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那曾经毫无人性的残暴和邪恶！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道县经历了66天的大屠杀，被杀死4519人，被杀绝117户。

周群口述 陈秉安整理

我的父母弟妹

我叫周群，今年79岁。祖父是道县兴桥人，是普通农民，有十几亩田，省吃俭用送我父亲上学。父亲周谟，抗日时期报名参加国民党青年军，上前线抗日。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交通宪兵科当科长。

我1936年出生在江苏镇江。1949年，我已经13岁，这时，到处传说解放军要打过江来了，远方“隆隆”的炮声都听得见了。有一天，父亲突然神色慌张地从南京赶了回来，对我和母亲说：“共产党的军队要渡江了，政府乱作一团，我们得赶快跑。”母亲说：“往哪儿跑啊？”父亲说：“还能去哪里呢？去台湾的船票就是10根金条也换不上一张。只有回老家道县。”这样，我们一家辗转奔波，回到了老家湖南省道县，在县城租了一间小房住下。

解放军过了长江后，战火很快到了湖南。不久就听说湖南省省长程潜和平起义了，接着，湘南行署主任欧冠也准备和平起义。他与父亲在南京有一面之交，为了拉更多的“和平力量”，把我父亲也叫去了零陵“共商”。1949年11月5日，欧冠通电起义，这样，我的父亲便作为“起义人员”，受到礼遇。11月15日，解放军进入道县县城，父亲还摇着彩旗欢迎解放军入城，道县人民政府举行“共商道县和平建设”会议，把我父亲请去参加。

谁知事情说变就变。有一天，父亲接到县政府的通知，要他去衡山集训。我们都很紧张，他都起义啦，怎么还要找他呢？不久父亲就从衡山来信，说每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要坦白交代自己对共产党做过的错事。他在信中说：“我要努力改造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

1952年5月2日，我正在道县的省立七师读书，早上学校突然通知，全体学生去参加全县的“宣判大会”。猛然，我看见父亲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上。不久就听见审判员宣判了他和另外5个人死刑！

父亲被押着从台上推下来，台下的人群立刻像潮水一样，分开两道，高喊口号：“镇压反革命！”父亲的眼光还在人群中扫着：显然，他是在找亲人。可是我让人群隔得那么远，可怜的父亲怎能看见我呢？不久，就听见远远传来的枪声。

父亲死了之后，母亲手不能提，肩不能扛，4个弟妹，加我5张口吃饭，怎么养活？父亲是被枪毙的，按公安条例，母亲和我们姐弟都成了“杀关管亲属”，亲戚都怕惹祸上身，看见我们都绕着道走。晚上，弟妹们睡了，我看到母亲站在窗前发愣，窗下就是潇水河，我真害怕她轻生。母亲满脸泪水，摇头说：“我不会的，我一看到床上躺着的你们，就不会死了，没有我，你们怎么活？”不久，又传来消息，说我上中学的大弟弟周元正搞“反革命组织”被抓了。弟弟与同班“出身不好”的子弟成立了一个篮球队，他们常用纸条通知在哪里练球，在哪里比赛，而且总是用文言文，他们穿的背心上印有一个蓝色的队徽。就说那是国民党党徽，他们串联纸条上写的是“暗语”。大弟弟周元正就这样被无辜判了20年刑，一直到70年代才出来。一个十几岁的翩翩少年被改造成了唯唯诺诺，见谁都害怕的小老头。

第一次婚姻

这时我中师毕业，总算能挣钱，帮助母亲减轻一点负担了。我找到县教育科，请求安排工作。那时候农村缺教师，教育科开恩，答应安排。但是要求我去最艰苦的洪塘营。那是离县城几十公里的瑶族山区，学校几乎与世隔绝。让一个17岁的女孩子进到深山教书，同发配边疆差不多。我能有什么选择呢？我这样的人，能给一份工作就算是不错了。

在偏僻的瑶山中，我碰上了第一个丈夫蒋汉镇。他高大、英俊，很有文体才华。在道县一中，打球、演戏都很出名，我在舞台见过他，很有好感。蒋汉镇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是在淮海战死的。本来，他已被选拔到部队文工团了，因为家庭问题被打下来，也分配到偏僻的瑶山中教书。

塘营小学老师不多，有些在当地有家。一到放学后，学校里就剩下了我们两个。在与世隔绝的大山中，“同是天涯沦落人”，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我们很快就恋爱了。

