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期 | 中托沉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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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托沉浮录（节选）
以下是本期内容节选，预计阅读15分钟
从苏联托派看中国托派是如何形成的
程衍樑
中国的“托派”是怎么形成的？
杨阳
讲中国“托派”的形成，首先得从苏联的情况来讲。苏联的“托派”、苏联的“左翼反对派”，这些反对派进行了活动之后，影响了中国的留学生，所以才产生了“中国托派”这个群体。
它带有很大的引入性质，因为我们的留学生在那边本来就会受到革命思潮和革命事业的影响，想要去做革命事业，所以在那个时候，苏联给他们提供了这个机会。
当时有两所大学的存在，第一所大学是“莫斯科劳动者东方大学”，它建立得很早，1921年就建立了。第二个就是很多人非常熟知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冠以孙中山的名号，是他去世了之后建立的大学。这两所大学对之后中国革命者群体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帮助。
在这两个学校里面产生了很多事情，我们去看《郑超麟回忆录》（《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或者《王凡西回忆录》（《双山回忆录》），都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人物，包括我们老提到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实都是这两个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
这两个大学就不做太多介绍了，主要来说说他们为什么会受到反对派思想或者托洛茨基思想的影响。当时苏联的情况是斯托之间的矛盾爆发出来了，斯大林、布哈林他们开始就一些国际的策略、就一些理论的冲突、就一些苏联国内如何发展问题形成了不同的对立意见，中国学生在学校里面看到了，“哦，这开始在批判托洛茨基了”。
中国学生在学校里本来就是学习革命史、资本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因为他们回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国共合作时期，那是一个大革命的时期，他们回来肯定要进行革命活动，所以当时斯托之间的斗争通过一些渠道被中国学生所关注。特别是当时中山大学的校长卡尔拉迪克，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大佬了，而且他站在托洛茨基的身旁，反对一些斯大林在国内的发展策略，其中包括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中国学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革命问题。
中国革命问题就是“国共应不应该合作”？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方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辩论，但是并不像《郑超麟回忆录》里面提起的或者是其他托派人士提及的那样，“一开始托洛茨基就和先知一样高高在上，知道国共合作不可行，从一开始就反对”，并不是的。
大概在1926年年终之前，托洛茨基其实不是非常了解中国到底在发生什么，国共合作的性质是什么，只不过是在他和斯大林的辩证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事情。
比如“中山舰事件”，杨奎松老师说了很多，当时蒋介石是怎么反应的，他是怎么在苏联人的顾问的重压之下，做出了这种应激反应，扣押了李之龙、扣押了中山舰。简单来说，很多人在“三二〇事件”之后，对国共之后的合作道路怎么走，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托洛茨基就有自己看法，这已经非常明显地暴露出国民党反对共产主义道路的路线，所以是不是应该让共产党自己独立发展？这是一点。
同时在中国，陈独秀非常早就反对这样的党内合作。我们所熟知的一个荷兰的共产党员马林，他帮助建立了印尼共产党，之后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然后他提议国共进行合作。当时陈独秀就跳起来反对。
到了1926年“三二〇事件”之后，托洛茨基在另外一个时空发现了这个问题，就与斯大林产生了一些对立，斯大林坚决地支持这个路线，但是不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斯大林支持这个路线是为了国民党着想。相反，他支持这个路线，恰恰是想让共产党的势力渗入在国民党之内，然后让国民党的整个政党左倾化、左翼化，然后就形成了我党夺权的形式，或者是共产主义在这样一次合作中占上风的形式。
但是到了1926年“三二〇事件”之后到“北伐”中间，形势在慢慢地发生变化，双方就这一次中国革命的性质发生了很多讨论。国共到底该不该合作？到底怎样合作？他们是资产阶级性质还是无产阶级性质？中国共产党的路在何方”这些问题首先在苏联共产党内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辩论，然后传到中国学生这边。中国学生刚开始保持了低调的形式，因为毕竟还在合作期间，还在同一个合作领域里面，但是到了1927年的4月，这个事情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也就是所谓的“412事变”发生了。
程衍樑
