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左忽右190｜当技术控介入公共事务：盖茨和他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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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技术控介入公共事务：盖茨和他的基金会
以下是本期内容节选，预计阅读15分钟
《如何预防下一场大流行》
程衍樑
光是看盖茨的书单，你会发现他花费了大量的个人精力在流行病的研究上，吴老师，你看了最近这本《如何预防下一场大流行》，如何看待他通过这本书来讨论这个话题？
吴晨
现在疫情已经走到了末端。末端是什么概念？第一，已经有了特效药。第二，已经有了比较有效的疫苗，当然这个疫苗是防重症不能防感染的。第三，全世界国家，或多或少都对疫情有了深刻的认知。
以上三点帮盖茨建立了一个框架，他首先有一个框架思维：应对下一场大流行必备哪些条件，怎样让疫苗研制更快？以及，怎么去做通用型的疫苗，而不是做每次有变体都得更新的疫苗？
他在书里特别提到了mRNA（信使RNA）技术，欧美的BioNTech和Moderna两家公司研制mRNA疫苗的速度特别快，效果也相对比较好。盖茨强调的一点是说，我们在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像这种基因科学的研究，一定是基于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才会有这个机会，在面对大流行的时候，一年之内给出特别有效的药品。所以他先从治疗跟预防这两个角度给出了框架建议。
他写这本书的第二个重点是，之所以在两年之内，全球经济受到重创，很多国家都没有很好地控制住大流行，就是因为一方面缺乏思想上的准备，另一方面缺乏行动上的预案。当出现这些事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更好地监测、溯源，不让它传播得这么广，在更早期就控制住。
第三个重点，也是贯彻了盖茨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时一贯的观点。在上一本书《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里他也提到，在应对气候危机时，富国跟穷国是要肩负不同责任的。富国已经碳达峰，现在可以讲碳中和，因为它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前排的碳也没有付出成本。穷国想要在现有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需要使用更多的化石能源，所以在减少碳排放上，富国比起穷国，就要承担更多责任。
疫情同理，二者都是全球化的，控制不好，所有人遭殃。所以发达的国家，有能力的医疗机构、有能力的药厂，到底怎么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帮助贫穷国家，建立起应对大流行的框架，这是特别有意思的。
所以他在这本书里就告诉你，过去这一两年有很多经验，这些经验能给所有国家一个预防的框架——更快地推出疫苗、研发特效药。好的特效药背后就要大数据、人工智能来参与到生物化学的研发，需要审批的流程变得更快。最后我们还要知道，穷国是需要帮助的。
程衍樑
而且在过去两年新冠流行期间，盖茨本人对疾病的预防乃至疫苗的推广等方面的工作都有一个直接的刺激，他深度参与了美国、联合国以及世卫组织发起的许多新冠相关的项目。
吴晨
盖茨基金会给WHO的捐赠也非常多，仅次于几个大国。在这本书里，盖茨特别强调，要有一个全球的“Task Force”，´他起了一个名字叫“Germ”，意思其实是，希望全球范围内，至少有一千多名各个领域的专家，他们都与治疗大流行病相关，但不是简单的医疗专家，有公共政策专家、物流专家、研发专家、制造专家、监测专家、大数据专家，这些人每年都要聚在一起讨论相关问题，每十年要做一次全世界的演习。
他特别强调，预案和演习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够形成框架。他也提出，富裕国家要把0.6%的GDP捐出来，用于全球大流行病和其他传染病的治疗以及相关药物和疫苗的研发。不能等到新的病出来了，再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准备，这是这本书的要义。
盖茨过于维护知识产权所引来的批评
程衍樑
对于流行病议题，盖茨个人投入非常多的时间，但这也不意味着他在这里面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被大家认可的，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我之前看到过《新共和》杂志有一篇很长的文章，主要讨论了盖茨在新冠疫苗研发的过程中，可能有意无意发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作用。
盖茨在2000年卸任微软CEO的时候，就已经跟很多国际大药企，例如辉瑞、阿斯利康和强生，成为了知识产权问题上的亲密战友。他本人作为医药界的外行，最直接的参与方式就是砸钱。他为全球疫苗免疫联盟（The 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sation，GAVI）提供了约7.5 亿美元的种子轮启动资金，也为药企和疫苗联盟牵线搭墙。
其实当时药企在世界上的公共形象非常不好，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末，但盖茨不仅为药企提供了面对产权争议的新故事，也通过疫苗联盟一直坚持在支持高投入和新技术为主的国际卫生项目，为药企争取到了很大的利益。
当然他作为世卫组织长期的最大投资人之一，甚至可以影响到世卫的一些决策，让世卫组织内部的职员丢掉工作。新冠疫情期间，盖茨通过自己在世卫组织投资的“加速计划”影响了各个公司的疫苗开发，也通过这个计划保障了相关公司对于疫苗的知识产权以及定价权。
