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思想是一种罪 ！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原创性思想家汉娜.阿伦特

的一部极具争议性的著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党的思想及党徒们的无脑无思进行全面总结，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恶”概念，这本书还详细记录了耶路撒冷审判的庭审全过程。

本文是新京报记者李佳钰对这本书中文无删节版的出版而写的书评。

无思是一种罪！

1960年5月11日晚，布宜诺斯艾利斯圣费尔南多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比平日下班晚回了将近半个小时的阿道夫·艾希曼刚一下车，就被三个陌生男人上前摁住，扑倒在地，随即塞进停在附近的一辆小车里。

车里的艾希曼没有过多反抗，他似乎已然接受这是命运的安排。已经在阿根廷隐姓埋名了近十年，却在几分钟内对押他上车的人承认，“我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他心里明白，“我知道我落入以色列人手里了”。

绑他上车的那些男人确实来自以色列，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和安全机构辛贝特的特工。九天后，5月21日0点5分，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布列塔尼亚”号专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升空，摩萨德特工终于完成他们的任务，把活的艾希曼带回耶路撒冷。

向那些参与罪行并服从命令的人提出的问题绝不应该是“你为何服从”，而应该是“你为何支持”。——“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反抗“平庸之恶”》

世纪审判

焦点是作为被告的那个人，而非犹太人的苦难

两天后，以色列时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在5月23日下午召开的议会紧急会议中宣布，因蓄意杀害六百万犹太人而被通缉的艾希曼已被逮捕回以色列，并将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事实上，艾希曼的逮捕令正是本-古里安发出的，他之所以有心安排将艾希曼从阿根廷秘密抓回，就是想给全世界非犹太人上一堂课，也让以色列年轻一代知道，“只有在以色列，犹太人才能安全而体面地生活”。毕竟在大多数以色列人看来，“只有犹太人的法庭才能还犹太人公道……国际法庭很可能不会指控艾希曼‘对犹太人民犯罪’，而是控告其在犹太人身上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十五年前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审判确实如此，并没有特别照顾犹太人民的感受。再加上当时的人们还未来得及从战争的创伤中平复过来，是十五年后这场迟到的审判促使德国人第一次认真思考并决定面对，曾经的“凶犯就在我们中间”。而在此之前，“德国人并不怎么在乎，也不特别关注国内在逃屠杀犯的现状”。

当本-古里安传达，“我们要让全世界各个国家看到，上百万人，只因为他们刚好是犹太人，还有上百万孩子，只因他们刚好是犹太孩子，是如何被纳粹谋杀的”，他其实更企图让这场审判变身一场秀，凸显犹太人民的苦难，从而为以色列这个年轻国家正名。“在这场历史性的审判中，受审的不是一个个体，也不仅仅是纳粹当局，而是整个历史上的反犹主义。”政府的传声筒，主控官吉德翁·豪斯纳的开庭陈词也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

然而无论是本-古里安还是豪斯纳，他们都错误地赋予了审判太多审判以外的负担，正如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反复澄清的，“如果人们把这个被告当成一个标志，把这场审判当作一个借口，目的是要谈论看似比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的问题更为有趣的事情，那么，人们必须得出结论并承认，艾希曼和他的辩护律师的说法是正确的：他不得不忍受，因为人们需要一头替罪羊，不但是为了联邦德国，而且还为了整个事件，为了这件事促成的结果，为了反犹主义和集权统治机器，为了人类和原罪。”

所以，当控方力请百余名受害者到场，一轮又一轮举证犹太人民的不幸，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找准自己的诉讼方向。这场审判的唯一对象就是艾希曼，他做过什么，有罪还是无辜，只能把焦点落在他一人身上。如果放弃这样根本的论辩，一味着力将情绪带动到某个高点，则只能如艾希曼本人所期待的那样，充当“人类及其原罪”的牺牲品和替罪羊。

（受审时的艾希曼）

“每个审判的焦点都是作为被告的那个人，他有血有肉，有自己的历史，总是有独特的品质、个性、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这才是正义的要求。除此之外的一切，只有当它们成为这个人所涉之罪的背景和条件时，才予以考量。这场世纪瞩目的审判也是一样，务必聚焦在艾希曼这个人身上，才有可能看清真相。

