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读阿伦特

多元思想 2021-08-04

本号编辑导读：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德国犹太人，20世纪人类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

阿伦特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市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1924年，她考到马堡大学哲学系，师从马丁·海德格尔教授，此后一生便与海德格尔结下不解之缘。此外，阿伦特还在当代著名神学家布尔特曼那里读基督教神学课程并选修历史。1925年她转学到弗赖堡大学听胡塞尔的现象学课。1926年又经海德格尔推荐来到海德堡大学在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门下攻读博士学位。1928年她完成了博士论文《论奥古斯丁“爱”的概念》，并获得博士学位。但由于她是犹太人，在希特勒纳粹党统治下无法获取教授学术资格认定（habilitating），尽管学识渊博，也不能在任何德国大学授课。

随后她不得不移居柏林从事德国浪漫派研究。1933年，希特勒纳粹党开始了大规模迫害犹太人，阿伦特逃离德国，经布拉格流亡到巴黎，在法国逗留期间，阿伦特致力于救助犹太难民。随着二战爆发，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死神再次威胁到逃难法国的犹太人，在“辛德勒”似的美国外交官 Hiram Bingham IV 的帮助下，阿伦特与丈夫和母亲以及数千名犹太人获得了去美国的签证；阿伦特抵达纽约后成为当地德国犹太侨民中的活跃分子，并为 Aufbau 周刊撰稿。

二战结束后，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教授恢复了联系，并在德国的一次去纳粹化听证会上为其作证。1950年，阿伦特归化为美国公民，1951年发表了多年政治学研究的成果《论极拳主义的根源》，该书被欧美知识界和舆论界称为“大师的杰作”，从而奠定了阿伦特作为著名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的基础和声望。

50年代中期，阿伦特开始从政治领域转向对人的研究，试图用现象学方法重新评价人的活动。她写了一系列文章和报告，通过对人的现象学分析，阿伦特指出人的存在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生命自身、出生和死亡、人的多样性、世界性与赖以生存的大地。人的活动就以它们为出发点。人的根本特点在于：人降生后就要进入社会，与他人交往，所以人是一种社会交往的生命，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共同世界中才能经历自己的现实性。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精神生活》、《康德政治哲学讲义》等。阿伦特关于极拳主义的研究著称20世纪思想界。她被人们誉称为20世纪著名哲学家，但她本人始终拒绝这一标签，理由是“哲学关心的是单个的人”。而她的著作集中关注“生长繁衍于地球上的人类，而非个人”，1959年她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任命的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

1960年，于二战结束时逃脱的前纳粹分子，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党卫队军官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绑架，随后带回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对其进行了刑事审判。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前往报道该审判，写出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这本书。在耶路撒冷，她从阅读有关卷宗开始，到面对面冷眼观察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希曼，以及听他满嘴空话地为自己辩护，阿伦特断定被人们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的这个人，实际上并不拥有深刻的个性，仅仅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他的“个人素质是极为肤浅的”。因此，阿伦特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是：“平庸无奇的恶。”他之所以签发处死数十万犹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无脑。她再次运用极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性质来分析这样一个平庸无奇的人为什么卷进深渊般的邪恶而无知和无法自拔，问题在于纳粹党通过对德国人的洗脑宣传，让“恶魔”艾希曼和大部分德国人都坚定地认为：希特勒和纳粹党代表德国人民，代表正义，纳粹党的任何理论都是绝对真理，希特勒的任何命令都必须无条件执行，他们自觉地变成了纳粹组织这部杀人机器中“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而当纳粹组织覆灭后，人们清算他们的罪恶时，他们又以自己仅仅是服从命令来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辩解。

在阿伦特的眼中，艾希曼并非恶魔，而是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常的人”。在家中，他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在第三帝国时代，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一个忠心耿耿的好党员，他当然没有理由将自己看成是有罪的。他承认，他负责协调并管理将犹太人押往死亡营，但只是执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忠诚履行职责而已。阿伦特写道：“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我们的道德准则来看，这种正常比把所有残酷行为放在一起还要使我们毛骨悚然！”她认为艾希曼是“官僚体制的杀人者”，因此同意法庭对他的死刑判决；但是同时指出，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恶魔，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在这里，她把罪犯与“平庸”联系起来，说：“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霸道，而且也不像理查三世那样决心‘摆出一种恶人的相道来’。他努力做好上级安排的一切事情，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这种热心的程度本身也绝不是犯罪。……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表达的话，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他缺少这种头脑。……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没有头脑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却可发挥出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邪恶能量的事实，正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学到的教训。”

阿伦特强调“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实质上是强调思考在政治行动中的意义。这正是她对于极拳主义运动的基础——群众问题的深入思考的结果。在极权主义运动中，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跟着像希特勒这样一个毒菜者跑？为什么纳粹主义这样的砖制政体能够靠像艾希曼这样粗鄙、肤浅的人来支撑？在阿伦特看来，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批判性思考。

作为时代的沉思者，阿伦特无疑是人类思想的探路人，她在《人的条件》中，她承认：“事实上，在砖制条件下，人们无需思考，行动比思想来得容易。”在砖制条件下，思考意味着不合群，意味着人身的不安全；但为了人类的自由生存，她为自己选择了最孤立、最需要坚忍、最艰难的工作：思考！

在《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序言末尾，阿伦特如此表达她的信念：“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蒙，这种启蒙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她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太阳……” 阿伦特爱这个世界，爱全人类，她和她的著作，就是这样一种充满温暖的光辉，使我们在黑暗中感知人性和真理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