到农业队宿舍，找了一个空铺位让他住下，每餐领饭，通知厨房为他多备一份而已。
那农民是附近村庄里来的，他不愿意回去。原来人民公社食堂现在解散了，他家已经断粮，回去就要饿肚皮，所以愿意在队里受劳动教养。指导员无权决定，只好放他回去，可是他却赖着不肯走。
农场有个规定：劳教人员外出，不准接触群众，但这些人却常因饥饿而违反场规，带上自己最值钱的衣物，向农民换个一升、八两粮食填填肚皮，因此回场被批斗。六十年代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物资匮乏，买粮食要粮票，穿衣买布要布票；生产越困难，票也越发越多：香烟票、酒票、油票、肉票、蛋票、盐票、豆腐票、煤油票、火柴票，真是票证满天飞。仅凭钞票（人民币）是甭想买东西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尤其难买的是填肚皮的食品。劳动教养人员为了活命，拿出身边最值钱的东西换粮食，是明知故犯。他们因为接触群众，就多少了解了一点农村情况。农村中强弱贫富悬殊，当权的干部优先占有，普通农民的粮食就很紧张，挨饿的都是老实的农民和“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分子。那些可怜人饿着肚子不能讲，饿死了人也不能讲，讲了就是攻击“三面红旗”，污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要挨批斗。饥荒年代，农民断了口粮，竟自愿投入地狱去受劳教，成为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三年大饥荒时期的真人真事。
求生的欲望
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从50年代开始，到处布满了天罗地网。粮食政策、户籍制度，对人民公社的农民是圈地为牢，未经批准是不准离开生产队的。在“三面红旗”时期，要离开居住地外出，必须开路条，要请假；地、富、反、坏、右都是阶级敌人，亲戚朋友来访，还要汇报、登记。这些严格的规定，使犯罪的人特别多，为安置这些人员而设的劳改场，也已经多得不能再多了，所以1958年以后又增加了“劳动教养所”。
近邻的福建省北部一带地区，利用浙江农民的逃荒，招募外来人口，开发边区荒芜土地。他们曾一度驱车来浙南各地接运难民，去参加闽北开发。闽北当局公布三年免征农业税，不收钱粮，发放三个月救挤粮的优惠政策，吸引浙南的饥民纷纷逃奔闽北。由于来浙江接送难民的车辆以红色为标志，因此日后称为“浙闽红车事件”。闹饥荒的浙江农民，一批一批外流入闽，到了福建，只要经过登记入册，就会被统一分配，各归其位；原来种田的就给你土地、房屋，让你自由耕种，安居乐业；如果你想打工，或谋求什么职业，还可根据个人的文化程度、专业技术，安排适当工作；也有当工人的、当教师的、当医生的，各得其所。
闽北对地、富、反、坏、右一群“阶级敌人”也很宽大，仅仅要求登记在册，不搞批斗活动，提倡安居乐业，发展经济搞生产。闽北开发的新政策，确实救了不少浙南各地的饥民，使他们活了下来。他们大部分被安置在浦城、武夷、光泽、崇安等地。农民获得土地，如鱼得水，自由种植瓜果粮食，安居乐业。后来浙江调整合作化政策，曾一度提出反冒进，解散了部分高级社，农民逃荒外流才有所减少，人心稍为安定。
但浙江的农村政策，顽固坚持极左路线，把农民卡得死死的，自留田全部取消，房前屋后，瓜果一株不留。农民求生的愿望强烈，公开的红车接送虽然被阻止了，但暗地里自发偷越省境逃到福建去开荒的群体性事件仍不断发生。我就有两位表兄在大饥荒时期逃到福建浦城，至今仍居浦城。虽然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曾经动用“专政”手段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全部从福建赶回浙江，归原籍审查清理，但清理后不久，他们陆续又回福建居住。这段时间对劳动教养所的管理，可从来没有放松过，越管越严。承受饥荒折磨的囚犯，到饥饿难熬时，什么东西都会塞到嘴里去充饥。许多活生生的人，在农场里一个一个死去。为了活命，逃跑人数也在增加，管教干部、武装警察，对逃跑的劳教囚犯从不手软。逃跑人员被捆绑吊打，批斗，是家常便饭，但他们求生的欲望还是很强烈的，逃跑的事件仍时有发生。
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有一位同学，曾向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我，伸出营救的手，他就是云和同学——刘成贵。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也受我牵连，被下放农村劳动，在浙闽红车事件中，逃离苦难的浙江，去了福建崇安县，开荒扩种求生。安定下来之后，他回到云和探亲，特地到我家里看望我妈，询问我被劳动教养的情况。当时他拿出10斤粮票交给我妈，嘱她寄给我。在60年代，10斤粮票可是一件大事，慰抚了我妈孤独悲伤的心，也救了我的命。他的慷慨和关怀使我看到人间还有真情，鼓舞我坚持活下去。
提到刘成贵同学，又使我想到另一个人，这就是云和县中心小学的常务副校长徐少青。
1957年秋，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暂时留在云和县小，任教半年，听候处理。有一次学校领导班子开会时，一名极左分子为了表示积极、立场坚定，提出：“右派分子杨世元留县小任教，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要对他严加监督管理。他的粮食定量还是每月38斤，应该降下来，改为每月24斤。”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徐少青常务副校长。徐只说了一句话：“杨世元是思想上犯了错误，已经受到组织处理；生活上我们还是一视同仁，不能歧视他，粮食定量不应该减。”
到了1958年初，学校放寒假，教师又集中整风学习，有人举报徐少青同情右派，受到了大会批斗，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去农村监督劳动。到1978年右派改正时，他已经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了。他不过说了一句公道话：“一视同仁”，竟遭受了20年的苦难，葬送了一生！好人遭难，恶人得意，这是怎样的世道呀！落实政策改正之后，他才从离婚多年的妻子处，找回失散的儿子。
1978年清理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之后，在安置工作中，还有人把他们看作“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右派”这顶帽子，仍然也还是“无期”的！看来“右派分子”这项待遇是终身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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