平庸之人

“魔鬼”身上寻不见恶魔的半点影子

毕竟是有政治的诉求，豪斯纳把犹太人承受的所有灾难都归到艾希曼身上，才能确证这场审判的合法性，“只有一个人，他几乎全身心地关注犹太人，他的工作就是摧毁犹太人，他在那个邪恶政权的缔造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仅限于犹太人事务。这个人就是阿道夫·艾希曼……是这个魔鬼造就了这一切。”

“魔鬼”确实符合很多人心中对这个“死刑执行者”的想象，可是，当你试图纵观艾希曼的一生，会很难发现他身上有魔鬼的那个面向，这也是令阿伦特震惊的地方。与豪斯纳的努力正相反，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极力把艾希曼塑造成一个普通人的形象。

1906年3月19日，艾希曼出生于德国索林恩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为家中长子。几个孩子中只他没有念完高中，可见年少时的艾希曼在学校并不出众。他先后在父亲自家的小煤厂当采矿工人，在奥地利电机公司干销售。加入纳粹党之前，他是奥地利真空石油公司的销售员，这份工作也是一个远方亲戚为他特别争取到的，并且这个亲戚还是犹太人，然而失业高峰期来临时他还是不出意外地被解雇了。

这个出生在一般家庭、自身资质一般的普通少年，1932年4月加入纳粹党成为一名党卫军后，迎来了人生非常重要的转折点。1937年到1941年，他连续得到五次晋升，当上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中校军衔。不久就受命参与并筹划“最终解决”。

在这段时间里，艾希曼发现了自己非常擅长“组织和协调”，并凭借这一能力出色地完成了“强制移民”的任务，给上级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在“强制移民”中的想法与纳粹在“最终解决”中的方案相当契合——设立一条“高速运作的流水线”——“像一个自动化工厂，一个连同面包店的面粉厂，这一端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犹太人，他也许拥有一座工厂、一家商店或一所银行；走进这个建筑，从一个柜台到下一个柜台，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头时，他便身无分文，没有任何权利，而只有一份护照，上面写着‘您必须在两周内离开这个国家。否则您将被遣送至集中营。’”。

多年的纳粹党内生活，貌似将艾希曼对自我价值的评估建立并锁定在外在的形式而非实质的内容上。就像他并不在乎“强制移民”实际指向什么、意味什么，而只关心这个被指派的任务是否顺利被完成。他对上层成功人士的尊崇与亲近，也从某个侧面呼应了这一点，“他之所以在那些说德语的犹太高层人士面前彬彬有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意识到他是在跟一些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人打交道”，看来艾希曼真的如他所澄清的那样并不仇视犹太人，只要他们是高层人士。他对阿道夫·希特勒的评价也表明了他对“成功”这一准则的格外看中，“希勒特可能千错万错，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这个人有本事从一名德军准下士一跃成为八千万人民的人民领袖……仅凭他的成功，就足以让我心服口服地受他领导”。

在艾希曼的价值排序里，“成功”被置于十分靠前的位置，至少超过“生命”。他曾在战争结束之际向自己的下级吹嘘，“我会笑哈哈地跳进我的坟墓，因为，一想到我已经处理掉五百万犹太人，我就感到极大的满足”。满足是艾希曼很强烈的自我诉求之一，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好像自己赚了五百万一样，杀人和赚钱在他那里似乎没什么两样，在艾希曼眼里都指向他所渴望的“成功”，都是自我能力认可的重要指标。

走在追寻成功路上的艾希曼也并非无往而不利，他也屡屡遭受挫折，和常人并无两样。只是被历史恰到好处地推到了某个点后，一切都变了。比如，1942年的万湖会议，在这场会议上逐渐成形的“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让曾经的这个普通人有机会在二十年后坐在这场世纪审判的被告席上，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过的跌宕。然而，这仍然改变不了艾希曼是个普通人、平凡人、正常人的事实。他身上哪有什么魔鬼的影子，但可怕就可怕在，这样平庸的他却参与制造了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