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邪恶的魔鬼，把人的精神和灵魂摧毁。。。。。。

《像检察官一样控诉自己的罪犯》

莫斯科大审判是大清洗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而莫斯科审判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种只有罪犯口供而无任何物证的审判，居然是公开进行的，而且邀请了西方记者、外交使团和独立观察人士前去旁听。苏联有邀请西方记者参加政治审判的经验，1930年12月7日“工业党”案开庭，大批外国记者出席了为期两周的公开审判。

    西方人看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才会出现的不可思议场景：所有被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他们一上庭就主动控诉自己的罪恶，把自己描述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魔鬼，被告们一致要求枪毙自己，最后，他们都用最美好的词汇赞美斯大林同志。

   前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最后说：“不管对我作出什么样的判决，我都认为判决是公正的。你们不要向后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着斯大林走。”

   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科说：“对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我的报答是像黑夜一样卑污的背叛，背叛了党、祖国、斯大林……我敢说，我因我们恶毒的阴谋被揭露而感到高兴”。

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说：“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

   前部长会议主席李可夫说：“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降。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自己必然会被解除武装……”

   著名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科夫斯基供述：“我从东京回来时，口袋里装着日本特务的委任状”。

。。。。。。

   所有被告人的陈述与检察长的起诉内容一模一样。

   德国左翼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写道：“被告是一些保养得很好、穿戴讲究、举止从容的男人。他们喝着茶，报纸插在衣服口袋里……如果委托一位导演把这次审判的情况改编成剧本，那么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年，进行许多次排练，才能让被告进行如此默契的配合……”

   不过，另外一些人看到的被告状态，与福伊希特万格这位斯大林的客人颇有不同：季诺维也夫，这位曾经热情洋溢的伟大演说家，神情涣散、浮肿的面庞毫无血色，他如行尸走肉般宣读自己的罪恶--几乎所有被告都差不多。

   被邀请的西方旁听者事后大都认为审判是公正的。一位英国律师写道：“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

   当然，莫斯科审判还不够完美，出现了本可避免小错误：

   被告戈尔茨曼供认，他于1932年11月在哥本哈根对“布利斯托里”饭店与托洛茨基的儿子接头，但丹麦报纸声明，该饭店1917年就被拆除；

    被告皮达科夫供认，1935年12月中旬，他乘飞机在奥斯陆附近某机场着陆，与托洛茨基策划借德国军队夺取政权，挪威《晚邮报》称：“奥斯陆附近的机场在整个12月间没有任何一架外国飞机降落过”。

《美国人无法破解的药剂》

   类似莫斯科审判被告主动配合的情形大量出现，美国中情局50年代曾认为这是对犯人动用脑外科手术、电休克法或服用特殊药物、毒品加催眠术双管齐下的办法。一度投入资金长期研究，试图破解克格勃的药剂。

  但是，这种药剂并不在实验室。

 早在1920年代，同志们就强烈批评 “契卡”（KGB前身）工作人员的“异化”：他们已经完全和我们常人不同，他们冰冷无情，好像只对一件事有乐趣，就是欣赏他人被折磨的痛苦……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一点布尔什维克的痕迹。

  那个时候，他们就已摸索出一套向犯人要口供的经验，毒打虽是种最简单原始的手段，但要人痛苦得生不如死，离目标就不远了。对犯人精力、精神的无情践踏和摧毁，令犯人自尊、信心丧失殆尽，便可如愿。譬如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很能扛打，但当面强奸他16岁的女儿，他就老实了。

（斯大林与布哈林）

   莫斯科第三次大审判整整50年后，布哈林获平反，他70岁的遗孀一直牢记他《致未来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每个字，它几乎感动了整个世界：

  “……我向全体党员申诉！在这些日子里，在或许是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确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然会清除掉我头上的污秽。我从来不是叛徒；我会毫不迟疑地献出我的生命来换回列宁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我没有干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

   我要求年轻而正直的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信，替我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同志们，要知道，在你们举着向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但事实如此残酷，布哈林向年轻的妻子口述那封信时，他才进牢狱，后来，高贵的灵魂匍匐在巨人脚下。他像弃妇哀求无恩的男人回心转意，一遍遍给斯大林写信：