我对谈恋爱有种隐隐的负罪感，父亲才死，弟妹又小，我怎么能贪图享乐呢？蒋汉镇就开导我，人总不能一辈子生活在阴影里，应该抬起头来生活。我们都年轻，党指引的未来是光明的。1959年，我与蒋汉镇结婚。1960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当时流行小说《林海雪原》，我们便给第一个男孩取名林海。1962年，又生下了一个女孩，叫雪原。1964年，生下第三个孩子，是男孩，取名林松。为什么取名林松？我知道苏联莫斯科大学的门前，有两排高大挺拔的雪松。我一生最美好的理想，就是去一次共产主义的故乡，如果我去不了，愿我的儿子能去莫斯科上大学！

那一段时间，家庭生活和睦、幸福。社会上的政治斗争还没搞到我们年轻的一代人身上来。我和汉镇还经常在学区大会上讲公开课，每年都被评为“优秀人民教师”，发一支钢笔、领一张奖状什么的，心里很满足，对党对毛主席很热爱。1965年全国搞“四清”，情况就变了。

本来，我们以为解放的时候都不到18岁，不是地主分子，即使父辈有问题，也不是我们的罪，没想到运动会搞我们。1965年下半年，洪塘营学区100多名教师被召到区里集中学习文件，搞“自我革命”，就是向党交心。每个人回顾检查自己，把“辜负了党”的事情说出来，“与昨天一刀两断”。为了让教师们大胆交代问题，党支部书记宣布：“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骗我们的。

那时汉镇在学校管了一点伙食账，除了交代自己对学生不够耐心外，还把账本交给领导，交代了“私自炒菜用油”的问题。我则把读师范时的一本日记本交给了领导。没想到，交心的第三天，学区的墙上就贴满了大字报：“地主分子蒋汉镇还在吸血”，“奇文共欣赏：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周群反动日记摘抄”。很快，全学区掀起了一场批判我们夫妻的风暴。汉镇记的“油盐柴米”账，被说成是“变天账”，我用铅笔抄写毛主席语录，被说成“对伟大领袖不恭”。我日记本上抄的名诗、名句，被说成要搞“资产阶级复辟”，“盼望帝修反回来”。我们两口子被押到台上，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反动思想”。在我俩被清退出学校时，我曾问蒋汉镇：“我们这些人不合适，清退便算了。干吗还要开那么多会，批判、斗争、污辱我们呢？”汉镇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光把我们清退怎么够呢？要批判我们，教育其他人啊！”

1965年12月，我们两口子被学区清退回蒋汉镇的老家，瑶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小路窝村。我还记得那是个凄冷的早晨，蒋汉镇挑着一担行李，我一手挽着装杂物的篮子，一手牵着雪原。林海背着林松，当我们一家人走出校门时，没有一个人来送。

回到老家，蒋汉镇家原来的房子已经倒塌了，我们借别人的一间房子住。那房子是堆稻草的，从瓦缝里都能看见光，一下雨，到处都漏。我们就拿稻草把房顶漏的地方堵了，把稻草杂物清理了一番，勉强住了下来。村里增加了人口，就少分口粮，当然不欢迎我们，时时要看人的脸色。好在按规定，还能吃一年的国家粮，发了一点安家费。所以一开始生活还过得下去。

转眼到了1967年“双抢”大忙季节。我们一家人都投入到插田割禾之中。为了表现好，让妻子儿女少受歧视，细皮嫩肉的汉镇打着赤膊，在火热的日头下踩打谷机。我也挽起裤子，下田学割禾；3个孩子，5岁的雪原，到田里拾谷穗；7岁的林海看了队里的几头牛，再牵上小弟弟林松。我们就像牛，低着头，俯首贴耳，听凭改造。汉镇总是安慰我：“我们是运动中出来的，照共产党的政策，运动结束后，就会纠偏，那时，我们就能回去了。

可是我们没等到这一天。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了，我们不但没能回去，一家5口，只留下我一个！

1967年8月，道县农村刮起一股杀人风。我们附近的蚣坝河里丢满了尸首，河水一片血红。田埂上，路边上，到处可以看到尸体。1967年8月26日，已经是半夜了，我和3个孩子被叫起来，押到队里的禾场上去。蒋汉镇已先被捆绑在那里了。禾场上火把通明，几十个民兵拿着马刀、鸟铳，押着村里的地富及其子女朝山上走。小妹子牵着我的裤脚，林海背着林松。林松趴在哥哥背上，好懂事啊，也不哭，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地被押到一个天坑（溶洞）边。这时，治保主任唐兴浩跳到了石头上喊话：“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就看到有人拿着一张纸，读名字。叫一个，民兵就从人群中拖一个人出来。挥起一刀，朝脑壳砍去。或者拿铁棍朝脑袋打一棍子，只听惨叫一声，血就喷出来了，再一脚，踹到天坑里面去。

