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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者的垫脚石:群氓、犬儒和劳模

2017-09-02 互联杂谈2


如果没有勇气反抗,请不要放弃抵抗;如果没有能力以天下为己任,就请以己任为天下——向专制说不,从自己拒绝成为垫脚石做起。


专制者能够登上神坛随心所欲地将追随者当做石头一样粉碎,离不开那些石头的垫脚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讲的就是这种现象。

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的冷峻刻画,就为我们呈现了“平庸之恶”的若干种具体类型。

                       

羊:群氓

动物庄园里,羊是数量最多的群体,也是最易被洗脑、最易被利用、最易被残害的群体。

在执政的猪公布宪法性文件“七诫”之后,羊和鸡、鸭等“比较迟钝的动物”一样,熟记起来很困难,可一旦记住之后,它们就显得格外兴奋,就算躺在地里也会咩咩地叫着“四腿善,两腿恶”,“从没觉得厌烦”。

笨,但也有优点:最易被洗脑。

它们也最易被利用。野心家拿破仑——一头猪,想要拉选票,就找羊;想要破坏对手的演讲,就寄望于羊在关键之处插进咩咩声;想要释放虚假信息迷惑对手糊弄群众,就故意在羊面前讨论军机大事让它们传播。

而对于“自发游行”,羊最为热心,根本用不着鼓动,还自告奋勇地当起政治辅导员:当其他动物抱怨游行毫无意义而且又冷又饿时,它们就高喊“四腿善,两腿恶”让抱怨者哑口无言。

被频频利用,有没有得到奖赏?没有。当拿破仑开始它的清洗计划时,羊被十分顺手地牵来屠宰。在公开忏悔中,一只羊坦白它曾向饮水池里撒过尿,并控诉这是敌人的指使;另外两只羊则交待,它们曾经谋杀了一只老公羊,一只十分忠实的拿破仑的信徒。

然后,这些羊被毫不留情地杀死,和其他动物一起成为拿破仑脚前的一堆尸体。

最易被残害,是廉价出卖自己大脑的合理回报。

羊这个群体,用“群氓”来称呼是合适的。所谓群氓,就是聚集起来的表现为同质心理意识的群体,他们拒绝理性而复杂的思考,对提供给他们的各种观念,要么认为是真理而全盘接受,要么认为是谬误而一概拒绝。

在二十世纪的几场极权主义运动中,可以看到,群氓是主力。当用显微镜来观察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个体时,看不出有什么罪恶;一旦转为鸟瞰视觉时,又会发现他们是势不可挡的惊涛骇浪,神勇无比地把专制者推上神坛,然后又集体成为祭品,兢兢业业地进行自我摧残。

可怜、可悲又可恨,这就是群氓。

驴:犬儒

比羊少得多但又比羊聪明得多的,是驴。

革命前后,驴的表现变化不大,始终慢条斯理地干活,不开小差也不多揽活。当被问起怎样看待革命以及革命的结果,它沉默不语,问多了它就充满禅机地说:“驴都长寿,你们谁都没有见过死驴呢。”

其他动物显然都没有足够的智商来理解和回答这句话,只能就此罢休。

对于大风车这个庄园里的形象工程,它也毫无热情。有人问起它的看法,它同样用“驴都长寿”这句话作答,扼杀了一切好奇心。

当病倒的劳模被搬上马车,其他动物以为是要到医院去治疗时,驴“就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念出了马车上的名字,告诉动物们真相:它是被拉到宰马场。

显然,驴是智者,洞察世事,看透一切;它不相信那些慷慨激昂的宣传,可也不拒绝反抗,听之任之,揣着明白装糊涂。

而按照徐贲先生的说法,所谓犬儒,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比起群氓,犬儒的明哲保身和置之事外令他们在“被利用”上少得多,但他们的不作为,事实上并无法改变他们的“垫脚石”污名。

而从道德要求上讲,由于他们是“明白人”,为着共同的命运本应充当启蒙者的角色,拆穿谎言传播真相,动摇专制者神坛的地基,但他们没有。随着他们的沉默,走出黑暗的希望也沉沦了。

群氓埋葬的是现实,犬儒葬送的是未来。


马:劳模

最为悲情的,是马。

庄园里的二匹辕马是劳动的主力,他们对“田地了如指掌”,业务精通力气又大,重要的是工作起来热情主动,从不用动员,不嫌脏也不嫌累,是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但它们和羊相似,“靠自己想通任何问题都很困难”,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猪认作导师,成为拿破仑们的忠实追随者。它们开会从不缺席,会议结束时带头唱歌,有机会还把自己弄懂了的简单道理传授给其他动物。在得知猪违背当初公布的“七诫”搬进庄主院时,公马拳击手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照例说了句“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

但拳击手还是被这句话折磨到了。

它在目睹拿破仑那显然无法用“永远正确”来定义的血腥屠杀后,烦躁不安,不时惊叫,陷入了无助和惶恐,最后说:“我不明白,我真不愿相信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庄园里,这一定得归咎于我们自己的某些失误。要解决这个,我想关键就是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从今天起,早上我要提前一个小时起床。”

要避免血腥屠杀,就得更加努力工作,这就是劳模的觉悟。

拳击手的最后归宿,极度悲情。怀着到退休年龄之前——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人能退休——能看到风车顺利完工的愿望,它夜以继日地工作,病了也不歇息,终于一病不起。

拿破仑对病倒的劳模关怀备至,指示要好好医治,并安排马车接它去医院。在伙伴们告别的目光里,驴念出了马车上的名字:宰马场。

当晚,拳击手这位劳模的肉,换到一箱酒抬进了拿破仑的官邸。

拳击手纯朴而勤劳,从不计较只知奉献。这样的品格,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学习的典范。

但如果冷血地审视,在一个专制社会里,劳模对于专制的形成、维系和强化,却有着比其他人大得多的负面作用:除了他们自身的突出贡献之外,他们的道德感化力量能够号召更多的人为专制者效力,从而成为比其他人更加重要的垫脚石。

相比之下,庄园里那匹白色小母马的贪图享受和最后叛逃、那只猫的好逸恶劳和游手好闲,反而是对专制的一种抵抗。

这荒谬的一幕,不是劳模的错,而是专制的错,它告诉我们:盲目的奉献,有可能是在自我掘墓。

群氓、犬儒和劳模三者是迥然各异的,但在沦为专制者垫脚石上,他们是无差别的。

在专制铁蹄下,反抗的成本最高,因此而选择盲从、逃避和愚忠,是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

但人类是有记忆的动物。一再重复的历史表明,眼前的趋利就是日后的被害,拒绝成为群氓、犬儒和劳模,才是真正的自我拯救。

因此,如果没有勇气反抗,请不要放弃抵抗;如果没有能力以天下为己任,就请以己任为天下——向专制说不,从自己拒绝成为垫脚石做起。

今天我们读《动物庄园》这本政治寓言小说,很可能会觉得平淡无奇:人类在现实之中已经多次上演同样的故事,还需要什么猪、羊、驴、马来代言?

但别忘了,它首次出版于1945年,那时的苏联还如日中天,那时一些地方的故事还未开始。

所以,它是寓言,更是预言。这就是它的伟大之处。

而更伟大的,是这个寓言在奥威尔死后一直在继续预言——猪没有绝迹,而羊、驴和马这些平庸之恶则一直存在,翘首以待着被猪拿来垫脚而后粉碎,比如萨达姆的伊拉克,穆巴拉克的埃及,和我们的东北邻居。

来源:识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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