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自然写作与地下读物：维多利亚文学的B面（节选）
十九世纪的焦虑：科学冲击情感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曾经写过一本小说叫“Two on A Tower”，是一个设定非常好玩的爱情故事。一个人是出身高贵的贵族女性，拥有一个庄园。另一个人是一位天文物理学家。庄园上有个高塔，物理学家在高塔上做了一个天文观景台。一来二去，两人心生爱慕。中间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瞬间，天文学家带着这位贵妇人去塔上看星星，但一点也不浪漫。这个天文学家跟这位贵妇人讲的是，你看天上的星星跟地球相比都是非常巨大的，他们的光线到我们这要传播多久，宇宙这么浩瀚，我们在当中什么都不是，就是毫不起眼的灰尘，我们的人生在宇宙里也是非常不起眼的一个瞬间。首先，这肯定不是正常的人谈恋爱的时候会说的话。但是更重要的是，这里表达的是19世纪特别的一种焦虑，随着19世纪科技的发展，当科学技术慢慢成为很多人受教育内容的主导部分，人们需要围绕着科学技术重构世界观的时候，这一代人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冲击。人们很难把科技知识构造的世界观与基督教创世论构造的世界观整合起来。基督教创世论里，人处于正中间的位置，人是比较神灵的形象造出来的高贵的生物，我们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到19世纪的时候，人们发现了越来越大尺度的、大时间的变动，当你发现宇宙存活了几十亿年，地球已经有好几十亿年了，星空和星空之间的距离是用光年这种人类完全无法想象的单位来衡量的时候，再要坚持人类是这一切的中心就非常困难了。但是科学事实和从小培养起来的对世界的感性认知之间的巨大落差不是马上可以被跨越的。所以小说其实是在讲这么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们两个人各自代表了一种世界观，一个是试图在科技时代重构认识论、世界观的新一代科学家形象；另外一个拥有的是过去感性的人类中心的认识论。当把这样的两个人拼到一起的时候，他们的爱情注定是悲剧的。小说发展到19世纪末，迎来了科学爆炸的时代之后，也出现了很多受科学影响的爱情悲剧。描写爱情悲剧跟科学的影响的故事有太多了，这在19世纪末小说里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题目。威尔基·柯林斯写过一本小说，标题叫“Heart and Science”，这里“心灵”指的是感性的一面，体现的是情感跟科学的对立。小说里有一个无情的科学家形象，不择手段甚至拿人做活体实验。这个例子对当时的人来说，就是科学带来的不仅是认知上的更新，还会带来一系列情感问题。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状态“这个事情我理智上可以接受，但我感性上没办法接受”，我觉得可以用这个结构来看19世纪晚期的英国，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会面对的问题。我会用这样一个结构来衡量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矛盾。我说回来，在那段时间里头其实有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在讨论科学问题。跟现在我们把科学的问题交给科幻小说这样一个文学分工，区别还挺大的。其实最近几年的出版行业又有点在呼应那个年代了。严肃文学重新接管了科学话题或是科幻话题，隐隐又是一股潮流。大家好像意识到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如果现实本身已经被科技高度地沁入的话，科技问题和现实就是同一个东西。当你切实地想写现实真实状态的话，你就不可能回避科技。那种把“纤细地描绘人类心灵”视为纯文学的唯一形式，是现代主义留下的认知误区。它基本上是现代派审美和由现代派审美塑造的学者所确定的一个形式，未见得是历史唯一的形式。如果回到19世纪的小说的题材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能确定那个年代的元素，比如天文台，它特别有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质感，一定要跟一个天文台挂钩。约瑟夫·康拉德的《间谍》里也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要去炸毁天文台的故事。那个故事很棒的，而且真的有这么非常无厘头的事情。格林尼治天文台真的发生过一起爆炸案，小说中是1899年左右的时间段，那时候英国不需要护照和签证，谁都可以去，成了欧洲的一个避难港。因为英国在当时是一个超级自由的国家，它会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护照这类专制形态的东西我们不要。在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时刻，格林尼治天文台出了这么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启发了康拉德，用这个题材写了一本小说。小说里的俄国人是保守的，是一个看不惯科技进步的形象。他们安排间谍说，你去炸一个现代性的代表，但是又不能真的拿炸弹去炸数学（原文“pure mathematics”），所以你去炸格林尼治天文台吧，既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又不会造成实质性的大量伤亡。