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情义 VS 信仰的忠诚！
人性的情义 VS 信仰的忠诚！
(原文名：在情义和忠诚之间。。。）作者：佚名
抗战之前，国民党宣传部门负责人， CC派的重要人物张道藩（贵州省盘县人，1916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1919年赴英留学，毕业于伦敦大学美术部，后又入法国巴黎美术学院深造，留学期间结识陈立夫，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CC系骨干人物。【本号编辑注】）在南京办了一所“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一天，学校的工作人员殷杨被捕，因为他是潜伏的共产党员。（殷杨即扬帆：江苏常熟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左翼作家联盟会员，时任中共地下党南京训练部部长，公开身份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总务主任，身份暴露后离开南京，后参加新四军任军法处处长，皖南事变中幸运突围出来找到陈毅部队，曾任华中局联络部部长，解放后任上海市公安局长、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华东公安部副部长。【本号编辑注】）
张道藩出于对青年、对人才的爱护，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和地位，从当时的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手中将殷杨保释出来，然后派自己的亲信部下唐绍华（安徽省巢湖人，1933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戏剧作家、导演、诗人，时任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文艺科科员，兼任中央日报记者。【本号编辑注】）将殷杨送到安全的地方。
十多年过去了。国内形势巨变。1949年，共产党在国共战争中获胜，国民党失败退出大陆。张道藩被中共列为“第二批内战战犯”之一，随着国民政府一起逃亡去了台湾。故事的两个主角，戏剧学校的同事唐绍华和殷杨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故事。
有一天，狱吏提出唐绍华，告诉他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要见他。唐很奇怪，他这个案子需要公安局长亲自审问吗？待到了办公室一看，坐在面前的公安局长杨帆，就是他当年送走的殷杨。
已经是胜利者、掌握生杀大权的杨帆完全没有把唐绍华当成犯人，而是当成了一位老友。他首先问候：“道公好吗？” “道公”是对张道藩的尊称。从这一称呼就可以看出，对当年的恩人、现在已名列“战犯” 的张道藩，杨帆还保持着的尊敬和关怀。
然后，杨帆问唐绍华自己有什么打算。唐说他希望去北京发展。这当然是非常天真的想法，（此处删除两句20字）， 唐背着特务之名，和国民党CC派、和“战犯”张道藩有割不断的关系，哪里还会有机会发展他所希望从事的电影事业？能够保命就已经是万幸了。
杨帆的命运众所周知。他1955年被作为内奸逮捕，坐牢二十多年，精神崩溃，双目失明，受尽迫害，直到1983年才彻底平反。所幸还得享高寿，1998以八十七岁高龄逝世。
这个故事来自台湾文学大师王鼎钧先生的巨著、他的回忆录第四卷《文学江湖》。笔者仅根据杨帆的传记材料，对原文个别记忆有误的地方作了校正。
故事发生在六十多年前。如今回头看看，有许多可以值得思考的地方。
王先生参加过国共内战，亲身经历过（删除四字）和白色恐怖。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冷峻地说，“天下已乱，人人学习无情。”确实，在近代中国极端严酷的环境中，人往往被逼在生存-死亡的分界线上挣扎，有时只有凭借残酷无情才能苟活。
但是，“情”，包括爱情、亲情、友情，毕竟是人类通过千百万年进化而保留下来的自然本能，是人性无法分离的一部分。因此即使无尽的血海，无边的黑暗，也不能掩盖其的光辉。王先生用了“学习”一词，就表明 他并不认同“无情”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他讲给我们听的这个故事，就是有说服力的一例。
再看看我们故事的三位主角。
张道藩、唐绍华和杨帆，毫无疑问各自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忠实党员。但是，他们都没有因对党的忠诚而泯灭人性、变得铁石心肠、冷酷无情。面对着生灵涂炭、尸山血海，你死我活的国共斗争，在对党的忠诚和情义之间，三位主角都选择了情义。这对张道藩、唐绍华来说，还不难做到，（此处删除36字）。放走杨帆，无论是张道藩还是唐绍华，都不会有人身危险。
杨帆就不同了。（此处删除65字）。杨帆完全了解他所做的是违反了党的纪律，而且在此之前他在新四军工作的时期，就已经因内奸嫌疑而被审查、受过迫害。放走恩人将承担巨大风险。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情义、良知、道德的考虑超过了（此处删除5字）。从这一行为看来，后来他受到迫害，势所必然。
故事的三位主角都值得我们尊敬。杨帆的在承担巨大风险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则更具有牺牲精神，更加崇高。
张道藩的义举引出了杨帆的义举；杨帆的义举给唐绍华的创作提供了可能；唐绍华的创作又使得终身从事文化发展工作的张道藩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成绩。
人世间的因果链真令人感到玄妙神奇，意味深长，
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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