蒋汉镇被第三个点名，头上被打了一棍，丢下洞去。我是第八个！可怜我那3个孩子，撕肝裂肺地叫“妈妈”，我哄他们：“乖，你们别动，妈妈过一会儿就回来。”我那时还心存一丝幻想，想着他们杀大人，孩子是来陪看的，不会杀孩子。所以我不能反抗，做什么都配合他们。

我走到天坑边，只觉得脑后一阵冷风，一根硬硬的东西打在我的头顶上，没有痛，一阵天旋地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被救出来以后，有人告诉我，打我的东西是开山打炮眼用的钢钎。

后来听人说，我被丢进去之后，他们又来抓我的3个孩子，可怜3个无辜的孩子，吓得像被追的小鸡，满坪跑。孩子当然跑不过大人，3个孩子都被丢进了天坑。这真是个“吃人”的天坑啊，光这次就扔下了25个人！

老天有眼，一开始，我们全家5人丢下去后，都没死，在黑洞洞的天坑里又相见了。我碰碰旁边，冷冰冰的，都是一具具的尸体。奇怪啊，平时，我晚上听见猫头鹰叫都怕，这时候，同冷冰冰的尸体睡在一起，也不知道怕。

几天中，没有吃的，尤其是没有水喝，汉镇先昏迷过去了，我们就这样一步步等待着死亡来临。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怕的死前症候出现了。第一个是林松，他拼命叫着：“妈妈，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没有水，就用小拳头打我，抓我的头发。我对他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好了。”

这时候，汉镇突然站起来，口里念：“高粱，高粱，好多高粱……”他已经疯了。他在尸体上走来走去，跌跌撞撞，突然“扑通”倒下，再没有声音了。

林松也不动了，我摸摸他的鼻孔，已经没有了气，奇怪，我竟然啥悲伤都没有。也许是我觉得，我很快也要死的。

这时，我听见林海在嘟哝：“妈妈，我为什么还不死啊，我想早点死。”我的五脏六腑都碎了！可怜的孩子，才7岁啊！又过了一会，他也真的就再没声音了。

小妹子死得慢些，她也要水喝，我就在洞里四处乱摸，摸到一个小水凼，就用嘴含着水去喂她。谁知她喝了水，头一歪，倒在她爸爸身边，也没气了。

（周群手中唯一一张遇难者照片：当时林海5 岁，林松1岁（遇害时，林海7岁，林松3岁）

我知道，马上要轮到我了。我很平静，我把丈夫、两个儿子和女儿都拉过来，4个亲人并排躺下，静静地等死，等待黄泉路上，我们一家人同行。没想到，头顶的洞口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47军下来制止杀人了，我被人从天坑中救了上去。

救上我后，他们问，周老师，你去哪里？一句话让我眼泪哗哗地流。丈夫死了，三个孩子死了，家，没了。我孤单单一个人，能去哪里啊！？

。。。。。。

2011年，我在记者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了枫木山，找到了我第一个丈夫和3个孩子死去的天坑。洞口已被人用大石块盖上，旁边建了一座“枫木山小学”。

44年了，这里灌木丛生，难以辨认。但44年前，一家人“阴间相会”的情景犹在眼前。我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小妹子、林松，妈妈来看你们了！” 

后来，我在天坑口上为他们立了一块碑，碑上写着“蒋汉镇老大人及子女林海、林松、雪原之墓”。

落款是：“贤妻、慈母周群立”

“感谢火光給你带来光明和希望，但别忘了那执灯的人正坚强地站在黑暗中呢！”

                                     ——泰戈尔

---------------------------------------------

---------------------------------------------

编辑备注：图文摘自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如涉使用付费或授权，请联系小编(微信号：hxg 18298011271) 

本号过往文章选，可点击阅读：

※  石破天惊：美国政府这要干什么？！（原创）

※ 我们无可奈何！但绝不会忘却。。。（原创）

※ 你们捍卫的是法律？还是强势者的利益？（原创）

※ 可怜的“仇恨”！（原创）

※ 请用你的方式支持真实记录历史的方方老师（原创）

※ 小赵同志，不要事不嫌大啊。（原创）

※  他们是怎样培养孩子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原创）

※ 自由，只属于自由的灵魂！（原创）

※ 救救孩子！......（原创）

※ 苦难和邪恶，他们都未忘却！（原创）

※ 阻止他们，绝不能让人性的SARS卷土重来！（原创）

※ 他们的孩子长大后绝无媚骨和奴性！（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