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良知？：“三个警察的启示”！

笑非多元思想

本号编辑导读：古圣贤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也，良知也。”（——《孟子·尽学》）；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大学问》）；从古代先贤们的论述中我们知道: 人类天生具有的最朴素的道德意识和是非观念就是人类的良知！良知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与任何种族，信仰，和意识形态无关；如人类天生具有的保护妇孺，同情弱者，人人平等，憎恶奴役，尊重生命，向往自由的意识均为人的良知；但人属社会性的动物，人类天生的道德思想和是非观念在后天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邪恶的思想影响和教化更能让人丧尽天良，良知泯灭！古今中外个体的犯罪和群体的反人类便是如此形成的，良知的缺失也是人类除天灾外所历经的一切苦难的根源！唤醒良知是古今中外仁人志士为之呐喊的永恒的主旨！

曾经有一个乡绅请王阳明讲学，问他：“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他一字不差的回答：“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 王阳明的回答说明当时的社会所缺乏的就是良知。而缺乏良知又岂止王阳明所处的社会和年代？各位看官，看完下面：“三个警察的启示”，或许就会“你懂滴！”，明白小编导读所传递的意思，知道自己缺不缺良知。。。。。。

三个警察的启示

作者：笑非 发表于凯迪社区>原创文学

先说匈牙利警察阿帕达•贝拉。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匈牙利开放了通往奥地利的边境，首次让民众到奥地利参加“泛欧野餐”。这天还不到下午三点边境上就挤满了人，但大部份都不是匈牙利人，而是前来度假的东德人。他们把车停在路边，只提着少量的食物，拖家带口的冲向边境的铁丝网。其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进入奥地利然后到西德，再也不回来了。因此，还没等匈牙利的警察完全打开边界的水泥栅栏，男女老少的人潮就把铁丝网冲开了一个口子。路边的小车排起了长龙，没有人惦记它们和车中的行李。什么都不要了，只要早一点踏上自由的土地。摄影镜头为当年的人潮留下了永久的定格：人们摩肩接踵的从狭窄的边境栅栏通过，黑白照片的右侧，人群把两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匈牙利警察挤到了铁丝网前。但他们无动于衷，低着头往地上看，对人潮视而不见，嘴角似乎还露着笑意。

两名警察中的前面那个叫阿帕达•贝拉（ArpadBella），是当时的值班警官，带着手下五名警察正当班。按照以往的规定，对任何企图越过边境去西边的人，警察都可以开枪射杀。只因为他的一句命令“不许开枪”，使六百多名东德人得以成功逃往西德。开始的时候，贝拉受到了同事和上司的歧视。但不久柏林墙倒了，随着那幅历史性的照片的广泛流传，他成了德国家喻户晓的英雄。

再说一个德国秘密警察。

电影《窃听风暴》的故事发生在德国，该片荣获七十九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影片讲述东德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在红色恐怖之下同朋友一起发表了一篇文章，唤醒了民众。这个爱国作家所不知道的是，他一直受到国家安全局的全面监听。

而监听他的特工被他和他的朋友的热情感动，隐瞒了他们写作和发表的计划，并为此被关在地下室干糊信封的活儿四年多。

柏林墙倒塌后，作家才惊讶地得知自己家里布满了窃听器，他终于明白了几年之前是谁保护了自己。电影的结尾是：又过了两年，一个邮差（即前特工）在大街上挨家送信。经过书店，他被一个大大的海报吸引了——是那个作家的新书。他走进书店，捧起书，打开扉页，上面写着：此书只献给×××（特工当年的代号）。

付款时，书店的店员问书是不是送人的，要不要包装。特工说：不用包装了，这本书是给我的！

最后说柏林墙守卫因格•亨里奇。

一九九二年二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他射杀了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在后来的审判中，亨里奇的律师辩称他仅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并不这么认为，审判时严正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无辜平民被判刑，且不予假释。

第一个警察使我想起了苏联的“八•一九”政变。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冒着生命危险站在坦克上发表演说，宣告了苏联的解体。而此时此刻，受命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克格勃，正在部署由专门负责反恐怖活动的“阿尔法”小组强行攻占议会大厦，并将叶利钦等主要人物逮捕或就地处决。“阿尔法”小组是一支经过特种训练，配有直升飞机、枪榴弹发射器、反坦克导弹和其它尖端武器的精锐部队，大厦的保卫人员根本无法抵挡，3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任务。但“阿尔法”小组成员都是一些文化素质很高的军人，当他们接到命令时，意识到此举必然导致平民流血，而且将给武装部队带来难以洗净的耻辱。于是，所有的人一致表示“不执行这个命令。”小组二十多名指挥官被上司逐个找去训斥，并受到“送军事法庭审判”、“处决”等威胁，但仍然无一从命，因此而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内战。“阿尔法”小组的指挥官在谈到促使他们作出抗命决定的原因时说：六年的政治改革已经使我们敢于独立思考，安全部门的大多数军人都不赞成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只要我们不执行违反宪法的命令，政变就会失败。

第二个故事使我想起了国产电影《便衣警察》。影片以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事件为历史背景，讲述刑警周志明奉命追查悼念周恩来、批评中央文革的“反动”传单。周志明从同事暗中拍摄的照片上发现，散发传单的人一个是女友的姐姐，另一个是自己的童年伙伴。就在上级下令按照片抓人之前，他故意将相机中的胶卷曝了光，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投入了监狱。“四五”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正义运动，随着 “四人帮”的垮台，周志明也得到了平反，又重新回到了公安队伍内，可是在他的组织结论中却还留下一个小尾巴。流行多年的影片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不仅让人感受到理想主义的献身精神，也体味到现实的严酷与岁月的苦涩。

第三个守卫使我想起了一些文革政治人物所撰写的回忆录。虽然各人所干的坏事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转弯抹角地把主要责任都归咎于时代与“上面”，他们只是忠实的执行者。诚然，人，尤其是具有相当政治地位的人，都是时代的产物；而在中国，他们的言行确实也要服从“上意”。最典型就是江青被审判时说的那句名言：“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就咬谁”。然而，当良知（如果他们还有的话）和“上意”冲突之时，他们却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服从“上意”，根本就不敢也不会哪怕把枪口抬高一毫米。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就是在他们的红笔之下被残杀的！当我们仰望一个个灿若星辰的名字——王辛酉、史云峰、张志新、李九莲……时，怎么能够放过这些双手沾满民众鲜血的帮凶？

历史不仅仅是历史。如何对待被迫害的人群，上述史实给后人的启示是深刻的。这个体制所有的事情都是个人做的。如果个人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还要做妨碍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事情，他就应该为此承担责任。针对个人施加压力，也是改变体制的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但愿三个警察的故事，能给更多的人以启示。但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