 “当和你在一起时，我总有种特殊的感觉……我甚至曾有机会触摸你。我开始对你产生了像对伊里奇那样的感情--像亲人一样的亲近感、无限热爱和信任感。对你可以说出一切，写出一切，抱怨一切……”

 “我打算写一本书。我想把此书献给你，并请你写个短短的序言，以便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完全认为自己是你的人。我这里的处境极为尴尬。要知道，我把每个监狱看守人员都看成‘自己人’，而他们像看罪犯一样看守着我，尽管有分寸。”

  谁能相信，高贵的布哈林与谄媚的布哈林是一个人？他甚至写了首很长的抒情诗给斯大林，政治局其他同志传阅后纷纷表态：这是个骗子。

   后人容易对高贵的灵魂最终卑污而失望，可查的档案表明，大清洗中，惟有曾公开表示要推翻斯大林的柳京坚决不向斯大林表告饶、表忠心，其余的都争相表忠心和摧残自己，甚至乱咬人。

   人的精神和灵魂会崩溃，即使是内务部的头儿雅戈达和叶若夫也不例外，这两个人在先后被斯大林抛弃后，立即摇尾乞怜。

   雅戈达写给斯大林的呈文，甚至还不如布哈林：“我跪在全体人民和党的面前请求赦免，留我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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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大清洗的执行者，臭名昭著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贝利亚更是罗织罪名的高手，他有一句“名言”：“给我带来任何一个人，我都能找出他的罪证。” 另外一个大清洗的执行者，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劝说被清洗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季诺维也夫的一番话，也可以作为产生这一现象的“旁证”： “。。。。。。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运动和德国人准备进攻我们的时候，您的谎言无疑能够帮助党。这一点不容拒绝。要讨论什么呢？如果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我们不仅应该献出我们微不足道的名誉，还应该献出生命。。。。。。。” 越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越难抗拒党的要求。当求生已无希望、精神已经崩溃，能全心配合审判，是惟一一次向党忏悔的机会。就连那个坚定的反对派托洛茨基也说过这样的话：“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正是在克格勃无所不用其极的“工作热情”下，一个个阶级敌人被揭露了出来。一个个开国元勋，纷纷变成了“人民公敌”。克格勃的鹰犬们倒是从另一层含义上实践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著名论断。

 克格勃在不断的审讯中，摸索出一套获取犯人”配合”的经验，这就是毫无人性的”库尔斯基法”：
    1、肉体刑讯，即酷刑和折磨，连续审讯不让睡眠最多连续达十昼夜；
    2、化学刑讯，即以致幻的片剂、粉剂或注射滴剂来消弱、瓦解人的意志；
    3、机械刑讯，即反复不断地向你宣读为你写下的“供词”，再让你重复这些内容，然后录取其中的有效成分作为你的“供词”；
    4、政治刑讯，即威胁你的朋友亲属来辱骂你的政治理想，使你的信念崩溃；
    5、心理刑讯，即制造和强化人的自我蔑视感，使之失去生活目标，从而产生自我解脱、自我忏悔、自我洗刷、自我鞭挞的行动。
    “库尔斯基法”可谓最先进的个体化治疗，由于因人而异，对症下药，取得了领导满意的效果。克格勃头子叶若夫曾得意地介绍经验：要让受审人痛苦得生不如死，离目标就不远了。还说：令犯人自尊、信心丧失殆尽，便可如愿。

     一个逼近真实的段子就能说明一切：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接见一批工人积极分子代表并讲话，会后发现自己的烟斗不见了，要贝利亚查找一下。

       后来他自己又发现烟斗无意压在办公桌的一堆报纸下面，于是打电话告诉贝利亚不要找了。
       贝利亚说，不追查了吗？己经有13个人承认拿了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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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死后，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失败的贝利亚受到了清算，苏联官方宣布，贝利亚承认对他的叛党指控，并收到枪决--这一最严厉的刑罚的判决书。审判是秘密进行的，共持续了6天。1953年12月23日，行刑队将贝利亚和他的6名助手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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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对苏联时代的大清洗发表过感言：

     “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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