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可烧，书可焚，而思想永存！
（原文名：在纳粹焚书的地方，她用十万本禁书盖了一座“帕特农神庙”。
作 者：佚名 本号转载有部分改编，图片及资料来自网络）
2017年，阿根廷艺术家玛塔·米努欣（Marta Minujín）在德国卡塞尔的弗里德里希广场上用10万本禁书搭建了“书之帕特农”（The Parthenon of Books）。装置艺术利用了10万本书，组成了比例1：1的帕特农神庙。
（帕特农神庙遗址）
（书之帕特农）
主体结构由钢筋、塑料膜和书组成：先用钢筋搭建神庙外形，再用塑料膜将书缠绕在钢结构上。选在弗里德里希广场的原因，是因为这里曾是纳粹焚书的地方！
在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上，她的装置艺术“书之帕特农”（The Parthenon of Books）轰动了艺术界，因为这项艺术品的特殊意义，彼时的德国和希腊总统都出席了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开幕活动，要做这么一个“书之帕特农”（The Parthenon of Books）可不容易，玛塔·米努欣团队从2016年10月就开始接受世界各地的捐赠。捐赠者需填写简单资料，说明这本书的信息和被禁的时间。一不小心，竟募集到了6万余本图书，其中还包括畅销书《哈里波特》、《达芬奇的密码》等等。看来人类世界的禁书真是不少呢，其中包括至今在某些国家仍被禁止的书籍。
历史的回顾：
1933 年 5 月 10 日，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写信给他的好友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信的开头，他写道：
我忠诚的朋友啊，我给你写回信的今天，是 5 月 10 日，一个光荣的日子，因为我的作品将在柏林被放上柴堆焚烧，地点位于我曾在千人面前发表过关于你的演说的广场上。……
没有一个德国作家发起抗议，抗议对韦费尔、瓦塞尔曼、施尼茨勒以及对我所处的火刑！没有一个人！一个人都没有！
茨威格在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惊惧与错愕溢于言表，
“我还是同样的人，和 14 天前一样的那个作家，从那以后我没有发表过一行字。而且，从那以后起，因为我的名字列在那个18岁可笑的小丑的名单上，没有人敢再冒险跟我说：‘亲爱的朋友，你好吗？’”
这已经不是茨威格的作品第一次遭到焚毁。1933 年 4 月 28 日，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就从巴黎写信给身在萨尔茨堡的茨威格，告诫他要当心最近的“骚动”，并且告诉他，“您的书在布雷斯劳（Breslau）被焚毁”。信中提到了一份“德国学生组织的宣告”。
斯蒂芬·茨威格
然而在茨威格眼中，纳粹针对的只是那些明显的政敌、左派人士、和激进运动的鼓吹者，如果一个人——像他自己这样：安静、本分、管好自己的嘴巴，那么到最后总会有某种理智降临，带来某种对大家都好的妥协局面。 但是茨威格搞错了，发起焚书运动的主力军不是纳粹官方，而是各个大学的在校学生。1933 年希特勒政府上台，短短三个月内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即纳粹党）的人数就突破了 150 万。为了防止所有国民都变成纳粹党员而削弱党的重要性，1933 年 5 月开始，希特勒下令紧急暂停新党员的招募工作。 但是另一方面，新政权在推行具体政策的时候却并非一帆风顺。1933 年 4 月 1 日首次针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就以失败告终。犹太商店的营收收缴到中央的为数寥寥，人民的反应大部分是负面的。所以纳粹当局调整步调，决定近期不再筹划类似的正面反犹行动，而是通过集会、公共演讲、灯会与火炬游行，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措施将犹太人慢慢排挤出主流的社会体系。 （1933 年 5 月 1 日，柏林的青年团成员。） 焚书运动的构想来自“德国大学生组织”（DSt）。早在魏玛共和时期，德国的大学中就弥漫着民族沙文主义的气氛，反犹排外的论调甚嚣尘上。1931 年，“德国大学生组织”经过民主投票，正式由“纳粹德国大学生联盟”（NSDStB）直接领导。1933 年 3 月，当政府方面成立“帝国国民宣传教育部”时，大学生们便紧跟其步伐成立了“德国大学生新闻宣传总部”。在“宣传总部” 4 月 6 日刊发的“ 1 号通函”上，第二条便是“宣传部组织第一个牵涉全体学生会与德国公办单位的活动，为期四个星期，1933 年 4 月 12 日开始，5 月 10 日结束。活动详细内容后续公布。” 在“宣传总部”的第二份“通函”上，更为细致地列出了四条具体措施： 第一，“由于世界犹太文化对德国的敌意，德国高等学校学生会组织将公开焚烧犹太书籍”。
第二，所有的大学生都有责任清理周边熟悉的人的书架。 第三，学生会的“责任”是将所有图书馆或书店，从“那种书籍”里“解放出来”。 第四，每个人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都要“放胆进行教育活动”。