所以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分歧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其实是对于中国问题的分歧。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在1927年经历了一次破产，反过来看，会觉得托洛茨基更有先见之明。
杨阳
这都是我们以上帝视角来看的。当时的情况，大家都不知道，托洛茨基也不知道，他们都靠电报来传递信息，包括斯大林。虽然斯大林拥有一手情报，但是他有他的主张、想法和意见，想把这些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去实现，但是“412事变”发生之后，可以说，苏联的期望、斯大林派的期望破产了，陈独秀当时一直就反对这样一些想法，他的一些预言可能成真了。
当时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群体里面讨论得非常激烈的一个问题是：这样一个革命的失败，到底是谁造成的？
托洛茨基当时的意见，也包括季诺维耶夫、卡尔·拉狄克等一群反对派的意见，都是斯大林、布哈林应该为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起责任，所以他们就顺势接受了“拿来主义”，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符合他们的一些想法。
到了1928年，很多留学生已经变成托派了，就把这些宝贵的材料在一些秘密的地点偷偷地译出来，从俄文译成中文，带回了中国。
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一个情况，因为1927年革命失败了，特别在715以后，已经彻底失败了，开了八七会议之后进行了武装暴动，而暴动也在不断失败，直到确定了根据地之前，都一直在失败，所以当时陈独秀和他身边的同志都非常消极。
但他们有了更多时间，虽然一边在躲避白色恐怖，一边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陈独秀花了很长时间，可能有一两个月，才接受了中国留苏学生带回来这些托派或者左翼反对派的文件，接受了这个理论。
但这里我要多说一句，他们接受这个理论并不是因为“不断革命论”说服他们成为了托派，而是托洛茨基这些人对于“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究竟归咎于谁、由谁来负责”和“中国革命以后应该如何运作”的讨论说服了他们。
程衍樑
国共统一战线的促成，对它的优越性的解释可能是斯大林一手主导的，但最终这个方案彻底失败，锅却给了陈独秀来背，这个事情造成了当时追随托洛茨基和拥护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的不满。
杨阳
也可以这么说。他们为什么成为托派，他们为什么走上这样的一个道路，其实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本质有密切关系，而不是完全受到“不断革命论”的影响，你可以说是陈独秀他们的个人思想或者他们在党内的这些角色促使他们走上这条道路。虽然说我很消极，但是实际上，我们考量了共产国际下发的指示，我们在一起做这个事情，而怎么最后还是我来背锅，这么大的一个失败的锅全都扣在我的头上，这不太合理。
程衍樑
中国托派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和莫斯科的托派们，以及真正围绕在托洛茨基身边的铁杆托派们，其实关注的都不是一个方向上的问题。
杨阳
不是一个方向，具体的得看放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中国托派中的四个群体
程衍樑
托派在国内的总人数没有多少，但是大体上分成了4个群体，《我们的话》派，刘仁静的十月社，还有一个战斗社，一个无产者社。1931年5月份，这四派在上海做过一个“统一代表大会”，想把中国托派组织整合起来，变成一个凝聚起来的新组织，而且托洛茨基本人也希望促成这个事情。
杨阳
当时刘仁静回来之后，最早接触的还是《我们的话》那一派。他想当大佬，但是那些人也不愿意，他们说，我们都是从苏联回来的，凭什么你当大佬？
其中有点意气之争的意思，也有一点看不起他的意思，因为你连不断革命论可能都不是很理解，然后凭着和托洛茨基谈了一阵，你就想回来当我们小组织里面的曹操，怎么可能？所以他自己分出来成立了十月社。
王凡西当时也在十月社里面，因为他好像看不上《我们的话》那一派的一些人，觉得他们在苏联有一些分歧，或者可能纯粹是在人格方面觉得这个人不可靠，所以他们成立了十月社，但是十月社后面也把刘仁静单独摘出去了，因为从刘仁静的性格来看，他的一些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十月社觉得刘仁静也不可靠，把他也摘出去了。
另外两个社里，战斗社是非常小的一个社，它以赵济为主，大概除了两三个留学生以外，就是两三个工人。
最主要的一个团体就是无产者社，也就是之前我们经常提的，党内的陈独秀派，或者是以陈独秀马首是瞻的这批党内的早期革命家，他们是职业的革命家，和陈独秀讨论之后，站在了陈独秀的一方。
当时有一个人也是陈独秀派的大佬，王若飞，“黑茶山事件”中和叶挺一块牺牲的那一位。他当时在苏联，如果他不在苏联的话，他可能也会变成一个托派。而王凡西在回忆录里面也提到了这个人对中国托派的一些贡献，正是因为王若飞在苏联为他提供了宾馆搞翻译，他才能搞出来一大批让之后很多人看到的托派文件。
所以王若飞是陈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但是，在无产者社，包括他们被开除出党的时候，王若飞是在莫斯科的，可以简单来说，围绕着陈独秀周围的这批党的早期干部是作为无产者社的中坚力量而存在，所以四派人之间也开始进行混战，一个原因是有刘仁静这样的人，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互相之间看不起，第三个就是老派和新派之争，你们刚从苏联回来的，你们怎么能可能领导革命？因为无产者社很多人都是老资格、老阅历，但是陈独秀不一样，陈独秀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可能新人比我们旧人还有些朝气，因为他知道无产者社里面有很多人消极怠工，也可以说他们有一些暮气沉沉，拿陈独秀本人来说，他是很希望统一的。