摧毁一个文明世界的地标和象征用来惹事最合适了。就像今天有人把迪士尼乐园给炸了，就是在向所有的儿童们宣战。19世纪的伦敦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之后，产生了很多新问题，比如工人阶级劳工阶层，新的犯罪土壤也在滋生，这在维多利亚时代应该激活了一种文学类型。这个激活了好多种文学类型，比如侦探小说。刚刚提到的威尔基·柯林斯，从19世纪英国文学史的角度来说，他在各个意义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人物。当时的人们称他的小说是“the novel of sensation”，这个词我其实觉得中文世界都没有翻好，“sensation”不是惊悚的意思，你去读他的小说也没觉得有多惊悚多恐怖。但这不是个好词儿，是当时的人想出来骂他的。“Sensation”在当时指的是根据社会新闻、爆点事件、热点事件改编的内容。但是19世纪的热点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无非就是那种大人物离婚，然后扯出来的狗血故事，它也可能会变成一个“sensation”。比如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离婚案，就是老公觉得老婆疯了，把她关进了疯人院。它其实是狗血小说。“Sensation”的另一层意思是指阅读体验，因为这种小说的情节发展非常紧密，是高度情节化，而且有点爽文质感的，但和现在这种主角无所不能的爽文体验也不太一样，而是一种高密度转折、曲折离奇的形态。那时候的超自然现象会被小说安排到殖民的帝国边疆，有一个批评家管这些叫“帝国哥特”。就会觉得18世纪那些超自然现象，现在没法放到欧洲，因为欧洲是如此的进步，黑暗只能在欧洲之外的地方出现，在不受科学制约的地方出现。前几年，咱们国家很多网络作者在写盗墓小说或当代恐怖小说时也没法把这些场景置身在北京、上海或者一些工业城市的，只能跑去什么新疆天山下。但后来差不多到1860左右，就是维多利亚后期哥特把这个局面反转了过来，大家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能让超自然的事件在帝国中心发展，使其变成一个更加严重的威胁。当时的人们就是在这种种焦虑当中来回切换。探究伦敦城市化所带来问题的一种小说，就是贫民窟小说。有那么一批作家他专门写贫民窟。在这种小说中你是看不到这种生活有任何希望的。这种工业化的另外一面，大规模聚集的贫民窟生活状态，变成了一个自然的状态。其实这也是当时英国社会对很多贫民窟问题的一个认知，就是下层人天生道德败坏的一个叙事，而且这样的叙事会跟科学结合在一起。他们会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概念来解释这个事情，甚至国会议员会用“residue”（渣子）这个词。“residue”也是源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物理学家用其来讨论一个没有办法变好的状态。当时作者也会在小说里有意识地使用这个概念，就好像混乱、无法无天、道德败坏的贫民窟其实是宇宙自然会发生的现象之一。当然从政治上来说，你会明白他在做什么，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态度，会认为这些人活该，我们谴责他们就好了，只是不要让他们影响到我们。所以在当时保守话语下面，就产生过一批这样的小说。中产阶级。它其实是一种非常猎奇的小说，一本小说把贫民窟里头的人写得越不像人，肯定卖得越好。因为当时英国的图书市场是高度发达的，几万册、十几万册、几十万册的畅销书在那个时候都是可以的。这一切都跟当时有一些非常著名的阅读机制有关系。事实上大多数的人是买不起书的，重要的买书的人是办流动图书馆的公司，最大的那家叫Mudie's Circulating Library。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维多利亚小说的基本形式，比如为什么要用三卷本的形式出版。因为去这个地方借书要先交年费，再获得借书资格，一次只能借两本。如果想把书看完就必须再去一次，又会借一本新的书。那时候出版社出一部新书，穆迪图书馆可能会把它全包了，出版社的资金周期非常短，所以也敢跟作家承诺更高的版税。维多利亚时代一般一个人年收入300磅以上就可以过上中产生活，但那时候可以向艾略特和狄更斯这样的作家出几千磅一本书的版税。基于商业的考虑，他们也会做很多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惊讶的细分图书市场，比如为不能承担起年费的穷人出一便士一本的小册子，里面的内容会让当时的道德学家非常紧张，就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摊文学差不多。而且它们也连载故事，形式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网文订阅。他们的故事都是随随便便几十万字手写出来的。不过这种文学中也出过比较著名的东西，比如《理发师陶德》。本期提到
艾略特 / 弗吉尼亚·伍尔夫 / 乔伊斯 / 普鲁斯特 / 托马斯·哈代 / 威尔基·科林（Wilkie Collins） / 狄更斯 / 石黑一雄 / 麦克尤恩 / 拜伦 / 玛丽雪莱 /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 吉辛 / 柯南·道尔
SPR: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英国心灵研究协会 / 自然神论 / 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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