一个月后，这些“德意志文化捍卫者”翘首以盼的焚书名单公布了第一批作者名单，三天后的 5 月 16 日，长达 131 个名字的长名单正式发布。这份名单是纳粹德国禁毁书籍的基本依据。名单上包括 94 位德语作家和 37 位外语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约瑟夫·罗特、托马斯·曼、布莱希特、埃里希·雷马克、海明威…… 美国记者伯查尔以柏林焚书为主线，记录了这场蔓延全德的焚书运动。他这样写道：“在绝大多数德国大学城里，那些激情昂扬的学生激进分子们正举行焚书仪式，烧毁那些体现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学书籍，小册子，函件和记录。伴随着这一行动的是火把游行，军乐和大喊大叫的爱国演讲——其热闹程度远远超过英格兰福克斯节（每年 11 月 5 日）。在德国，有大约30所大学，起码每州一个。每所大学都应点燃自己的大火，但在科隆、海德堡和其它一些地方的焚书仪式被推迟到下个星期举行。”
据记载，当时在倍倍尔广场一带竟然聚集了四万人，而在菩提树下大道上，又聚集了几万人，学生们手持火把，护送着装满书的车子经过，有卡车，也有私家车，此外，还有五千人的游行队伍。他们“用圆木头交叉堆起了一个长宽 12 英尺，高 5 英尺的柴垛”，游行者经过时，就将火把扔进去，待大火燃起，就开始焚烧书籍。 现场还有学生代表发言，表示同学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烧毁那些“可能瓦解民族运动的‘非德意志’的书和文件”，他还相信从此之后，“德国文学一定会纯洁起来”。 1938年4月30日，奥地利萨尔茨堡的 Buecherverbrennung，纳粹青年团成员在焚烧书籍。公开焚书在纳粹德国是常见的活动，他们斥责这些书是非德国的。 在烧书过程中，他们还会高喊作者的名字，比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歪曲我们的历史，诋毁历史上的伟人”，比如“埃米尔·路德维希——进行文学欺骗和背叛德国”，比如“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贬低德国文字和德意志的最高爱国理想”……这些书之所以成为禁书，或是因为它们的作者是犹太人，或是因为它们揭露极拳罪恶，或是因为它们反战。 1933 年 9 月，焚书事件 4 个多月之后，在戈培尔的指导下，纳粹德国成立了德国文化协会，下辖美术协会、音乐协会、戏剧系会、文学协会、新闻协会、广播协会、电影协会……实现了文化的全盘纳粹化。 为警示 1933 年 5 月 10 日发生的焚书事件。1995 年，由以色列艺术家米夏·乌尔曼设计的“空书架”建成于德国倍倍尔广场。其中 32 个书架恰恰能放当年被焚的两万多本书。
空书架旁边，刻有海涅名言：“Das war ein Vorspiel nur, dort wo man Bücher verbrennt, verbrennt man amEnde auch Menschen. Heinrich Heine 1820（他们在哪里焚书，接着就会在哪里烧人。海涅，1820）” 1976 年，记者于尔根·泽尔克在《星》周刊上发表了焚书幸存作家的专访。读者中有一位 46 岁男子，他是属于战后一代的德国人，他还清楚记得 1945 年 3 月的一天，父亲把他叫到身边，告诉他德国在战争中即将面临的失败。战争结束后，父亲自杀了，而他原先的世界观也整个被颠倒了过来。那个时刻，在那个时代，在格奥尔格·P·萨尔茨曼的生命里，他所相信的一切，几乎全部瓦解。 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上的 The Parthenon of Books（书之帕特农神庙）：德国卡塞尔市的弗雷德里希广场上，阿根廷艺术家 Marta Minujín 的大型装置、 10 万本书搭成的“帕特农神庙”。这 10 万本书来自世界各地人们的自发捐赠，其中许多书籍曾是禁书，但如今已被解禁，而一些书籍至今仍被禁止在一些国家传播。这座禁书之殿所在的地点也是 1933 年焚书场所之一。
德国文学批评家、传记作家福尔克尔·魏德曼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意，搜集整理了那些曾在人类历史的灰暗瞬间中被付之一炬的作家作品。这些作品不见于图书馆，只能通过古旧书店和互联网来寻觅。在他的《焚书之书》中，福尔克尔的话听上去似曾相识，“这里的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英雄典范，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以及一次反抗的证明。每一本都是幸存者，原本已经应该被销毁，却仍顽强存在着。”
毕竟，世上有很多事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注定不会成功！（本号编辑留给读友一个思考的问题：是的，纳粹想做的事最终没有成功，但为什么整整一代聪明的德国人，尤其是彼时的年轻学生，集体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逻辑判断能力，忠心耿耿地追随纳粹走向罪恶的深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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