四派混战这个事情闹到了托洛茨基那边，托洛茨基听说了之后，他在1931年1月8日写了封信说，“我的中国同志们，你们在此时此地立刻统一起来”，所以才在1931年5月1日，在上海大连路附近的有了一次统一大会，把这四派人聚集起来，每派派一些代表过来。
程衍樑
底下这几个群体都是拥护一个老大哥的，最后底下小弟们打起来了，大哥说，“你们都不要打了，我摆一桌酒席，你们一起来吃讲茶。”
杨阳
他作为一个话事人，是有能力把这群混战中的人合并起来，把他们扭成一股力气的。所以在1931年的5月1号就有了一次统一大会。他们的公开身份就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他们就表示，我不脱离母党，我还是中共党员。
程衍樑
在大会里面，陈独秀成为名义上的中国托派一把手。
杨阳
对，他成为了教父级的人物。
37年到49年中的托派一直被压制
程衍樑
从1937年抗战到1949年新中国建政之后，这12年的时间里，托派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杨阳
它一直处在一个高压的环境里面。从抗战一直走向1949年新中国成立，它被各方所压制——被日本人压制，被汪伪政府压制，后来又被国共双方所压制，所以他们改变不了太大的环境。
虽然他们有一些活动，比如工人活动、学生活动，特别是在温州、上海、中山，还有广西这些地方非常多，他们后面还派干部从上海到重庆，再到南京的路线，但实际上，他们整体影响非常小，甚至不如第三党的一些成就。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党的鲜血里面也有托派的一份。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里面有一个监狱之花，监狱之花里有一个烈士，他的父母就是王振华、李洁霜夫妇，他们就是作为托派在白公馆被抓捕，后面英勇就义。
当然，不会提到他是托派，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有详细记载的地方，党史资料里面都是有据可查的。但要说他们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还是内部的组织争斗，这是很多小政治派别里面不可改变的一种情况，因为他们改变不了外部的环境，所以他们只能在改变自身环境。
在1942年就发生了一次几百个人的小组织的一次大分裂，牵出了彭述之他们作为多数派和郑超麟作为少数派的分裂。其实很简单，太平洋战争在1941年底爆发了之后，问题就在于托派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彭述之他们的立场就是批评其领导，批评蒋介石、支持抗战，不能因为美国人进来了，你觉得这是一场帝国主义大战，我就置身事外。但是郑超麟他们不一样，郑超麟、王凡西他们持“革命的失败主义”，革命的失败主义就是让他们自己斗，斗完了之后，我们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但在当时看来，这是极不现实的一种想法和主张。
而且在1942年、43年那样一个阶段，二战不是一战，不能把反法西斯说成是一战的帝国主义大战，互相撕咬才有了10月革命，这两者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老一辈托派有一些死脑筋在里面，而这样一次大的辩证就造成了组织的分裂。
本来就已经很小，再发生了分裂，之后基本上起不到大的影响，就在这个社会上走向沉寂了。
程衍樑
30年代，托派本身的规模也没有特别大，就几百人，到1937年以后，整个托派在中国的生存空间，可以说是被挤压到极限了。
我也看到过很多材料，新疆的盛世才至少在1941年之前，一直都跟着苏联老大哥走，而斯大林“肃托”立刻传染到了新疆，所以盛世才处决了非常多所谓的托派。
杨阳
就有了俞秀松案，实际上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程衍樑
这就是一顶帽子，以盛世才的角度，如果你属于左翼这边的人，我就说你是托派，如果你是国民党这边的人，我就说你是汉奸，总有一顶帽子，总有一颗子弹适合你。
苏联“肃托”的国际化倾向，包括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一致对日，和中国托派更加激进的极左思想的冲突，造成了1937年以后，整个托派的市场更加式微。
杨阳
特别是在那样一个非常复杂的斗争环境里，当然有很多血腥产生。在整个大环境的斗争状况之下，不光是中国托派，世界托派也不可能蓬勃的成长起来，因为已经有了那么大的压制，在这样的夹缝空间里，更没有空间生存了。
杨阳，埃塞克斯大学历史学博士
本期提到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 / 亨德里克斯·约瑟夫斯·弗朗西斯克斯·马里·斯内弗利特（马林） /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 /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 / 巴威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米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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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