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颗让我痛惜懊悔的玉米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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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是嫩玉米棒上市的季节，我和老伴喜欢吃那种糯糯的带点甜味的白玉米，每天早歺都要吃一点。今天一大早因为要看电视新闻，我就把玉米棒揑在手中，坐到客厅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起来。大概是吃的注意力不够集中吧，已到嘴边的一颗玉米粒忽然掉到了沙发上；我赶紧伏下身子仔细寻找，当我把重回手中的玉米粒放入口中慢慢咀嚼的时候，我的眼前浮现出了一幕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从草丛中反反复复寻找一颗玉米粒的情景。
那是1961年秋季，我是四川省郫县第一中学高中部的住校生，学校对我们实行封闭式管理。一天下午，我饥肠辘辘，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偷偷地跑到校外去，用5元钱买了一个煮熟的玉米棒，又偷偷遛回校内爬上何公墓（校内一座高约十几米的大古墓），坐在草丛中狼吞虎咽地啃起来。大概是啃得太急了吧，一颗玉米粒忽然从我的指缝间滾落到了草丛里，我赶紧拨开草丛仔细寻找，但没有找到；又赶紧向墓坡下的另一片草丛去寻找，还是没有找到；我死不甘心，瞪大眼睛一遍一遍拨开草丛仔细寻找着，一直找到何公墓的最下边，还是没有找到，我非常痛惜和懊悔，内心的煎熬直到今天仍记忆犹新。近二三十年来，我去过郫县一中好几次，每次都要去看一看当年寻找玉米粒的那个地方，每次都勾起我对那颗玉米粒的回忆。
为什么掉落了一颗玉米粒就那样痛惜懊悔呢？这是因为：在那个大饥荒的年代，许多人饿死了，更多的人患上了浮肿病（我班上46名同学有42人浮肿），粮食是可以与生命划等号的东西，有时比金子还宝贵。我为买那个玉米棒付出的代价之高昂，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像的：第一是付出了5元人民币的特高价。为什么说“5元”就是特高价呢？这要与普通工人的工资进行比较才知道。据统计1966年国营工厂学徒工依学徒年限不同每人每月工资是16-21元（也叫生活费），3年学徒期满后转为正式工的工资是每月36元；当时的街道集体企业，计时工是每天0.7-0.9元，也就是每月干满30天，月工资只有21-27元；我在郫县一中的伙食费，每月是9元，我买玉米棒的5元钱，是准备下月用来交伙食费的，当时饿急了也就不想那么多了。第二是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粮食是国家最重要的统购统销物质，粮食制成品也属同样性质，国家严厉禁止私人买卖粮食和粮食制成品，如果被人发现告到有关方面去，买卖双方都要受到严厉惩处，轻者批判斗争没收“赃物赃款”，重者会被逮捕法办，发配到边疆劳教劳改。像我这样的在校中学生，如果犯了事有可能被开除学籍，即使不被开除，政治前途包括升学就业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因为怕人知道，我鬼鬼祟祟、提心吊胆，从外出寻找卖家到买回来偷偷摸摸吃掉，心一直在“突突”地乱跳，真比做贼还紧张。
1964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我是四川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二年级的学生，上级要求我们必须人人过关，要斗私批修、深挖灵魂深处最“肮脏”的东西，要“脱掉裤子割尾巴”，不怕丑不怕疼，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否则是绝对过不了关的。在这种高压形势下，我主动交待了1961年读高中时那次买玉米棒的事，上纲上线地自我批判为“立场意志不坚定，破坏了党的统购统销政策，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最后在同学们的批判帮助下才算过了关。
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什么会遭遇那样严重的连年大饥荒呢？有人说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建国以来持续不断的极“左”路线和极左政策。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中央对极左路线极左政策进行了部分调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是并没有从体制上解决问题，从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把极“左”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在人民公社体制上再次向“一大二公”复归；1973年在陈永贵的提议下，最高领袖让政治局讨论要把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重新升级为以大队（昔阳县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只是由于许多政治局委员坚持反对，此事才被暂时搁置下来。
纵观1949年建国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规律：什么时候路线政策“左”一些（大讲阶级斗争，大批修正主义，大搞公有制升级，大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大搞平均主义），什么时候经济发展就慢一些，人民生活就差一些；什么时候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松一些，强调市场作用和价值规律多一些，让生产经营者自由度大一些，什么时候经济发展就快一些，人民生活就好一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才真正实现了与极左路线的诀别，才从体制上为中华复兴梦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邓小平同志曾经断言：“‘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左’。”在当前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认为邓小平关于中国的主要危险是“左”的论断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正合时宜，全党全民都必须加强对“左”祸的警惕和防范，“将改革进行到底”。
已经过去的苦难就让它过去吧，我本不想再去回忆什么，更不想写成文字的东西。但是近几年时常看到一些人不断发表言论，歪曲历史真相，把1976年前的社会体制说成像天堂一样美好，企图恢复旧体制让历史开倒车。我因此有了一种历史责任感，我要站出来说话，把自己亲历的事情告诉年轻人，以免他们受人蛊惑、上当受骗，于是写下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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