我们可能也会提到，2020年，牛津大学本来尝试免费公开新冠疫苗专利，盖茨基金会很快就联系了牛津大学的团队，说服他们不公开技术，而是与阿斯利康进行独家合作，这些都让盖茨本人遭受了非常广泛的批评。
吴晨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问题。在短期时，我们都会有很多情绪化的东西。例如，在美国很多人不去打这个第三针（booster shots），存了很多货，但在很多非洲国家可能还没有这个针能打，大家会觉得这是分配的不公平。
但从商业模式的角度，要有一个长效的机制，鼓励药厂做突破性的研发，让药厂有很好的未来收益。盖茨可以提供的是，保障药厂的销量，并且利用药物制造过程中复杂的协同性去做很多事。
《经济学人》强调，市场有市场发展的规律，在某些时候，你也可以补充市场发展规律的不足。什么叫补充不足呢？例如盖茨基金会出钱，买断或者让大家达成一个协议，并跟这些仿制药厂联系，专利以很低的收入或免费的形式进行授权，让专利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但是你不能够改变市场的规则，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你这次改变市场规则，也许能带来很大的效果，但是到第二次再出现流行病的时候，如果这些药厂没有动力去做研发了，那就很惨了。没有一个蓝图的时候，你想去免费分享也没用。
程衍樑
但这种行为在民粹时代就会落下非常多口实。尤其比如牛津大学放弃免费分发疫苗这事，很多媒体直接把矛头指向盖茨。确实盖茨本人和他的基金会也扮演了一个直接的角色，组织阿斯利康这些药企，以各种形式组织最后阻止了WHO开放新冠疫苗专利，当时有个叫“C tap”计划。
吴晨
可以这么讲，我们每个人都有要坚持的和要放弃的，那盖茨可能坚持的就是知识产权，他坚持技术可以改变未来，以及好的技术不可能是免费的。当然回到几十年以前，比如治疗脊髓灰质炎（poliomyelitis）的这个发明者，他其实没有从这个疫苗当中获得一分钱。
如果我们能回到四五十年以前，大家当时就形成这样一个约定，所有未来突破性的研发，只要是治疗大流行病的，都不应该收钱。如果大家能有这样一个共识，而在这个共识当中，不断地有年轻人、新的科学家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那是一种大的改变。
但其实大家看过去50年全球经济的发展，甚至去看诺奖的得主，看到过去这二十几年医疗行业以及高科技行业跟投资界的紧密沟通，你会很清楚，盖茨比我们看到更多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金钱激励早已比名誉激励、奖励激励或者同行评价的激励要高得多，这是一个巨大的现实。这个现实很清晰，盖茨也不是一个革命者，他本身就是靠垄断发家的，这是他的执念，你指望他去反对这一点，我觉得很难。
如何看待比尔·盖茨的书单
程衍樑
最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盖茨的书单。盖茨现在越来越像一个文化名人，这跟他过去成功学叙事里的形象好像很不一样。他不再是一个科技英雄了，虽然他可能这方面的兴趣并没有减少多少，但现在变成了一种文化形象。
吴晨
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去看他的书单。
首先，他是真正热爱阅读的人。这点很重要，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你只是想推荐一些你要提携的后辈，但其实根本就没花时间看他的书。但盖茨是真的每年或者每半年有一个星期，自己开到一个小岛上，带了两箱书和一堆Diet Coke（健怡可乐），有人给他送饭，他这一周不干别的事，就是阅读。这很重要，你愿意花这样的时间，那么你的推荐，是有一定公信力的价值的。
第二点，盖茨不断把怎么去保持好奇心这件事用行动展示了出来。他读的书并不一定是有多大影响力的，但这代表了这本书满足了他的好奇心。所以如果大家认为盖茨的好奇心是有价值的，那他的书单就有价值。
第三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推荐了许多专业人士撰写的大众能够理解的好书，这样的书成为了爆款，这也是我们希望的，在未来的中国出版界有可能发展空间的事。这跟他自己写的两本书的用意是一样的，他希望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在每个人的注意力变得更零碎的时代，推荐给大家一些好书，它们是专业人士写的，你又能看得懂，并且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会真正让你有所改变。在我看来，这是盖茨书单的价值。
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其实这个功能变得很重要。每个人，你只要有一定的见识和资历，有一定的想法时，你都可以做一个“curator”。做一个筛选人，把一堆书筛出来两三本给大家看，节约大家的时间成本。
《纽约时报》的书单更多的是按销量的，《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推的书单也都是根据这些机构和机构中的人的偏好筛选出来的。盖茨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并且做到了知行合一，那他的偏好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去花一点时间来看。
但我们也需要判断，盖茨在哪些领域的推荐是有价值的，在哪些领域的推荐其实跟一个普通读者根据自己兴趣爱好的推荐是差不多的。比如说这本书是解决一个科学问题，关于一项新科技的发展，涵盖了商业金融和创新领域相关的话题，盖茨的推荐一定有他的价值，因为他之前就有这方面的积累，他已经看到的，你更应该看到。如果他推荐的是一本小说，我觉得大家出于好奇心，可以拿来看看，盖茨喜欢看什么小说。
吴晨，《经济学人·商论》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